二零零三年春天，我第一次见到胡舒立。先是在一个如计划体制活化石的红砖楼小院里，然后一起去爬香山，最后在西四环旁的一家餐厅吃饭。我想问她对中国改革的看法。十六大刚刚结束，改革经过了正好四分之一世纪，很多人相信，中国正迎来又一次思想解放，未来之路越来越宽阔。
这是一次奇怪的采访。一路上，她一直在打电话，问一个人该如何找到另一个人，在把这个人的号码告诉那个人。我领教了她的旺盛精力，能够一面爬山，一面用如此的语速讲个不停。我抓不住她谈话的节奏，而且她的回答也与我想象的不同，它是碎片的、即兴的。有时，她又突然问我有没有女朋友，“中国最危险的女人”摇身一变成了热心肠的大姐。
“改革是个日益复杂的过程”，在她冒出一句又一句之后，这句话留在我的脑海里。她说对几年前的中国新闻界来说，勇气与努力是最值得珍视的品质，但如今仅此不够了，同样重要的是判断力——在越来越复杂的环境中做出准确的判断。
我觉得她说的很有道理，却说不清道理何在。在我头脑中，或许在当时很多人的头脑里，改革仍像是个线性的、不可避免的过程。开放将取代封闭、市场经济战胜计划体制，匮乏变成丰富，黑箱操作变得透明，多元思想替代单一价值，从混乱到法治……一本叫《制高点》的书正在流行，两位历史学家将二十世纪的历史，视作两种观念的斗争——计划与市场。这本书充满了美国冷战获胜后的喜悦，欢呼市场体制的获胜，中国最著名的经济学家吴敬琏专门作序推荐。作者的叙述流畅而雄辩，但问题也随之而来，“市场”与“计划”似乎变成了两个抽象的力量，是某种魔咒，不同国家选择了不同的咒语，就通向了截然相反的道路。它丝毫没有分析和叙述，一种经济体制到底是怎样运转的，将受到政治制度与社会心理的何种影响。中国也是这一连串的市场胜利中的一环吗？
那次见面后不久，北京迎来了或许是它自一九八九年来的最大一场危机，SARS爆发了。我第一次感到恐惧与无力。而政权之前给予人们的乐观，一下子凝固了。倘若不是蒋彦永的大胆出面，恐怕疫情还会隐藏更久。官僚系统依旧是老样子——它公然说谎、反应迟钝、对生命冷漠至极。但人们仍旧抱有希望——新闻媒体的采访不是更大胆与深入了吗？或许这也是一次变革的良机——中国的变化不都是由危机推动的吗？新的领导人，总是给予人们新的希望。《财经》采访深入、写作冷静、追问也更为彻底。所有的问题都并非孤立，股票市场的丑闻与医疗系统的失败，它们都蕴涵着类似的逻辑，都最终指向这个国家的深层困境。SARS也变成某种隐喻，它不仅是生理上的疾病，更是制度上的疾病。
中国媒体的内在悲剧暴露无疑——当蒋彦永试图呈现真相时，他只能求助于境外媒体，《时代》最先刊登了他的观点，中国人随后才了解他的存在。中国媒体看似日益开放，但当涉及到核心问题时，一切仍在严格的审查之下。尽管如此，《财经》的表现仍旧令人侧目，它第一个刊登了关于蒋彦永的特写报道，并发表了吴敬涟与他的对话。这真是个意味深长、令人感慨不已的对话。两个同年出生（1930年）、同年入党（1952年）的老知识分子，象征了中国社会最后残存的正直人格，他们在各自的领域以人品、孤独，或许还有经常的无奈，对抗着正在塌陷的周边环境。
二零零三年的中国新闻界，充满了鼓舞。政治制度、官僚系统依旧庞大、傲慢，但它们似乎正在松动。SARS危机迫使政府主动公开信息，而《南方都市报》对于发生在广州的孙志刚案的报道，则迫使政府废除了相关法规。中国的新闻报道是对权力容忍边界的不断试探，这一次你突破了，就意味着下一次你赢得了更广泛的空间。而另一个事件则为中国媒体拓展另一个崭新的空间。这一年的十二月十七日，中国人寿在纽约成功上市，它的股票认购率达到了一百六十八倍，创造了当年全球资本市场的纪录。在以制造业闻名多年之后，中国似乎开始在全球金融领域拥有了一席之地。这也是“中国概念”兴起之时，全世界都开始谈论中国，中国媒体又该怎样加入这场谈论？
我忘记了我在二零零一年时的乐观是如何一点点消退的。它既与中国的社会气氛相关，也与我所在报社的内部环境相联，必定也受到我内心的变化的影响。
我记得二零零四年夏天“郎顾之争”给我思想上带来的混乱。一开始，经济学家郎咸平指责广东一位标志性企业家顾雏军，用种种欺骗手段，侵吞国有资产，并为这个事件创造了一个“国退民进”的标签。随后，它演变成了一场更大范围的公共讨论。它既是两派经济学家间的争论，支持市场经济、产权改革的吴敬琏、周其仁、张维迎为顾雏军做出某种辩护，而另一派经济学家杨帆、左大培声援朗咸平，则相信这种产权改革只是让某些企业家占有了公共财富。朗咸平煽动性的措辞——他既会创造“七大板斧”的理论，又会使用“小保姆”的比喻——在众中引发了巨大的回响，普通人对于日益加剧的社会不公、腐败问题心生不满，顾雏军这样的“公然的掠夺者”可以轻易变成他们愤怒矛头的所指。互联网的传播效应给予每个人以参与机会，对产权问题的严肃分析与争论，被裹挟到大众情绪中。这一争论很快就从某种半学术角度，堕落到公然的谩骂。互联网上是极端情绪的发泄场，这些情绪不仅停留在网络世界，它随即转而影响报纸与电视。一种新的传播模式也初具苗头——不再是印刷媒体信息与观点影响网络，而是网络事件与情绪情绪牵引媒体的报道。
我不知道该怎么理解这一事件。很多种感想杂乱无章混合在一起。在情感与理智上，我更偏向吴敬琏、周其仁一方，甚至多少有点同情素不相识的顾雏军。中国的私营企业家大多有一种暴发户式的粗鄙、嚣张和自以为是，以为自己就是这个时代的英雄，很少自我检讨或有更长远的目光。
比起从前那种傲慢和低效得令人绝望的国有企业，我宁可选择他们。有时我也颇为费解，为什么人们对于“国有”的概念仍如此迷恋，“国有”的东西从来都与我们的人民没什么关系，它只是国家权力代理人的财产。人们似乎宁可容忍一家国有企业在一个愚蠢的党委书记的领导下每天都浪费巨大，也不愿意看到它转到一个私营企业家手中。这个过程当然会发生无数的不公，但消除这种不公的方式，显然不是终止这种产权改革的过程，而是要提高转变过程中的透明度和对行政权力的制约。普通人的内心积郁对这种不公的愤怒，但是该选择寻找一个替罪羊释放这种愤怒，还是该探寻其更深的原因？
在探讨进入更深层次时，又不得不面临着更根本的问题——政治体制与经济发展间的矛盾。这是人人都知的禁区，人们不得不绕道而行。而当思想与语言，总是在核心问题周边绕来绕去时，核心问题反而被暂时遗忘了，它被包裹进一个语言的毛线球，毛线一层层地缠绕，以至于人们最终忘记了它的中心到底是什么。真实的问题退隐了，语言的泡沫就占据中央。一个扭曲的公共讨论空间也随之形成。
也是这一次公开的讨论，让我第一次清晰地感受到公众情绪的力量。中国社会开始明显被一种极端情绪所左右，一个问题出现时，不管它的情况有多么复杂，人们都必须选择一个简单的立场。我感觉到另一种压抑，这种压抑不是来自于传统的政治压力和审查，而是来自于公众情绪。一种新的社会现实似乎到来了。
我想起了胡舒立所说的更为关键的“判断力”。当我面对更直接的商业新闻时，这种判断力的缺乏更是触目惊心。几年以来，我只是在抽象谈论中国与世界，一点也不了解现实的中国。我记得二零零四年初，我仍兴致勃勃飞到上海去专访德隆的董事长唐万里。而此刻，业界资深记者们都知道这家集团问题丛生，或许即将倒闭。而在访谈里，我没有触及任何关键问题，想生硬地把唐万里套进在《哈佛商业评论》读到的关于领导风格和管理模式的理论里。今天想来，这真愚蠢得让人心惊肉跳。
我也感到了来自报社内部的压力。在不到四年的时间里，我和很多同事都感觉到，随着报纸的成功，最初的实验、自由精神迅速消退。它成了另一个平庸的官僚组织，人们不继续拓展未来，而是要分享既有成果，让自己得到最大的那一份。贫穷年代的同志友谊，变成了富足时代的利益争夺。青年人的热情、创造力，让位于人际关系、组织原则。我第一次清晰地体验到中国社会的“早衰文化”。在一个人、一个组织成熟之前，就已经衰老。人们普遍认定，一个记者在四十岁之前，至少要成为部门主任，如果再继续采访写作，就是个显然的失败。而机构的寿命，更短得可怕，昨天还荣耀一时的企业，今天就已灰飞烟灭。新闻业更是如此，除去企业的正常困境，它更面临来自审查部门的压力。作为半市场化媒体，你不再被称作“党的喉舌”，没有直接的禁令，但压力无处不在。你很难具体描述这种压力。你很清楚哪些问题是敏感的、要主动放弃的，你甚至还学会了和审查部门的游戏方式。你甚至可能很自然地去想，只要不触碰这些敏感，你仍享有极大的自由。但是我们经常忽略了，这种主动放弃，在多大程度上窒息我们的想象力和勇气。新闻记者最大的奖赏，从来不是来自物质，而是某种道德与信念上的胜利。他认为自己呈现了真相，倡导了正义，代表了理性。当这种奖赏总是被剥夺后，我们失去了自尊。在青春时的梦想和激情很快释放之后，他们不可避免变得玩世不恭、自我欺骗。这不正是新闻业的普遍困境吗？
二零零五年夏天，我和几个同事离开了工作的报纸，也离开了商业新闻领域。或许那个时刻，我对于胡舒立的尊敬又多了一分。不是作为新闻记者、而是作为机构领导者的胡舒立。这本杂志仍旧生机勃勃，它的记者仍被某种理想主义影响。它也成功地把影响力转化成更大范围的社会进步。这本杂志和它衍生的网站、会议，已经成为中国经济生活中最重要的公共平台。随着中国卷入世界的程度日益加深，它几乎又成为了能够参与这场全球对话的唯一的中国媒体。她开创的《财经》奖学金，已成为中国记者最重要的专业培训项目。一个良性循环已经产生，《财经》用自己的经验和价值观，塑造行业标准，影响舆论与政策，培养人才。
这并非说它毫无问题。你既可以说它具有专业精神，也可以说技术理性的胜利。这本杂志经常是令人阅读厌倦。而整个杂志的胜利，似乎也是开明专制加上技术官僚的胜利。你感受不到一本知识分子杂志的人文情怀。但是，即使你再抱怨它的写作风格，对公共政策的过度迷恋，一旦重要新闻发生，《财经》仍几乎是唯一的选择。你知道，关于中国的新闻，没有任何的媒体——包括西方媒体——会比它的报道更详实与值得信赖。
它报道领域不断拓宽。从经济领域进入到公共卫生、环境、科技、甚至社会新闻领域。它在很多条战线上同时作战。它追问松花江污染的源头，它警告股票市场的非理性繁荣，它评估中国崛起，它报道鲁能公司的奇特交易，它探讨人民币汇率，它调查四川地震坍塌的教学楼的事故原因，它也报道气候变暖，它还不断强调中国改革到底该选择什么样的路径，它在世界经济论坛上组织中国经济讨论会……倘若你追踪胡舒立每期撰写的编辑言论，《财经》的两个角色日益清晰：一方面，它在中国社会扮演的改革推进者。改革的共识已经破碎，中国正可能面临两种危险——官僚系统陷入惰性，因为担心出现新的问题，就索性停滞不前，而只能坐等更大的危险到来。最初的市场改革没有预见到的权贵资本主义已经形成，利益集团成为进一步改革的巨大阻力，它们不仅将权力资源转变成经济资源，并通过经济能力进一步巩固原有官僚权力；《财经》的另一个角色则是充当新的全球对话的中国代表。这是个荣耀却又孤单的角色。当中国的商品与中国移民涌向全世界，能源战略从非洲到南美洲，所有世界机构急切地想听到中国的声音，全球媒体上充斥着对中国的报道时，中国媒体却保持着惊人的沉默，似乎对于自己的未来命运毫不关心，对于自己给其他人造成的影响惊人的迟钝。《财经》是唯一一家加入这场谈论的中国媒体，而且令人信赖。如果中国真的具有什么软实力的话，《财经》肯定是其中重要的组成。
在哈佛的演讲中，刘宾雁提到了他在审查制度下，如何进行批评性报道。他要先表扬现状，然后把文章引向要报道的事实，然后再以表扬结束。所有的媒体都属于国家，党垄断了一切，他必须在这一块铁板中创造出小小的空隙。他也必须得到某位领导人的幕后支持。社会的矛盾也相对简单，它是官僚系统与人民之间的矛盾。倘若一名记者说出了真相，它会赢得人民几乎一致性的欢呼。
胡舒立则面对另一个时代。市场化已经催生出大众媒体，党报不再是唯一的选择。市场给予新闻记者新的空间，也提供了更错综的挑战。一名新闻记者不仅面对着政治权力的限制，也面临着金钱的诱惑。很多时刻，诱惑比限制更能摧毁新闻业的品格。而真相似乎变得更扑朔迷离，它隐藏在一个经过种种技术手段造就的新的谎言系统中。
刘宾雁依靠的仍是一个知识分子的品格与才华，胡舒立则寻求的是专业能力与机构的力量，她要建立一家能将她的价值观传播到更广泛、更深入的机构。而正是这样一家又一家具有独立价值观的机构，构成了一个成熟的市民社会，它们给予不同的公民群体提供了表达的空间，给予他们参与公共事务的机会，鼓舞了不同价值系统的生长，它们也分担了政府面临的社会压力，它们是社会真正的稳定器。
在很多方面，胡舒立与刘宾雁分享着类似的传统。他们继承了二十世纪知识分子对国家命运的焦虑，倘若刘宾雁的焦虑表现在他对中国问题富有情感性的呼吁，那么胡舒立的焦虑流露在她对于美国新闻标准偏执性的追逐——她追逐它，不是因为它是“美国的”，而是因为它是最好的新闻标准。而她要让她的杂志，或许还有中国新闻业，靠近并终有一日超过它。
他们既是改革的产物，又是改革的推动者，但最终又是改革困境的牺牲者。他们都是这个政治系统内部忠诚的反对派。胡舒立不止一次把《财经》比作啄木鸟，“永远在敲打一棵树，不是为了把树击倒，而是为了让它长得更直”。
一九八七年的刘宾雁与二零零九年的胡舒立，或许都标志着各自年代改革的停滞。刘宾雁直接来自于政治的压力和宣告，而胡舒立在十一月九日的辞职，则来自于一些更隐晦的力量，你可以将它理解成一名主编和资本方的矛盾，或是两个个性都过分突出的人的个人雄心的冲突，更可以把它理解成独立意志的媒体理想和日益稳固的利益集团之间的矛盾，解雇她的资本方不过是这个更大的利益集团的一部分。这个利益集团成功地将市场力量与政治权力裹在一起。在媒体理想能够帮助它赢得更大的市场回报、赢得国际上的赞誉时，它可以暂时容忍它的存在。但当这种理想日益强大，要触及到它的防线时，合作的机制瓦解了。
不管你创造多少绚目的新名词，中国的新闻界仍生活在一九四二年延安整风运动和一九七九年的四项基本原则的界限之内。跳舞的空间增大了，镣铐上盖了一层柔软的棉布，但它从来没有消失。
我们可以这样自我安慰。一九八七年的刘宾雁比一九五七年的刘宾雁要幸运得多，他不需要再被批斗、下放，他甚至还可以出国。而二零零九年的胡舒立则比刘宾雁幸运，她可以去大学当院长，创办新的杂志。
但一代代中国人的才华与热情，就这样被轻易的浪费掉了。我们总是这样一次次重新开始，然后一次次被迫放弃，到最后被遗忘，类似于自我毁灭式的不断重复。中国历史的循环色彩，再好不过地反映在这些个人命运的起伏上。而每一代新人都难以顺利衔接上一代的传统，汲取他们的养分，并在此基础上将我们自身与这个国家提升到它本应的位置。
面对现实，不意味着悲观地接受现实。一代又一代中国人最光辉的时刻，也正是他们与这种看似不可抗拒的历史力量较量的时刻。在八十年的生命里，只有八年时间，刘宾雁有机会发挥自己的才华，但这八年的光彩，可能在意外时刻与地点，以意外的方式照亮了另一个人的心。而胡舒立在五年前说，中国有很多故事等待讲述，它是任何一个新闻记者都梦寐以求之地。而胡舒立和他《财经》的同事们的经历表明，这些故事可以被讲得多么扣人心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