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是在曼谷的时候，我们就希望美国方面能把我们安置在华盛顿或者是纽约，但不知道什么原因，5月6日，我们才从国际移民组织(IOM)那儿确切地获知：喻东岳和他的妹妹以及我和我太太孩子，将一起被安置在印第安纳州首府，且无法更改。
同样无法更改的，是我们第二天必须到泰国移民局去自首，并接受泰国法庭判决，交纳罚款若干和坐监七天，也不管我们五人中病的病，小的小！
5月14日凌晨一时二十分(曼谷时间)，我们终于搭乘韩国班机飞往首尔，然后转往芝加哥，再转往印城。一天之内，我们竟分乘三架飞机，飞越太平洋，到达目的地的时候，已是美东时间的5月14日下午六时许。
哦！哦！哦！好容易联系上了在华盛顿的吴弘达，好容易联系上了在加拿大的鲁德成，好容易敲定了我们去华盛顿的时间和方式。5月30日上午十一时，我们终于见到了从华盛顿匆匆赶来的杨莉藜，《观察》的主编，一米八二的个，比我还高，白而瘦。
按事先的约定，没有寒暄几句，我们就坐上了老杨租来的车子，马不停蹄地踏上了赶赴华府的征程。车子直往东走，窗外景色秀丽，我们一刻不停地聊着话。老杨说他是第一次开这么大的车，跑这么远的路，我则信马由缰地想起了当年马丁·路德·金博士所领导的“向华盛顿进军”运动，嘿嘿！这和那有的比么？
大约一千二百公里的路程，路上休息不到两小时，十二小时后，我们已抵达华盛顿市中心的12街一家旅馆。待老杨为我们定好房安顿下来的时候，已是31日的凌晨一时。坐车累，开车更累，老杨真是辛苦了！
睡上一觉，已近中午。31日下午二时，闻名已久的吴弘达来旅馆看我们，虽是初次见面，但互相已很了解。吴先生是劳改基金会的执行主任，已经七十多了，身体精神都挺棒，不太能看出他曾经坐过共产党的十九年大牢。
说过了一些话后，于是吴先生说要驱车带我们去市中心转一转，大家兴致都高，车子开的跟步行差不多。呵呵，那不是华盛顿纪念碑么？呵呵，那不是国会山么？呵呵，那不是林肯纪念馆么？果然雄伟！果然气派！果然肃穆！我们又转到了阿灵顿国家公墓，美国历史上那些为国捐躯的战士们就葬在这里，而比较起中国和美国的不同，我一时只有一字可言：操！
6月1日上午十点，在劳改基金会吴先生的办公室里，我接受了自由亚洲电台记者何平面对面的采访，已经不知今夕何夕自己是谁的喻东岳和我坐在一起。面对镜头，我有些不知说什么才好，“六四”20周年啊，百感交集中要说的话太多，有时又觉得一句话都说不出。
下午三点，鲁德成也终于从芝加哥杨逢时女士的六四音乐会上风尘仆仆的飞过来了，经过海外民运四年多的洗礼，他显得已有了长足的进步。
20年后重聚首！一别经年，我们哥儿三个竟然奇迹般地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团圆了，握手，拥抱，合影，这于我们的私人友谊而言，确实是历史性的时刻。我们中的喻东岳也显得有些高兴或者兴奋，虽然不知道他究竟在想些什么，如果他也能象德成和我一样的话，这一幕才真正够得上完美无缺。
6月2日上午，美国民主基金会和劳改基金会有一个有关“六四”和中国的研讨会，我们也应邀列席了这个会议，得以认识了徐文立先生和于大海先生。会上，除了徐先生的汉语演讲非常精彩之外，其余人都是叽里哗啦地说话，听得我这个不懂英语的人一头雾水，头皮发麻。
接下来又有美国之音和路透社的采访，那个路透社的摄影记者据说是个艺术家，一张鬼照片竟拍了两个多小时，我们就象三个木偶一般，被摆过来，弄过去，真累得那个够呛。
6月3日一大早，又有个意大利的媒体电话采访我们，是劳改基金会主任廖天琪女士给我们当的翻译。
下午一点，我们由吴先生和廖女士率领去往国会山，20年后，突然第一次见到了王丹，王军涛，易丹轩，张伯笠，周封锁，王有才，李恒青等当年人物，大家一起静候着美国政府的第三号人物的到来：原来众议长南茜。佩洛西女士刚刚访问北京归来，据说她在北京仅仅大谈了一通有关环境保护的问题，而她这次接见来自中国的民运人士和异议人士无疑也是一种姿态。
南茜女士首先向我们通报了美国国会有一个关于“六四”20周年的决议案，她请我们对其一贯的立场和访问北京的态度予以理解，并提到有中国媒体故意歪曲她在北京的谈话。给我印象极为强烈的是，她认为中国的问题只能依靠中国内部的人士解决。
在座的人物都纷纷要求美国政府加强在人权，法治，互联网等方面对中共施压，强调美国的压力对中国未来变化的无比重要性。吴先生则把我们向议长作了简单的介绍，而鲁德成和我则除了人云亦云外，也向南茜女士提交了前学运领袖周勇军先生和湖南民主党人谢长发先生的人权个案。
在这个时间里，一个强烈的判断于我成形，我心里直想：上帝牵着美国走，美国牵着中共走，中共牵着民运走！难道眼前的事实不正是在走着这样的过场吗？二十年来，海外民运渐渐式微的根本原因也不正在此吗？然而，谁又能够改变此一现实呢？眼前的事实里，喻东岳例外，谁又是敢于承认自己是不甘于悲剧的悲剧人物呢？
悲乎？悲也！奈何？莫奈何也！
话及”六四”20周年，我一直悲哀地注视到，20年来对”六四”反思的主流民意，竟然迹近于为杀人犯辩护，以事后的经济繁荣，作为杀人正当的理由。要么就是一味指责学生激进，应为死难者负责。弄到最后，连”民主政治，就是街头政治”的常识，也遭到了抛弃和批判。
当晚，在华盛顿的共产主义受难者纪念碑前，有悼念“六四”烈士20周年的烛光晚会。虽然没有得到主办方的邀请，我们仍然觉得必须参加这一生者悼念亡者的活动。由于不知道晚会的具体方位，我们好容易才赶到现场，看见有近百人聚集在那里，有人在演讲，也看见了坐在轮椅上的方政先生，那位见证了“六四”大屠杀的“活化石”！
我们不敢惊动任何人，在二十年前的死难者面前，我只感到不可言说的羞愧和难过。这时，雨下的很大，我妻子还抱着半岁大的儿子，我们只得到马路一边去躲雨。不一会，人群也就散了。我妻子他们也坐计程车回去，我则留在了那座著名的塑像前面。我立在那儿，雨把我全身上下淋了个透湿。我一步步地走回我们的住所，脑子则成了一片完全彻底的空白。
6月4日上午十点，我们在美国国会有一个专门的新闻发布会。吴先生，廖女士，老杨和我们一起赶往会场，劳改基金会的几位朋友早已布置好了。几位特别关心中国人权状况的美国两党议员都来了，南茜女士也来了，并都作了演讲。南茜在讲话中再次对我们三人当年的举动表示赞赏和钦佩，对劳改基金会的事业表示肯定。
廖女士为我们作翻译，我在讲话时首先提议：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让我们为二十年前“六四”大屠杀的死难者默哀一分钟！然后，我对美国人民和劳改基金会表示了感谢，也表示了我们无论过去和现在都将为中国的自由民主而继续奋斗。鲁德成则回顾了他在服刑时所受到的种种迫害，并指出喻东岳就是最能体现中国监狱人权状况的最好例证。
这天下午4时，因为日程安排紧，没顾上上华盛顿纪念碑前留个影，或是到林肯纪念堂看看，也不顾连日来的疲劳，我们一行七人，又驱车匆匆来到了中共驻美国的新大使馆门前，对中共审判湖南民主党人谢长发，专程表达我们的强烈抗议。天空下着小雨，但我们的心却是热乎乎的！我们几人都来自湖南浏阳，谢长发既是我们的兄长，也是我们的朋友，二十年来，他与我们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6月5日，我们与几位研究中国问题的美国朋友有一个座谈。其中，一位女士给我们展示了她八九年五月下旬，亲身在长沙街头拍摄的一些照片。提及当年那场民主运动的感人场面，我们的谈话很热烈，气氛非常融洽。
这天傍晚，王有才和封从德到我们下榻的旅馆来看我们，这让我们感到特别高兴。大家一起合影，一起聊当年的运动，一起聊现在国内的状况。
华盛顿之行就此结束，与德成告别后，6日，我们回到了印第安纳波利斯，还是同一条的路线，还是同一个司机，谢谢老杨了。
再会了，华盛顿！再会了，吴弘达先生！再会了，廖天琪女士！华盛顿，这座以美国第一任总统的姓氏命名的城市，于我也只是一座城市而已。中国的许多民运人士有着太多的“华盛顿情结”，于我也是没有的。
2009.6.14?p?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