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党已经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从苏区肃反到延安整风、反右运动、反右倾、社教四清，如何“残酷打击、无情斗争”已经形成一套运作程序，充分显示了斗争艺术；那就是先开动员大会造成声势，并立即成立领导小组，再发现积极分子；然后再在群众中发起背靠背的揭发和面对面的批判，揭开斗争的盖子，最后再给被斗争的人员定性或落实政策，以及吸收骨干积极分子入党。运动就算结束。
省委工作队进校后，驾轻就熟地按程序操作。他们向各个系派出小组，甚至每个班都有工作队员专人负责联络。工作组和系总支（思想右倾的总支成员被排除在外）密切配合，在每个班成立领导小组，领导小组积极发展骨干分子，他们经常很神秘地开会，掌握动态，分析形势，确定斗争目标。于是校园里学生的自发行动少得多了，乱哄哄的局面得到控制。校园里的喧嚣开始降温，但是恐怖气氛却有增无减。因为形势发生了微妙的变化：横扫牛鬼蛇神扩大到学生了。揪学生中的右派和反革命，令大多数学生慌了手脚，人人自危，顾不上去批斗教师中的牛鬼蛇神了。
最早的右派学生是音乐系揪出来的，大字报贴在清真灶食堂的墙上。不到半天时间，呼啦啦整个墙壁被大字报糊满了。这是全校十个系五十几个班争相在这里揪出本班的右派学生和反动学生。大字报的标题大都是“某某某疯狂反对”“某某某恶毒攻击”“某某某极端仇视”等等。有些被揪出者事先毫不知情，大字报突如其来，令他措手不及。有些人大概有预感，也只能俯首就擒。凡名字上了大字报的，立刻自觉地遵从“只许规规矩矩，不许乱说乱动”，听凭革命群众发落。自从一六五七年反右以后，不用谁教，每个人就知道，自己一旦成了敌我矛盾，就必须乖乖地就范，别无选择。这已经是中国人的本能了，也是潜规则。
看到学生给学生贴大字报的场景，我不由得打起了冷颤。我会不会被抓成右派？不会吧？运动开始以来，我一直是“割麦便割麦，舂米便舂米，撑船便撑船”，跟在积极分子后面屁颠屁颠的跑，没有出过差错么。我幻想着，侥幸着，可我还是没来由的打哆嗦。
很快，我班就有学生被揪了出来，不过大字报没有贴在校园食堂那里去，而是贴在教室里。大字报的语言也不是很严厉。于是我更加使劲宽慰自己无须杞人忧天。相信我们班的党团员不会对自己的同窗痛下杀手。然而我越是宽慰自己，自己却越是恐慌。班上的第二个第三个右派学生相继被揪出来了，大字报写的都是鸡毛蒜皮的事情，不过都上纲成“白专道路”“迷信封资修”的性质；再有就是什么生活作风问题。看着这些大字报，我只是担心自己，要是被揪出来，那可怎么办？那是多么的羞辱、在人前难以抬头啊！我确信今后的命运便是五七年被打成右派的人的那样，也许分配不到工作，那一辈子不就完蛋了？有时甚至会想：还能找到老婆么？又大骂自己：妈妈的，死到临头，竟会想这些问题！伴随胡思乱想，我恐惧，我慌乱，我不知所措。
我终于感觉到了大事不妙，大难即将临头。先是班上身居领导小组成员的同学突然和我拉开关系，并经常用异样的眼神打量我。我吓坏了，晚上开始失眠。随即我感觉到同学们开始疏远我，迎面碰见，竟绕着我走。随后一些同学即积极分子对我极其冷淡，有时还会直截了当地问我一些问题，如“你对文化大革命有什么看法？”由于这些人是我平时就很惧怕的人物，所以这时我同他们说话就特别拘谨。我嗫嗫嚅嚅的回答说：“拥护。”但他们不肯罢休，继续问我一些政治敏感问题。后来他们从我的答话中分析出我的许多罪行——所谓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接着，我被取消了开会的资格，小组会和全班会都不通知我参加。虽然我混迹在同学们中，去教室或是去食堂，但我形只影单，孤苦伶仃。我如热锅上的蚂蚁，恐惧、羞愧、焦虑交织，神思恍惚，吃不下饭，夜里不断地做恶梦，惊醒以后往往是一身冷汗。尽管如此，我还是心存侥幸。心想：不至于吧？老天爷会保佑我吧？
好朋友张士钢也惶惶不可终日。但是我们知道，不管谁先被揪出来，党团组织肯定要求另一人必须进行彻底的揭发，以示划清界限；那是不能拒绝的。我们都这样想，但是相遇却不敢讲话。于是有一天瞅人不注意，我们一前一后钻进厕所，蹲在便池上互相交换字条，我写了他可以揭发我的问题和万万不能交待的事情，他把他准备揭发我的问题以及他的哪些问题我可以揭发也开列出来。这就是所谓的攻守同盟吧！可怜我们就是如此这般的蹲在厕所里商量怎样蒙混过关！
恐惧和侥幸心理纠缠得我几乎神经失常。但在白天，我仍然按时去教室。自从工作组来了以后，教室的桌凳就集中在教室中央成了一张大桌子，以方便开会。我坐在自己的位子上拿出毛选摊开看。能看进去什么呢？只是做样子而已。反正谁也不理我，我也不理谁，装作学毛选彼此都不尴尬。
终于有一天午后，我到教室，枯坐在教室里照例捧着毛著装样子，忽然有两三个同学拿着白纸笔墨进来了，他们没有朝我看一眼，仿佛我根本不存在。我立刻直觉到到他们要揪我了。
其中有一位同学，毛笔字写得非常好，我常拿他取笑，因为他平常不苟言笑，一身蓝色中山装，一顶干部帽，永远穿戴整齐。他的清洁，是良好的生活习惯，生活马虎邋遢的我本应该学习他，然而我却给他起了一个贬义的绰号“科长”，这绰号叫开了，从此跟定了他，在大多数场合取代了他的本名。多年以后同学们提起他，仍称他是科长。
科长的毛笔字在全班是数一数二的。此时他在我斜对面的桌子上摊开一整张纸，然后用笔调墨，弄毕，他将饱蘸着墨汁的毛笔用嘴咬住，双手展平白纸，歪着头思忖片刻，取下笔，开始笔走龙蛇，奋笔疾书。我紧张得心别别别直跳，似乎盼望他写我或者不要写我。我用眼角的余光斜瞥过去，果然三个大字正是我的名字。我不敢再看，一动不动，僵在座位上。一两个小时过去了，教室里已经没有人了，我感觉肚子咕咕地叫，意识到晚饭时间到了，便木僵僵地离开教室，拿了碗筷去食堂。
去食堂的路两边是生物园的篱笆和饭厅的墙，如今是大字报区，到处贴满大字报，是全校各系各班揪出来的学生的大字报。我佯装看别人的大字报以强作镇定。我一张一张看过去，我看到同班某人被人贴的大字报，揭发他说过“如果三十岁以前不能写诗成名，就要跳黄河”，这是他野心勃勃，极端个人主义等等。我很快看到科长他们给我写的大字报贴在篱笆上，整整七大张，标题是《坚决把毒蛇反革命分子×××揪出来示众》，内容列了我的若干大罪状，其中一条是针对我父亲曾经到学校来看我事，他们的结论是在文化大革命即将开始之际，老反革命来学校和小反革命策划破坏运动的密谋，勒令我老实坦白交代。诸如此类。我的心突突的跳，然而脑子里又是一片空白。我低着头走开，觉得满身都是刺人的目光。人们都在看我，真是千夫所指，要无疾而死了。其实来来往往的人互不相识，谁专门看我呢？这大概就是舆论对人的压力。
中国人最注重形式，形式不同，就有显而易见的不同等级。当时揪学生，就是有等级区别的。问题一般的右派学生，大字报贴在教室内；这表明尚没有把他们彻底地划在敌我矛盾之内。比较严重的，贴在教学楼的走廊内；问题特别严重的，贴在校园大字报区。班上已经有五六名同学被贴了大字报，贴到校园里的有两个，我是其中之一。显然，我是问题很严重的人。
全班同学像躲瘟疫一样躲我，没有人和我说话。但是次日上午，两名同学走到我面前，要求我交出日记。我老老实实回答，日记在宿舍里。他们如果同意第二天交，我就能撕毁掉。但是他们马上要跟我去取。说着便押着我回宿舍。一路上我心慌意乱，簌簌发抖。我知道日记上面有多处是我的阴暗思想，悲观厌世的心情，有很消极很灰色的内心独白，还有对某些同学讽刺挖苦的文字。一旦公布于众，只消略加上纲上线的分析，就是严重的政治问题，那我就身败名裂，死无葬身之地了。我一路上紧张地考虑怎样乘机撕掉关键的几页，或者撒谎找不到、丢失了等等。进了宿舍，我磨蹭着。日记锁在箱子里，我已经好长时间再没有写过了。押解的同学似乎看出了我的企图，催我快交，我非常驯服地取出，奉上，没有任何的其他举动。害怕啊！那时我压根儿没有想以他们侵犯私人人身权利和个人隐私的正当理由拒绝，没有。对革命而言，老百姓没有隐私；而领导人的一切，才是绝对的机密。顺从革命，我们已经习惯成自然。我到现在还不完全明白为什么阶级斗争整人，被整者从来都是俯首就范，引颈受戮？就像响尾蛇或者眼镜蛇，只要目光锁定一只青蛙或一只田鼠，这青蛙或田鼠就会觳觫着自己向蛇口里一步一步走去一样。看看三十年代苏区的肃反，看看数以千万计的农民活活饿死也无人挺身而出铤而走险，看看高岗、刘少奇，不管他昨日如何炙手可热、威猛无比，今天他被党宣布为敌人，连辩诬他都不敢。第一反应就是下跪谢恩：“臣罪当诛兮，圣恩浩荡！”何况我辈草芥蚁民？毛的体制竟有如此大的威力，真令人悲叹不已！或许毛思想体制在中国找到了它最适宜的人文环境，这是很值得研究的。
想必他们已经给我成立了专案组。他们审查我的日记，如获至宝，因为找到了他们所需要的东西。我受到了监视。有一天我去十里店理发，回来的路上竟发现两个同学跟踪我。我走他们走，我停他们停。我忽然冒火了，抑制不住想开个玩笑。我突然快步向前，甩掉他们。我跑步进了文科楼，闪身钻进厕所，进大便格子间蹲下一动不动，一声不响。我听见外面一阵杂乱的脚步声。脚步声从东到西，从西到东。我仿佛看见他们慌做一团。有人紧张地喊：“快到黄河边去找！”哇，他们是担心我跳河自杀呀！我心里冷笑。
当时一个班的同学，已经分成三六九等。第一等是进入领导小组的，是出身好又是党团员干部，这是核心，决定全班同学的政治生命，要揪谁或者先揪谁由他们提出。第二等是运动骨干，积极分子，他们出身红五类或者出身不好却已经和家庭划清了界限的团员；他们执行小组的指令，写大字报，搜集问题，开会带头发言造声势等等。第三等是出身好，却太胆小老实又善良，不愿意整人、又不敢不听命令，小组命令他们跑龙套；跟踪人，贴大字报就派他们担当。第四等就是革命群众，大半是出身不好、在运动中只能起摇旗呐喊作用，或者虽然积极表现、但组织上并不信任的人。他们人数最多，要揪出来的人就在他们中间。最后一等就是揪出来的右派学生、反动学生、反革命学生。
我并非没有想过自杀。我想过，如果一旦揪出，干脆一死了之，然而怎样的死法没有痛苦呢？我想来想去，也没有想出不疼痛、不害怕的死法。多年以后，几位老同学聚会，说起往事，有人提到某次在楼顶露台上开会学习，我站在楼顶边沿俯身往下看了很久，大家以为我要跳楼，非常紧张。我想起来确实有此事。当时我向楼下面看，并没有跳楼的计划，不过我在心里想象，如果纵身跳下去，那脑袋撞在水泥地上的刹那间，一定疼痛难当吧？我怕疼。那些天我夜里躺在床上睡不着，有时也想上吊吧？但那咽气之前的窒息，一定非常难受。我怕那种难受。跳黄河吧，水呛进肺里的感觉，一定很可怕。于是我哀叹：我不怕死，可就是怕那死亡瞬间的痛苦，于是准备死的念头不了了之。由此我有一个结论：说那些自杀的人是胆小鬼的话，是完全错误，他们是真正的勇敢者。
奇怪得很。在没被揪出来以前，我如坐针毡，度日如年，神思恍惚，寝食不安，夜不成眠。这一下终于被揪出来了，反而倒像万事大吉，心里坦然了，一桩心事终于了却。反正已经当定了右派，就有了破罐子破摔那样的心态，死猪不怕开水烫，将来就是劳改，随它去了。抱定此种态度，我随遇而安。吃饭睡觉居然踏实了，能吃能睡。真如俄国十九世纪革命者所言，等待死刑宣判比死刑本身更可怕。真是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斯言不谬也！
那时我不晓得，班上揪出了越来越多的“右派学生”。揪出如此众多的学生，必然引起尚没有被揪出的学生们的恐慌。有同学深恐自己被揪，遂大大提高揭发我的火力，坚持主张对我进行批斗，因为这样可以证明他的革命性。在揪出第五名右派学生的大字报上，其名字后面有六个点的省略号。运动积极分子动员同该右派学生过从甚密的人揭发问题，说若不积极揭发，你就是那省略号里的点儿。有同学在小组学习会上发言时痛哭流涕的检查自己的问题，说：我就是“点点”里的人，要赶紧悬崖勒马，痛改前非，一定要主动交代错误言行，努力用毛思想改造自己，做合格的接班人云云。一时间，人心惶惶，都怕自己在“点点”里，倒是我们被揪出来者，高枕无忧了几天。
揪学生搞得校园里一片恐怖。班上第二批“右派学生”“反动学生”随之被揪了出来。中间只隔了一周时间。两批人合起来约有十名学生，但这还不是全部。在运动核心领导小组内已经敲定了第三批有问题学生的名单，里面还有“大鱼”。积极分子也得到了相应的指示，只等一声令下，就开刀问斩。这时我已经是死猪不怕开水烫了。开会学习坐在后面，没有人要求我们这样做，然而假设我坐在头排，相信一定会引起轩然大波。这种自知之明，亦来自潜意识里经过数千年沉淀的等级遗传基因的指使。卑怯之弱者或者失败者无须教导就明白怎样请安，怎样磕头，怎样引颈就戮。
我也晓得自己没有发言权，所以开会默不作声。我知道运动结束时，我的命运才有分晓。于是我就有充足的时间观察了。
有一名我对他说话不设防的同学，还是干部，后来揭发了我的不少问题。我完全没有想到他是整我的急先锋，更没有想到他整我的目的是邀功取宠、保护自己。我就这么笨，他把我卖了，我还帮他点卖身钱呢！原来他怕自己被揪出来，故而拼命地揭发我以立功赎罪。他坚决主张定我为反革命分子，极右学生。这在当时，等于是死罪。这位同学是很有点拿别人的血染红自己的顶子的味道。
好友张士钢面临被揪的境地，正是度日如年的难熬时刻。他很走运，正要给他贴大字报时，突然接到了不整学生的中央指示。
我可以问心无愧地说，我无害人之心。也许有人认为我由于被揪了出来，以至於没有得到害别人的机会。这当然也是一说。然而已被揪出来的人是必须要揭发他人问题的，这是他义不容辞责无旁贷的。当积极分子要求我揭发他人时，我尽说一些鸡毛蒜皮，无关痛痒的问题，无非再扣上一些大帽子。由于不肯揭发有分量的问题，我又蒙上了“顽固不化”的新罪名。
事实胜于雄辩，本是颠扑不破的真理。然而在那个时代，却是雄辩胜于事实。也就是古人所说的：“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如果因为你是一个有独立思想的人，有个性的人，不合群的人，性格孤僻的人，爱发牢骚耍贫嘴的人，说了令上司感到不高兴的话的人，那么，积极分子可以把属于你的事实掐头去尾，断章取义，改造成另一种事实，或者对你的话吹毛求疵，捕风捉影，加以绵密的论证，最后雄辩地证明你是罪大恶极的人民公敌。他们也口口声声不离“事实胜于雄辩”，然而他们此时所说的事实，是经过他们雄辩后的事实，而他们嘴里的雄辩，是你为自己所做的辩解。你越辩解，问题就会越多。雄辩胜于事实或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乃是我们的传统文化思想中最能支配我们行为的专制等级思想与以无真实信仰、不按规则出牌的流氓意识混杂的绝妙体现。雄辩者的背后是有刀和圣旨做靠山的。所以被他们横加罪名的人无不诚惶诚恐地引颈就戮。雄辩者绝无胜之不武的自愧，被他们指为钦犯的人也绝少抗争或辩诬。
多年之后，有了解内情的同学对我讲，当时班准备整肃的学生有二十多个，只是形势急转直下，才罢手的。
——那位科长，其实是一位很正直的学生，我们同住一个宿舍，平时还是能谈拢的。他自尊心特强，而我有爱讽刺挖苦人的毛病，许多刻薄话大大伤害了他的自尊，他接受党团支部的指示向我开炮，我没有记恨他，因为是我先对不起他的。后来文革大乱，我和他在同一个战斗队。革委会成立，军宣队让犯了严重路线错误的学生人人过关。在我做检查时，和许多人对我进行声色俱厉的批评相比，科长对我使用的言词相当温和。毕业分配后我们各奔东西。九五年我独自旅游到陇东，特地去拜访他。老同学久别重逢，一笑泯恩仇。我们秉烛夜谈，又在雨中小镇漫步，谈古论今。不过我们对苦涩的往事避而不提。他在一所设在乡间的正规中学任教，脾气倔强，傲骨嶙峋。他一辈子不当官，但却是民间有声望的人。他们那里老人死了，要用一个字概括和考评他的功业和为人，这个字极其重要，事关逝者的名声和家人的荣誉。但如果瞎吹嘘，也会遭耻笑，所以必须由学识渊博而且公正无私的乡邻决定。我们这位同学，就当之无愧地担当着这重任。
文革彻底的改掉了我说话尖酸刻薄、好讽刺挖苦人的大毛病。甚至我自己都没有发现这种变化。到省城定居后，人们注意到我对大院子里的三岁小孩，说话都非常谨慎、客气；最重的话也不过是“多乎哉？不多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