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即将过去，在2009年出版的读物中我们频繁地遭遇年代词语：1949、1979、1989……遭遇对年代词语的各种装饰：大江大海、新生交替……构成年代词语的核心要素是记忆，那么记忆到底是什么？这个问题与“人以什么理由来记忆”紧密相连。然而，在那些以年代词语为撰写框架的合法记忆文本中，“人以什么理由来记忆”的问题并没有真正彰显，真实的理由似乎可以心照不宣，虚假的理由却希望假戏真做，而“理由”本身总是晦暗不明。除此以外，还有更多的年代词语连同记忆的理由仍沉沦在黑夜，在喧嚣的年代词语之年遭遇无边的沉默。弗莱切在《记忆的承诺：马克思、本雅明、德里达的历史与政治》（田明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7月）的“导论”中说，“记忆问题永远连接着未来的承诺”，因此，在年代词语和记忆问题上的精心利用与刻意遮蔽无非昭示着政治伦理对未来承诺的虚假与回避。弗莱切借本雅明、德里达重读马克思，认为从政治角度重新阐释承诺与记忆的关系、将诺言与记忆联系起来是十分迫切的任务（第4-6页）；他强调“承诺必须包含苦难的记忆和消逝的记忆，记忆的审视也必须在承诺中进行，从而既保持记忆的无限性又使其在当下的政治建构中发挥作用，总而言之，承诺的记忆同样是记忆的承诺”（第6页）。假如在年代词语中，承诺与记忆的关系显现为回避政治伦理和片面利用的关系，不仅意味着历史受难者的诉求得不到回应，同时也意味着新的受难者仍将被制造出来。在这里或许还可以联想起加缪《鼠疫》（顾方济、徐志仁译，上海译文，1980年8月）的结尾处提到将要建造的纪念碑，那个讲这则新闻的老头“笑得连气也喘不过来”：“我在这里就能听到他们说：”我们已故的……‘一讲完他们就去吃喝了。“（第302页）这有点像是年代词语的合法生产者的画像，而加缪没有说出来的是：因为死者的牺牲起到了填饱鼠疫的吞噬和将鼠疫拖垮的作用，因而，在鼠疫的欲望被填饱和被拖垮之前，真正的纪念碑不会到来。回到弗莱切的这段话：”德里达从进步角度呼唤’责任记忆‘的做法，不过是呼唤对当下的责任概念、公正概念、理想政治的反思，从而对二十世纪的政治经验做出回应。我们要极力避免二十世纪的极权政治秩序，无论是斯大林对马克思承诺的盗用，还是西方社会中的种种极权政治（例如，欧洲的法西斯主义和今日新自由主义运动）都不能在未来重演。“（第203页）显然，”记忆“的沉沦必导致历史的”重演“，这正是在当下年代词语狂欢中隐伏的痛苦深渊。
今年11月9日是柏林墙倒塌二十周年纪念日，世界上不少地方的人们以各种形式向这一纪念日致意。英国作家弗雷德里克·泰勒为他初版于2006年的《柏林墙》（刘强译，重庆出版社，2009年11月）撰写了“再版序”，一方面对二十周年纪念日表示庆祝，另一方面表述了他从中获得的启示和忧虑：从新成立的“德国左翼党”（Die Linke）的现状联想到柏林墙，警惕地注意到柏林墙的顽固支持者又在粉墨登场。这本书全方位地展示了柏林墙的历史背景及具体事件的前因后果，刻画了从政治家到平民流亡者的形象与命运，还原了那些岁月的真实时空环境。书中还记录了1963年6月26日美国总统肯尼迪在西柏林舍恩贝格市政厅前对将近五十万西柏林人发表演讲的情景，肯尼迪说：“所有自由的人，无论生在何处，都是柏林的市民。因此，作为一个自由的人，我骄傲地说：”我是一个柏林人。‘“（第247页）最后这句名言在二十世纪后来的日子中在世界各地被一再挪用，”今天我是一个××人“成为一种国际性声援的口号。遗憾的是，作者漏掉了肯尼迪同样著名的另一段话：”自由困难重重，民主并不完美，但是我们从来没有垒起一堵墙，把人民挡在其中，阻止他们逃离我们。“他说：”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堵不是防范外敌，而是防范自己人民的墙。“直到1989年2月5日，仍有东德青年在试图越过封锁线时被边防军击毙。这一事件引起国际社会强烈抗议，作者说：”柏林墙还是自豪而丑陋地存在着。其坚固的障碍物，屏障上的尖刺、带刺铁丝网、警报器以及瞭望塔，看起来固若金汤，似乎会永远存留下去。“（第289页）但是几个月之后，这一切就轰然倒下。在那一天以后，”太阳照耀着我们，有时我们可能相信希特勒从未存在过，奥斯维辛只不过是一个波兰荒凉小村庄的德语名字，而柏林墙只是某些人疯狂想象出来的虚幻之物“。（第324页）——这是全书的结语。
乔治·史坦纳（一译“斯坦纳”）的《勘误表——审视后的生命》（李根芳译，台北行人出版社，2007年8月初版）也是一种关于记忆的文本，但却是完全不受年代词语主宰的记忆文本。以Errata（勘误表，正误表）作为个人生活回忆录的书名实在有点怪异，仿佛是对生命历程的重新校阅而能纠谬返正。这位当代语言学及翻译理论和文学理论研究的大师在本书中精要而又富于诗意地把自己的思想精粹浓缩于一卷，而比之他的其他著述更自然地散发着一种强烈的人文主义味道。在第一章，作者坚持和信赖人文科学的活力、品味和直觉，并以此与“理论”相对立。在他看来，理论在文学、历史学、社会学领域论述的胜利是一种自我欺骗，“无论是情感、智识及专业各方面，我都不信任理论”。这种强烈的直觉来自于他童年时偶尔看到的一本关于王城及封地的盾徽的书，独特性和差异性使他感受到“落在无穷无尽的深渊之中”。在第八章，作者阐述了关于恐怖、苦难和大屠杀的记忆，他说大屠杀定义了人类历史的独特性，连说出这种罪行，也足以使语言留下伤痕（第124页）。然而，当我们知道了所有这些人类的苦难，那又怎么样呢？他认为媒体传播的频率和包装很快会使我们麻木，很快适应遗忘，很快会对无法承受之事视而不见，会为自己因知情而产生悲伤而心安，甚至免除了罪恶感（第125页）。由于人类的苦难及对苦难的记忆状况，“我很难否认二十世纪已降低了人性的门槛。广泛而言，人类已经变得不重要了”（第127页）。是啊，当人类已经变得不重要了，还谈什么对苦难的记忆和对未来正义的承诺？因此，我们突然发现，不管是拆迁、还是庆典，不管是国情、还是记忆，首先重要的事是恢复人的重要性。这当然是一张重要的勘误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