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月的日子里，正当我们为世界革命运筹帷幄、纸上谈兵，也为驻苏联大使馆的人在莫斯科大街上贴大字报、香港澳门成立红卫兵要求英国滚蛋而拍手叫好的时候，忽然接到上面的通知：全校师生上北京。说是去学习首都红卫兵文化大革命的经验。有聪明人立刻猜测毛主席可能要接见，大部分人则半信半疑。原来在九月五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组织外地高等学校革命学生、中等学校革命学生代表和革命教职工代表来北京参观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通知》，自然我们当时并不知道这是中央的安排。所以去北京的消息着实给了我们一个惊喜。简直可以用“奔走相告，喜出望外”来形容。
那时我们年轻幼稚，绝大多数人很少出过远门，何况是伟大的北京！从我们戴上红领巾那天起，经过日积月累的宣传，北京在我们心目中早已是高不可攀的圣地。此时我们都晓得，北京是红太阳居住的地方，是世界革命的中心。在全国，只有劳苦功高的英雄模范才有资格上北京！我们对北京无限神往，却也自惭形秽，不敢妄想无功受禄地去首都逛一趟。尽管我自己在幼年时为躲避战乱也曾颠簸流离过，但是对去过的地方早就毫无印象了。我最近一次的出远门，就是坐火车去酒泉参加农村四清，对雪山戈壁的奇异风光和农民的艰难生活留下深刻印象。总之，仅此能去北京一端，大家都欢天喜地地说：文化大革命真好！毛的恩情似海洋啊！
后来我获知，对于我有没有资格去北京，取代文革筹委会所设立的革命领导核心小组——其实还是同样的那些个人，他们是认真讨论过的。有人坚决主张取消我赴北京的资格。因为我问题严重，是反革命性质；从我的被没收了的日记里发现了很反动的问题。虽然八届十一中全会公布的十六条说，把矛头指向学生是错误的，因此被揪出来的我又获得了开会发言游行贴大字报的革命群众的权利；但十六条里也写着“学生中的问题留待运动后期处理”，那位为表现自己革命觉悟高而咬住我不放的同学就抓住这句话，说我是需要在运动后期处理的反革命分子，不能让我上北京。否则，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安全将会受到威胁；因为反革命一定会谋害毛主席的。
其实我同这位同学从来无冤无仇，甚至平时关系还不错。由于我有用尖酸刻薄的话挖苦人的毛病，使一些同学受到过伤害，他们给我贴大字报，我认为是报应，所以绝不怀恨在心。然而这位同学如此对待我，我真的伤心不已。而且他并不是一个教条主义者和组织的驯服工具，因为后者的整肃他人完全是公事公办，秉承上级的指令，用一套合乎时宜的标准对号入座，不管标准是多么荒谬和滑稽，总之是奉旨严办。这位老兄则是预感到他自己将被整肃，故而拼命去整肃他人，给无辜的人罗织可怕的罪名，以证明他自己思想的纯正和政治的可靠。此辈人的人品实在有可圈可点之处。
这位老兄年长我七、八岁，是调干生。文革初期工作组整学生，班级党支部有人反映他日常言论多低级趣味，思想意识庸俗，应把他揪出来。他听到风声，慌了，赶紧拼命当积极分子。他天天往工作组跑，一定要把已被打成“右派学生”的我升格成“反动学生”、“反革命学生”。他的革命性受到工作组的赞赏，他似乎获得了安全，而我却惨了。此时他又极力反对我上北京，表明他的革命警惕性不同凡响。
也许因为有这么一段渊源，文革过去后很多年我们再次见面，他对我特别表示友好。即使他到我的寒舍来看我，我们去附近吃饭，他也非抢着付钱，以致俩人争得面红耳赤，几乎要打架。我那时并不知道那些内情，也并没有记恨过他，大家都是被人耍弄的猴儿嘛。
我虽说十分平庸，做过伤害老师的事，尤其是批判李鼎文先生讲《悲愤诗》，但我很快后悔了。我后来虽然摄于“公民同等压力”的威严，在批判斗争老师时亦摇旗呐喊，既对被斗者有良心的不忍，又须在积极分子面前掩饰这种“资产阶级人性论”，但我永远限于摇旗呐喊，绝不动手打人，也不揭发他人的要害问题，这是我在文革中勉强遵守了的做人底线。在那个时代，我绝无胆量制止殴打老师的行为，但我见过巧妙保护被斗者使之免受皮肉之苦的学生。
他叫达西，是西北民族学院的蒙古族青年学生，他当了造反司令，在批斗牛鬼蛇神时，如果有人要动手行凶，他便抢先上去虚张声势，将牛鬼蛇神臭骂一顿，令人不怀疑他别有用心。然后喝令牛鬼蛇神回去写交代。牛鬼蛇神都记达司令的情。他骂他们，存着保护他们的苦心。这是一个很独特的人物，我是在到牧区工作以后，才认识他的……
我没有达司令那样的好心，我是一个卑怯者，我仅能做到不动手打人，亦不揭发能置人于死地的政治问题。中国的文人能用笔杀人，可以血口喷人，文革中我身边就有此种人，我极害怕这种人。总之我是一个随大流的人。
所以这位面善如菩萨的同学在暗中如此不放过我，我绝没有想到。很多年过去之后，我才获悉当年班上的机密。每每想到此事，我就心烦意乱。世道人心如此险恶，我为我的民族感到大悲哀。
关于我能不能去北京的内部研究，我自然毫不知情。不过我当时也极自卑地想过会不会让我去的问题。直到出发，也没有人阻拦我，我便随全班同学上了火车。可以说我是受宠若惊。那时心里对毛感激万分。倘不是他下令不准把斗争矛头指向学生，我绝对会戴上右派学生的帽子。被送去劳改数年，过后分配在边远山村的小学校当门房或是做代课老师，一样继续接受革命群众的监督改造，永世不得抬头。将来若能娶妻生子，生下的儿女亦是低人一等的贱民，如五七年右派分子的命运。
我暗暗对毛主席千恩万谢，所以在火车上自告奋勇捧着毛主席的画像。那是班级准备的一幅镶嵌在镜框里的毛像。这本是积极分子才配拿的，必须恭恭敬敬地捧着。时间一长他们便感到碍手碍脚，所以赶紧交给我，我便极小心地捧在手里。捧了几小时我便后悔了。因为长时间地保持敬奉毛像的姿势是极难受的。没有人来替换我，我就像大傻子似的，可怜吧唧地坐着，直到北京。
火车在陇海线和京广线上奔驰了两天两夜之久，终于抵达首都。我们到北京是在傍晚，我惊奇的发现北京比兰州天黑得早。当我们乘坐公共汽车经过天安门广场时，人人都使劲扭着脖子去看雄伟的天安门。然而它不像我想象中的那样高大壮观，看上去小小的，我不免大失所望。
我们在北京和平里的一个政府机关的招待所里住了大约一周时间。我们受到极好的接待，他们称我们是毛邀请来的客人。在接待站，我们每人获得一本毛语录和一枚毛像章，我受宠若惊，心花怒放。戴起毛像章，捏起毛语录本放在心脏的位置，自己顿时有了一步登天的飘飘然之感。因为满大街上有这两件宝的路人寥寥无几啊！他们眼露羡慕之情，足以使我们趾高气扬。有指示要求我们按小组形式活动，主要是去学习首都红卫兵革命造反的经验。由学校和班级的严密组织变为十几人的小组，大家感受到了充分的自由，不过最初一两天，班级尚能保持着高度的组织纪律性，谁也不敢乱跑，大家随时听候集合的命令。
到达北京的次日清晨，全班同学不约而同去了天安门广场，只是每个组出发时间不同而已。在天安门广场上，我们一样一样的参观：天安门，金水桥，华表，英雄纪念碑，革命历史博物馆。渐渐的，小组集体行动形式也成了枷锁，于是不约而同变成三人一伙五人一群，这里逛逛，那里看看。纪律失去了控制。那时我们年轻力壮，矫健如飞，参观了天安门广场，午后又马不停蹄地跑到全国文联去看大字报。看到揭发郭沫若私生活糜烂的那些内容，我们颇有舒愤懑的畅快感。因为同行的几位同学都是亲鲁迅的。
看了一回大字报，我们更加自由了。我们每天早出晚归。早上在接待站吃一碗稀饭，一个馒头和一份酱菜，带上午餐——一只火腿肠和两只馒头。晚上赶回接待站，吃一碗北京大卤面。我和张士钢、白世恩三人结伴背着其他人逛起了北海，景山；在那些地方，我们也能遇到同班同学在鬼鬼祟祟地游逛。大家心照不宣。来一次北京不容易，光看大字报，不游览名胜，那真是傻瓜到家了。九月的北京，金秋季节，天气宜人，风和日丽，景色迷人。北海公园姹紫嫣红，昆明湖水波光粼粼，香山公园里的亭台楼阁掩映在翠绿的松涛林海里，北京的魅力，在此展现。北京的公园给我印象深刻，它们都很大气，到底是数百年皇家虎踞龙盘，山山水水亦跟着沾光罢？回想兰州那几个破败的公园，实在太寒伧了。
有一次我无意地走进一家小商店，我往柜台前一站，便有一名老营业员悄没声地走过来垂手待命。他一脸苦相，态度异常谦卑，倒把我吓了一跳。因为首都平民大抵是比较傲慢的，虽然他们用漂亮的京腔一口一声地称我们是毛的客人。我忽然发现这位谦卑的老店员胸前有一个标记，是一小块布，上写“地主资产阶级反动分子”，我赶快掉头而出，如同受了惊吓。我想我弃他而逃，也有不使他难堪的意思。不管他们罪恶有多么大，我并未亲眼看见过，我眼前见到的是一个弱者，我怜悯弱者，因为我自己就是一个弱者。
到北京的第三天晚上，我们得知次日去天安门广场开大会的通知。这就是九月十五日毛在天安门广场上第三次接见红卫兵和革命师生。
直到毛接见完毕，大家才明白此次进京，就是为了这档子事情。事情完了，就该回家，不过安排火车需要时间，我们便在北京逗留了几天。当时红小书毛语录是宝贝，供不应求，在北京也是排着很长很长的队购买，还有毛的像章，谁有了这两件物事，就是身份的象征。我也想给家人买，但漫长的排队我受不了，于是决定还是去逛颐和园，北京大学（看未名湖），动物园。此时再不必偷偷摸摸，开始有点无所顾忌了。在公园里，暂时还看不到文化大革命的喧嚣，脑海里竟至于浮现了徐志摩的诗：“那河畔的金柳，是夕阳中的新娘；波光里的艳影，在我的心头荡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