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议时间反复变动
北京每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以下简称“央经会议”）是全国经济实业界与学术界共同关注的焦点，全球金融危机以来暨中美经贸关系紧张以来，央经会议又受到了美欧及新兴发展中国家的关注。北京决策当局对此踌躇再三，先是放话说十一月底召开，并称“货币政策或由积极转中性”；而后，又称或延至十二月十日以后召开，声称“防通胀是重点但非主线”；最后，会议於十二月五至七日举行。
此间尚有一个细节：十一月二十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了一个关於经济形势研判的专题会议，提前为央经会议定调──继续採取积极的财政政策与宽松的货币政策。它意味着：（一）决策层面对未来政策的预期根本形不成主导意见，即每个政策选项均是“投票不过半”，因此要以维持去年政策为主；（二）学术界的防通胀建议被搁置，即中性货币政策不可能实行；（三）国际经济环境进一步恶化，其中美元主动贬值给中国带来了更大的全球通胀分摊压力。
体制内一部分经济学家认为：中国大量的过剩产能可以抵消通胀压力，大量进口可以对物价上涨起到平抑作用。但是中国过剩产能与市场需求并非一致，进口的资源大多控制在国企手中，后者不仅没有平抑价格的功能，而且还是剥夺民企的利器。目前来看，三项重要价格指标都在迅速攀升：
恶性通胀不再是预期
（一）作为居民储备黄金，其价格一直在飞涨.此中固然有全球金价上涨的传导因素，但是中国传统讲“盛世珠宝，乱世黄金”，普通居民对通胀预期远比中央经济分析机构要灵敏。按十一月回调惯例观测，伦敦期货交易金价年涨每盎司三百零八美元，折合克计为九点九美元。中国国内零售金价同期每克上涨一百一十元人民币，超过十六美元。也就是说，黄金涨价中有百分之三十八的因素来源於居民对通胀将临的判断。按经济观测经常性指标来论，中国国内零售金价与纽约期货差价幅度不应超过百分之十五。因此，恶性通胀已在居民心中形成预期。
（二）房地产价格继续飞涨，对於这点，温家宝的焦虑之情溢於言表。在传说央经会议十一底召开的时间里，十一月二十八日也即政治局会议一周后他到上海考察，重点讲“要抑制投机性购房”。然而被投机力量操纵的房地产市场并没理会温家宝的意见，相反房价狂涨已从京沪穗深四大一线城市往二线的武汉、长沙、南京、合肥、济南、西安传导，这些城市到十二月上旬的年度房价上涨每平方米达九百元，平米售价万元指日可待。
房价飞涨的主要动力源是二○○九年十万亿信贷的海量投放。十万亿信贷至少有二点五万亿进入了房地产投机市场，进入股市的亦不少於二万亿.房地产市场投机的危险性远不止於价格飞涨，而在於进一步地加剧了社会不公平程度。一方面，社科院公佈的《二○一○年经济蓝皮书》指出“中国百分之八十五的家庭无力购房”；另一方面，以上海为背景反映城市白领“房奴”生活的电视剧《蜗居》热播，引起社会共鸣.
（三）粮食价格爬升，起到了恶性通胀的多米诺骨牌“第一块作用”。从去年十二月上旬到今年十二月上旬，作为饲料主要原料的玉米，涨价每吨高达三百八十元，折合市斤一角九分。预计在今后三个月内，它向鸡蛋与猪肉的价格传导分别为每市斤三角与五角。粮食市场价格的变动与国内丰歉有关，但是一般水平上的丰歉已经不能直接影响市场。可以预计，由於美元大幅贬值带来的大宗商品涨价，今后半年将会达到百分之二十左右的水平。另外，中国国家储备总量折值与国际市场投机力量严重不对称：前者年底储备可达七千亿斤，加权计价五千八百亿人民币，折合美元约八百五十亿；后者，年底总量将达九百亿美元的水平，而两者理想的均衡状态应当是二比一。
鉴於以上三方面的情况，可以说，中国继续保持积极的财政政策与宽松的货币政策，尤其海量信贷供给，必将在今后九到十八个月之间造成恶性通货膨胀。而且，恶性通胀的推动力量是叠加型的，因为二○○九年全部投放的时滞效应还没全面反映出来。二○一○年春节后到五一前的第一波大通胀冲击必然会出现，尤其食品等生活必需品涨价将会高达百分之二十五。
“国进民退”没商量
央经会议之前，政协体系民建、民盟、工商联的经济学家们进行了大量的游说，试图在会上解决“国进民退”问题.但是，央经会议闭幕后公开的五方面政策没有任何一条涉及到“国进民退”问题解决，尤为重要的是，第三条之谓“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推进产业结构调整”，完全没提民企在其中的参与方向及程度。这一信号预示着：（一）国企作为一个庞大的政经合一体即利益集团，已经实质地影响了中央经济决策。今后，在立法方面的利益化诉求更为明显.（二）垄断性国企已经做好了向民企转嫁通胀压力的准备。
后者将是恶性通胀的一大推动因素，因为国企佔据垄断性产业的上游，并能控制下游企业（大多是民企）的材料价格与市场空间.可以预见，恶性通胀将带来中国市场经济面目的大改写，更多的大型民企不得不接受国企的“招安”，更多的中小型民企只能处於维持生存的水平上。这种状况的出现有着逻辑性必然：中央政府需要更多的便捷税收入来维持积极的财政政策，而大型国企是最主要的贡献者。
资本家外逃：明年新景象
中国的经济结构阻碍了中国经济的“V型反弹”，个人消费不会因宽松的货币政策之持续而有较大增幅。没有“V型反弹”，跌入“U型慢爬”的可能性非常之大。这也是北京当局不惜用恶性通胀换取经济维续的根本所在──央经会议仍然没对此前热议的放弃GDP考核作任何评价，仅仅模糊地说转变增长方式。
对全球经济复苏作任何预言，都为时过早，因为本次危机是一九七一年美元与黄金脱？即全球信用货币体系建立以来，人类货币制度的全面危机.在信用货币体系运转的大多数时间里，中美两国的经济依存度增高，最后转化成两国在全球的“通胀竞赛”。（参见笔者发表於《动向》二○○九年九月号文章《中美通胀竞赛拷贝军备竞赛》）
中国过剩产能的输出受到了美元主动贬值的狙击，中美经济的互溶性渐次让位给了排斥性。经济危机给出了价值反思的机会，中国悄然掀起一场“再意识形态化”运动。没有商量的“国进民退”是这场运动的开幕式，随着恶性通胀的来临，必然引发一场中国式的“资产阶级恐慌”。二○一○年，“贪官外逃”现象将让位给“资本家外逃”，成为中国新闻的一大热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