狂飙突起的六月，报纸广播几乎每天有人民日报社论，除了揪斗牛鬼蛇神，学习火药味十足的社论，就是我们的功课。
6月1日：人民日报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当晚8时30分，电台播出聂元梓等7人大字报，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
6月2日：人民日报社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
6月3日：人民日报社论：《夺取资产阶级霸占的史学阵地》，同时刊登史绍宾编选的《吴晗投靠胡适的铁证》。
6月4日：人民日报社论：《毛泽东思想的新胜利》、《撕掉资产阶级“自由、平等、博爱”的遮羞布》；
6月5日：人民日报社论：《做无产阶级革命派还是资产阶级保皇派？》。人民日报转载解放军报：《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宣传要点》。
6月8日：人民日报社论：《我们是旧世界的批判者》。
6月16日，《人民日报》报道了南京大学发生的所谓“镇压革命群众运动的反革命事件”，并发表社论。宣称“文化大革命”对于一些部门和单位来说，“是一个夺权的斗争，是一个变资产阶级专政为无产阶级专政的斗争”。号召“必须采取彻底革命的办法，必须把一切牛鬼蛇神统统揪出来，把他们斗臭、斗垮、斗倒”。
这期间，重要人物的署名文章，煽风点火，火上浇油。在北京的清华和北大校园，大字报形成高潮，戴高帽子游街也成为革命的校园风景线。全国许多名校，都发生效仿聂元梓，向本校的党委开火的大字报和揪斗风潮。而各个高校的党委，不约而同的组织师生进行反击。在这种情况下，中央向各高校派出了工作组。从后来人们知道的情况看，派工作组是毛蓄意让刘邓犯错误。工作组进校园后，力图把群众运动纳入党的领导之下，在统一领导下大抓牛鬼蛇神。
六六年六月中旬，甘肃省委派往各高校的工作组进校了。在我们师大，似乎没有谁像北大清华南京大学或者兰州大学那样敢贴校党委的大字报。所以工作组进校后，操纵学生变本加厉地迫害教师，同时保护校系党的书记和党员干部不受大字报的冲击。一时之间，师大校园里学生揪批教师的狂潮愈演愈烈。几乎所有的教师，特别是年老的教授们统统成了牛鬼蛇神，他们天天被游街示众，带着稀奇古怪的高帽子，胸前挂着大牌子，手里提着脸盆当锣敲打着，还有的被迫穿上长袍马褂或花里胡哨的戏袍，总之极尽侮辱人身蹂躏人格之能事。
所谓的揪出，就是革命群众用大辩论大字报公布此人的罪行。大字报是群众贴的，但群众必须奉旨行事。工作组在各个系各个班级成立运动领导核心小组，均是政治上最可靠的人组成。大字报一经贴出，此人就死定了，就是盖棺论定的牛鬼蛇神。
后来在工作组干预下，游街戴高帽子的事情是少了，大字报的威力却越来越大。用白纸或者是旧报纸写的大字报铺天盖地，教室里挂着大字报，教学楼墙上贴满大字报，有的大字报从楼上糊到楼下。学生们把大字报糊到牛鬼蛇神家里，牛鬼蛇神回家，必须小心翼翼的，不能把大字报碰掉，否则就是破坏文化大革命，就要以现行反革命罪遭到批斗。有些学生还把大字报糊到牛鬼蛇神的床上，牛鬼蛇神睡觉，必须从大字报下面爬过进去。大字报的内容五花八门，除了教师上课时说的话经过绵密的论证是放毒，反党，反毛思想外，还有稀奇古怪的内容。比如大字报揭发某牛鬼蛇神曾经当过日本人的翻译，日本投降时，他把两名下女接收据为己有。还有一位牛鬼蛇神身材魁梧，走在街上，后面跟的小孩都叫他毛主席，他自鸣得意。大字报说这是狗胆包天，狂妄无耻等等。我们班给一位任课女教师贴出大字报，她的问题是夏天光脚丫子穿着凉鞋进教室上课，这是资产阶级腐朽生活方式。
这时候的大辩论，其实就是大会小会对牛鬼蛇神厉声批判，历数罪行，然后是围攻，勒令，质问，喊口号。牛鬼蛇神要是开口为自己辩护，那就被认为是气焰嚣张，狡猾抵赖，负隅顽抗。在万众一声的吼叫下，就让他坐“喷气式”。大部分牛鬼蛇神闭口不再说话，听任摆布。触及灵魂的大革命加载了皮肉之苦。
历史系的老教授张师亮终于不堪忍受令人窒息的政治高压和恐怖。他被暴行激怒，怒不可遏，拍案而起，进行抗争。
那是六月的某天，全校师生员工在露天剧场开大会，是抓捕一个初中生，他犯了现行反革命的罪行。忽然会场的一角发生骚动，有人高声叫骂，有数人扑上去要制服他。我们听得清清楚楚，这个人在大骂共产党。当下我们唬得心惊肉跳，面色苍白。天哪，不要说骂，即是说党有缺点，都是大逆不道的反革命，何况破口大骂！像我，哪怕是听见谁说共产党不好，也会吓得魂飞魄散，唯恐别人把那些话赖到我头上，让我吃不了兜着走。现在此人竟然敢骂伟大光荣正确的党，是可忍孰不可忍？我们明白，若是遇到有人说党的坏话，必须上前掌他的嘴，砸烂他的狗头，一定要让党看见你的立场坚定；若不然，你就是和他同伙，戴帽子，下放农村劳动，有你好受的！现在在大会场上公然出言不逊，信口雌黄，莫非吃了豹子胆？疯子？
我们哆哆嗦嗦站起身朝那边看，那里是历史系的人。有几个人在围着一个人拳打脚踢，隐约看见被痛打的人头破血流，还在挣扎着喊：“我豁出去了”。会场秩序有点乱，工作组立刻拿起喇叭喊口号：“坚决镇压反革命！敌人不投降，就叫他灭亡！”我们奋力举臂、可着嗓子跟着喊，唯恐左右的人没有看见自己立场坚定。山呼海啸般的口号压倒了反革命的叫嚣，无产阶级专政显示了它的绝对威力。反革命被带走了，大会继续在“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的口号下继续进行。
这个在光天化日大庭广众下大骂共产党的，就是历史系教授张师亮。那次全校大会他被痛打后，就在历史系被关了起来，对他实行专政。他继续倔强地发表他对独裁专制制度的痛恨，不计后果地诅咒无产阶级思想专政。为了打垮他的嚣张气焰，历史系天天对他进行批斗，施以车轮大战。他不肯屈服，遭了不少的毒打。同时历史系成立专案组整理材料。很快地，关于张师亮恶毒攻击伟大领袖、诬蔑毛泽东思想、反对社会主义的言论的罪行公布了；他还被说成是假教授等等。总之他罪恶滔天、罪大恶极，罪该万死，死有余辜。不久，他被公安局当做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现行反革命分子抓了起来，关进监狱。一九七〇年进行“一打三反”运动，他竟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了。一九七〇年春我在S县的街道上看到甘肃省革命委员会处决张师亮的布告。这是全国处决高级知识分子少见的事例之一，就因为发表了“反动言论”。
校园里恐怖气氛日甚一日。在把几乎所有的中老年教师打翻在地后，工作组依靠党团组织调整运动的方向。“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如迅雷不及掩耳，波及到学生。校园里呼剌剌出现揪出“右派学生”、“反动学生”、“反革命学生”的大字报。在班会、小组会上，同学们争先恐后的检查自己，企图获得组织的原谅，同时不指名地揭发他人的问题。
在整学生方面，我们班表现出极大的热情。第一批“右派学生”、“反动学生”被揪出来了。揭发他们右派言论的大字报贴在教室里和走廊上。我以前向党交心，写了书面材料，承认自己小资产阶级思想严重，对当今社会有过不满，现在这些肯定成了罪行。我忐忑不安，预感到大难临头。
我们班上的领导核心小组，一般而言不公报私仇，他们基本上按学生的所谓政治思想表现，把全班学生排成队。所谓表现，是根据他的家庭成分、是否靠拢组织、有无不满上级领导的落后或反动言论？是否讲怪话发牢骚？是否犯过大大小小的错误？经过如此排队后，领导核心小组确定揪出来的目标，然后通过积极分子，让积极分子发动群众写大字报。大字报一贴出，等于给了被揪出者一个宣判：他从人民内部被开除，从此是敌我关系。按此标准和程序，我上了首选名单。
文化大革命那一番折腾，一言难尽。那是一段过来人均不愿意回忆的历史。至少我们班的同学对大串联以外的文革旧事均不堪回首，甚至讳莫如深。无论是积极分子，或是被揪出来遭受批判斗争的背时者，都愿意把这一段历史从记忆中抹去。很少有人在文革中没有讲违心之言，做违心之事，很少有人在文革中没有被蒙上羞辱，很少有人在文革中没有做过对不起他人之事。当人们回忆那段历史时，或悲恸，或懊悔，或羞愧，或厌恶，或受到良心谴责，或感到窝囊窝火，这就是大家伙儿宁愿忘记文革的原因。那是一个正义与良知遭受践踏，人性泯灭的时代，是谎言与暴力肆无忌惮的时代。当然也有自己既无蒙上羞辱，亦未有伤害过他人的正直而聪明的人；即使对他们，回忆文革也不是一件轻松的事。
在我自己的生存空间里，没有出现遇罗克和张志新那样的人物。因为事后使我们感到愧怍的国民性残疾如卑怯、愚昧、冷酷、奴性、惰性、易于被蛊惑、在刀的指挥下的狂热，以及俯首帖耳地引颈就戮，等等，在那个时代完全得以淋漓尽致地、冠冕堂皇地表现。那的确是一个人性扭曲、灵魂变态的时代。后人是无法理喻的。
文革于我们，是阿Q头上的赖疮疤。现在我把我头上的赖疮疤大致勾画几笔，并非依丑卖丑，乃是为我们所经历的人生长歌当哭啊！
这大约是六月中下旬到七月中旬约莫二十天里发生的事。
附录：网上文章摘录：血写的历史___记文革中枪毙教授张师亮
……记得那是文化大革命时期一九七零年三月二十二日的清晨，寒冷的兰州街道格外静谧，人们和往常一样匆匆行走在尘土飞扬的马路上，突然，一辆架着机关枪的卡车拉着长长的警笛，“呜——，呜——，呜——”，刺耳的啸叫时起时伏，霎时间划破了兰州天空的宁静，紧随其后是全副武装的军人在卡车上押着一个个背插亡命牌的死刑犯。每辆卡车上四个反革命分子，他们被五花大绑后背插着亡命牌，脖子上都挂着一个在其姓名上打着红叉的大牌子。这些死刑犯的周围拥着几个膀大腰圆的军人，后面有一个戴着白手套的军人抓着细铁丝将反革命分子的头颅高高拉起。死刑犯们个个被勒得紫红着脸，眼睛暴突，街道两边的人们看到此情此景都站了下来，屏声静气地扬着头，在肃杀的气氛里木然地望着眼前的一切。在这二十多个死刑犯里，有一个就是我们尊敬的甘肃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张师亮，他是被诬为现行反革命在兰州被判处死刑准备执行枪决的。同时，押往刑场的还有原抗美援朝坦克兵、神枪手，后在兰州大学历史系上学时被划为右派，在天水北道区马跑泉公社劳动改造中，与北京大学新闻系的右派学生林昭等兰大、北大志同道合的青年一起办地下《星火》刊物而被逮捕的张春元。还有因同情办《星火》地下刊物的年轻人，为彭德怀鸣不平，对大量饿死人的现象极为不满而被打成反革命逮捕入狱的原中共地下党员、甘肃省漳县原县委副书记、中共武山县委常委兼城关公社第一书记（大跃进时漳县、甘谷县、武山县合并为武山县）的杜映华。事隔三十六年的今天，没想到《每个人生命都有其尊严》让我又将这痛苦的一段记忆翻了开来，使我想起当年被枪毙后的布告上近距离用枪击碎死刑犯头颅的照片。
……张师亮，河北省涞水县人。曾留学日本东京文理科大学，在抗日战争中期与范文澜、稽文甫在河南大学被称为进步三教授。其后为甘肃学院（兰州大学前身）、西北师范学院教授（西北师范学院后改为甘肃师范大学、西北师范大学）。抗战胜利后，他到北平专管军队总务工作，后随傅作义起义，被当时的北京市长叶剑英表扬。后又到西北师范学院任校办公室主任、政治课教师。因在傅作义队伍任职的历史问题，又调历史系任教，他是一个曾用马克思的《资本论》讲授政治经济学和历史学的教授，因在该系世界近代史学术讨论会上认为毛泽东的“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的说法不妥当，不全面。他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理论出发，讲到上层建筑阻碍经济发展而不能前进时，才会发生激烈的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有规律的，阶级斗争不是万能的。于是，极左分子们说其要破阶级斗争万能论，是反对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就被打成了现行反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