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天晚上他们下榻在新疆大学招待所，这是新疆大学学生会再三恳求，他们才勉强同意的。从傍晚到深夜，闻讯而来一睹北京红卫兵风采的乌市各学校的学生，川流不息，络绎不绝。他们带着各种各样的问题向北京红卫兵请教，北京红卫兵或直截了当、或旁敲侧击，给予回答。又有新疆医学院的学生三番五次地来请北京红卫兵次日到他们学校作报告，他们答应了。第二天应约而去，余老兄不肯再去。他说如此招摇撞骗，一旦东窗事发，请问脸往哪里搁？可是那两位说，已经讲得很成功，不讲反而招人怀疑。再说上贼船容易下贼船难嘛！余老兄架不住二人左说右劝，只好恭敬不如从命。三个人又讲了一个下午。这一次余老兄丝毫不再怯场。他想起郭沫若在《洪波曲》里介绍自己讲演的不二法门：多用排比句、反问和设问句、多喊空洞口号；反正能把会场情绪煽动到高潮就是成功。至于讲演是否真有内容和价值，那完全不重要。看来老郭说了大实话。
新疆远在边陲，消息闭塞，自五六月份以来北京发生的一系列惊人变化令新疆老百姓惶惶不可终日。新疆紧跟慢跟北京形势，可是怎么也赶不上趟。派工作组是犯了大错误，整学生中的右派也是犯了大错误，只有大整地富反坏右牛鬼蛇神仿佛没有错，但又有转移斗争大方向的嫌疑，新疆人正处在不知如何是好的诚惶诚恐之中。现在北京红卫兵告诉大家，文革就是要整走资派，造当权派的反，不管当权派地位有多么高，资格有多么老，一律要炮轰，炮轰一通，才能辨别他是哪一个司令部的人。对此，新疆人终于心领神会，开始行动起来。红卫兵组织很快出现了，“新疆为什么是一潭死水”之类的大标语大字报出现在新疆街头。如此一来，受到造反思想鼓舞的学生红卫兵和党性组织性很强的机关干部工人之间的激情辩论到处展开，口水仗逐日升级。大约隔了两三天，几位北京红卫兵认为火候差不多了，进行最关键一步行动的时机已经成熟。他们串联了当地一批最有造反精神的大中学生小将，一起去新疆自治区首脑机关，要求会见王恩茂。余老兄也跟去了。
王恩茂，可以说他是这么一位人物：他一跺脚，新疆的山山水水就会地震，他一咳嗽，新疆所有的老百姓就会手忙脚乱。他是新疆王。此时他的头衔有：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处书记，新疆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兼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一政治委员，中共中央新疆分局第一书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员会第一书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政协主席。他是五五年解放军授衔的中将。
按照正常情况，对不请自来的捣乱者，王恩茂早就会下令将他们驱逐，或者逮捕。但王恩茂是出席了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的人。笔者可以推测，王恩茂看到毛的“炮打司令部”大字报，一定很震惊。他肯定和很多高级领导干部一样，对文革感到困惑，无法理解，甚至有种种不祥的预感。因此他不能不谨慎行事。来乌市的北京红卫兵几天里的行踪，他自然了如指掌。他肯定很反感他们的行为，但是他也一定知道红卫兵现在是惹不起的。那是毛倚重的力量。毛在北京亲自接见红卫兵小将，现在北京红卫兵找到他的门上，他必须亲自接待，作出紧跟毛主席的姿态。
里面一声“有请”，二三十名小将一窝蜂涌进王恩茂的办公室。这是一群乌合之众，被北京红卫兵的如簧之舌鼓动得满脑子净是“砸烂旧世界解放全人类”“天下者、我们之天下，国家者、我们之国家，社会者、我们之社会”之类的狂妄无知而又混乱不堪的概念。以前必须毕恭毕敬的权威，现在可以把他们打翻在地、再踩上一只脚，这是何等的痛快淋漓！他们一进富丽堂皇的大房间，几个小将抢先坐了沙发，另几个索性坐在地毯上，更有两三个则一抬屁股坐上了王恩茂的写字台。此种乱麻麻的景象，顿时惊呆了数十年来已经习惯了被人前呼后拥众星捧月的王恩茂。他瞪大眼睛，一时竟不知如何开口。
然而更令他吃惊的是，不等他开口，小将们便连珠炮似的质问：“你是哪个司令部的人？”“你对毛泽东思想是什么态度？”有一个年纪小小的女中学生十分气愤地指着王恩茂的鼻子喝叫：“你手里为什么不拿毛主席语录本？”这等场面，养尊处优颐指气使当了十数年王司令、王政委、王书记、王主席的王恩茂何曾见过？眼见这批小将如此不可理喻，王恩茂一言未发便拂袖而去。几个小将要追上去，两名荷枪实弹的解放军将他们挡住。北京红卫兵对大家说，今天我们给了他下马威，革命行动大功告成，现在当务之急是大字报、大辩论，把革命造反舆论造足。于是众人作鸟兽散。
忽然，距离乌鲁木齐一百五十公里外的石河子医学院大老远来请北京红卫兵传经送宝。他们略一商量，欣然前往。在茫茫戈壁上坐了差不多四个小时的汽车，他们抵达这座军垦新城。八月的石河子，瓜果飘香；这座城市很年轻，市区里几乎见不到老人。他们又做了一次报告。报告过后，医学院学生要和北京红卫兵联欢。联欢会相当热闹，各色瓜果令他们目不暇接，三个人吃得撑肠拄肚。忽然热瓦甫咚咚的敲起来，冬不拉也铮铮的弹起了颇具西域风情的乐曲。能歌善舞的新疆姑娘纷纷手舞足蹈。看样子暂时还没有人把民族舞蹈当做“四旧”赶尽杀绝。几位翩翩起舞的新疆姑娘扭着脖颈，施施然而来，在三位红卫兵面前舞个不停。他们终于明白这是邀请共舞。余君又一次的慌乱了，他从来没有跳过舞，更不要说是和女性面对面跳舞了。那两位清华红卫兵虽然是叱咤风云的文革闯将，但是请他们跳舞，他们也是忸怩不安，面有难色。拒绝是不礼貌的，于是他们上场，勉为其难。他们札手舞脚，东摇西晃，像狗熊掰包谷，像恐龙嗑瓜子，总之舞姿是惨不忍睹，逗得在场的人仰天大笑，乐不可支。
次日他们和石河子学生依依惜别。石河子方面派吉普车（当时只有大首长才可以坐吉普）直接送他们到乌鲁木齐火车站，一大袋子瓜果也被送进车厢供他们一路上享用。吉普车穿过乌鲁木齐市区时，他们看见到处都有“炮轰区党委”、“火烧王恩茂”的巨幅标语。一簇一簇的青年学生在一起大声叫嚷，个个面红耳赤，横眉竖眼。围观的老百姓则一脸茫然。
……
且说三年前的余老兄，一次跟着几个哥们去农民地里偷西瓜，忽然月亮钻出乌云，把他老兄吓得大喊“太阳出来了，快跑啊！”然而经历了这一次的新疆之行，余君的胆儿是彻底练出来了。他一人在兰州下车，回学校稍事休息，就又外出串联，从此一发不可收拾。当然他不再做什么狗屁报告了，他要游山玩水。反正坐火车不要票，他就游遍全国，直到大串联完全停止，火车上查票很严，不再通融，他才返校。那时文革进入几派群众势不两立，互相武斗的阶段，余君当起了逍遥派，时不时地还拿出他的俄文书念几句，他可不是念“袜子搁在鞋里”“死吧死吧”的小儿科，他朗读的是普希金和莱蒙托夫的诗。后来复课闹革命，大联合，直到军宣队进校大搞早请示晚汇报三忠于，他才把书藏起，随大流。好容易熬到分配，他被打发到河西走廊一个村镇中学教书。
八七年我在甘州某校任教时，曾经坐了大半夜的火车去拜访这位老朋友，此时他在黄羊镇的一所中专教语文。这时我们已经年过不惑，回顾各自的经历，不禁感叹唏嘘！我们俩漫步在绿洲田野上，来到一座水闸旁。干渠里的水哗哗地奔流，就像湍急的岁月之河。大片大片的麦田向远方伸展，清风徐来，金色麦浪起伏，簌簌有声。一条条绿色防护林带在田野上穿插，那几乎是清一色的钻天杨。我喜欢钻天杨，它兼美少女的婀娜和骠骑兵的威猛并有之。视野所及，祁连雪峰遥遥在望。朴实明丽的风景，有盛唐诗歌之情调。这是戈壁绿洲少有的好天气、好景色。可我俩的话题却不合时宜地带点严肃性。因为我们谈起了人的命运究竟由什么决定，我们甚至还争论起来。
“性格即命运”，我最服膺毛姆小说里的这句话。的确，面对生活中出现的同样的挑战，不同性格的人会做出不同的反应。随一次次挑战而来的一次次反应，岂不正是人的所谓命运？我现身说法，因为自己观察能力、判断能力、应变能力都极差，懦弱而倔强，迟钝而敏感；经常是，该深思熟虑的事情却轻举妄动，该当机立断的事情却优柔寡断，这简直是要我的命的弱点。尽管我有过好几次幸运机遇，但却被我白白丢失。我的命运坎坎坷坷，正是消极的性格决定了的。“性格即命运”，千真万确。
余君则以自己为例，坚称时代决定个人命运。是“文革”彻底改变了一代人、很可能是几代人的生活道路；阶级斗争的家庭出身论则注定了我们的人生。他说，若不是文革，他的命运不会如此这般。对此我不能不点头称是。最后我们双方承认，彼此都言之成理，持之有故。于是达成共识：时代决定同一代人的命运，在此前提下，个人命运乃性格使然。
余君有真才实学，他的汉语言文学基础功特别扎实。他讲课很投入，深受学生欢迎。在同事之中，他有口皆碑。正因为此，他每周的课时排得满满当当的，还要带班，还要为学校疏通某些关系。到他退休时，学校还不放松他，返聘他继续代课。他曾经向我们诉苦，他像驴子一样干活，苦不堪言啊！我想起余君曾是那样的才华洋溢，于是扼腕叹息。尤其是他一生勤奋学习的俄语，几乎没有使用。九十年代，余君家庭突遭惨祸，那是余君一生最黑暗的日子。他终于挺了过来，茹苦含辛把一对儿女培养成才，现在儿子和女儿都成了白领人士，他们是余君的骄傲。可以说，余老兄目前过着最为潇洒惬意的日子。他狡兔三窟，在苏州、兰州和厦门都有落脚之处。细数全班老同学，能如此逍遥自在的，他恐怕是绝无仅有。对这一点，他自己也不否认。
去年十月，剑鸣、士钢、存勇和我四老同学结伴去川西一个古镇游玩，我们在石板小街上信步而行，忽如梦游。小街两边的青瓦竹舍鳞次栉比，千年大榕树站立在桥头，俯瞰人世沧桑。白沫江缓缓流淌，讲述人间悲欢。恍惚间，街上的行人都是峨冠博带，长袍马褂。我仿佛看见浣纱的西施飘然而过，卖酒的卓文君款款而来。我抬头望那街旁旧式民居一间间的阁楼，忽然希望有哪一间里走出潘金莲，她拿叉竿挑门帘，却失手把叉竿落在我们之中谁的头上。于是四个老蚂蚱很为此开了一番玩笑。古香古色的街面，适合于怀古，也适合于咏叹我们已经消逝的岁月。
呜呼老矣！是谁之嗟？日暮途穷，情何以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