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大革命爆发之际，法国这座古老政府大厦几乎完好无损，可以说，人们用它在原基础上，建起了另一座大厦”；
“如果认为旧制度是个奴役与依附的时代，这是十分错误的”；
“有件事看起来使人惊讶：大革命的特殊目的是要到处消灭中世纪残余的制度，但是革命并不是在那些中世纪制度保留得最多、人民受其苛政折磨最深的地方爆发，恰恰相反，革命是在那些人民对此感受最轻的地方爆发的。”（皆见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
以上是研讨法国革命之专家托克维尔著名的论点。
这个看法多被学人引用，但是，多为知其一不知其二。我们所谓其二，就是联系到中国之革命，之立宪，之制度。从上述托式言论中，我们可以顺延得出的结论非常简单
——如果旧制度就是一个奴役与依附的时代，如何对应？
——如果革命就是遭遇旧制度保留得最多、人民受其苛政折磨最深的地方，并非相反，革命如何在那些人民对此感受最重的地方爆发？
——如果这个旧制度，就是托氏所谓”人们以为我们今天称之为社会主义的那些破坏性理论是最近才产生的；这是一个错误；这些理论与最早的经济学派属同一时代……财产公有制，劳动权利，绝对平等，一切事物的划一，一切个人活动的刻板安排，一切由上级规定的专制制度和公民个性完全并入社会整体”；国人和知识分子又何去何从呢？
那么，什么是财产公有制度呢？劳动权利绝对平等，又让人想起什么体制和口号呢？一切划一的定义，又包含什么内涵呢？一切上级规定之精神物质，指涉又是什么呢？公民个性完全并入社会整体，这个社会整体又是什么呢？所有这些提问并未过时；其转入现实话题的变异却已发生。我们少许做些概括和说明。在中国和以后的俄罗斯，财产公有制业已发生很多变化，含括实质上的变化和意识形态上的变化；公有制和私有制，现在，双向指涉政权和特权中人，社会主义指涉，也面临资本主义抑或官僚特权主义的变异；劳动权利的平等，业已转化成为奴役工种和民工的遮羞布；只是”并入整体”这个党国体制被托克维尔提早两百多年业已确定。也就是说，托氏和所有研究法国革命的人们，不能看见后来由极权主义研究专家指出的社会主义极权主义运动和政权的某些特征。这些特征甚至不包括前苏联和前南斯拉夫有限引入外国资本的社会主义模式——中国模式，在今天，业已不容纳任何前此托克维尔等人总结的纯粹公有制模式。这个模式带来的资本效应本身，就一起挑战了包括美国在内的总资本模式对于中国模式的双向的滑动和多层契入。这个契阔离间的斗争和博弈状态，益加解释了中国模式和社会主义”特色”的政权属性。即：这个革命政权，既不是革命的，也不是建制的——它从革命起家和改革获益的历史，证明的是其革命和反革命集之大成的双面怪兽之本相。在此意义上，我们只能延伸而不能停留在托氏等研究专家关于社会主义历史的研讨中，势必要与时俱进，予以解读。这当然是十分明确的。
在另外一个层面，我们所言社会主义、极权主义模式，遂带有革命和后集权式中央政权的痼疾；它不符合各阶级融通、妥协和滑动的前革命体制，且取缔了以往专制社会固有的某种阶级划分，权限划分，宪政分权和利益均沾的任何可能。这个带来阶级消失的垂直政权结构，在很多极权主义专家的撰著中每有论及，如，阿隆，如，阿伦特。他们的意思是，无论这个政权属性私有，还是公有，每每考量和定性其特点的根据，是看其各阶级是否具备各自的权限。比如，托氏关涉法国农民和贵族权限的论述，乃为其一。农民，不决身份地享有土地使用权，是在路易十六时期规定下来的；人们可以数学其中，那是什么时代？距今年代多远？而贵族，为革命消灭之痛，更使托氏耿耿于怀，每不能释。扩展而言，从西方中世纪自由市开始出现，社会各阶级，自持其能，其势，其权，以为作为，以为思想，以行其是。这就是我们多次言及之自由主义之载体，之精神。自由主义本身，就是带有政府行为的、某种和平民、和知识分子甚至和异议见解者的融通关系。中国大学者陈寅恪之独立精神，自由思想，亦无革命和民主色彩，其为贵族主义甚至皇权主义特征，十分明确。他所谓改革业死，革命更劣之思维，体现于兹，就是，”元佑党人犹有种，平泉树石已无根。玉溪满贮伤春泪，未肯明流且暗吞”一类兴亡去留之浩叹。这个”种”之所谓，其实，就是传统社会的正统，政统和全部统序。他包括各种民间力量，阶层进退，异议并包这类自由（却非民主）；即为民国以前（含民国）社会、民间、官方、双向、多元指涉的社会实质。这个社会、政治存在，尽管可以没有民主，甚至缺乏自由，但是，其经济政治的常态化，毕竟并不阙如。这个常态化存在，就是一般而言的经济独立和政治进退之可能性的存在。
如果这个社会发生法国革命一类革命，只是说明了这个专制主义制度内部——一如托氏所言——发生了必要革命和必须革命的转变。这个转变启动的，不是无中生有的断像绝念之涉，而是转而在旧制度内部发现和发展革命因素；而这些革命因素应该和本来就是制度预留和潜在的萌芽和土壤。这样的例子被托氏和很多西方学人提及，论述和确定。完全否定法国革命的英国人，更是这样看待革命课题并且更加迅速地转回到对于英国王室存在必要性的复辟主义行径上去。其内涵的珍贵经验主义就是一种向后看的哲学。中国历代造反革命运动本身的行止，亦为如是。不管是杀人放火受招安，还是皇帝轮流做，今日到我家，都是这类民间空间预留的证明。没有可以消灭的中国民间社会和游民社会。所有消灭这样儒道互补的行为都是近乎疯狂而不可为的。其结果常常为卫道士和民间皇室所共同抵制。
所以，中国文化异端之合法性和起义农民的入道统序，都是一种也许自甘停滞甚至堕落的历史倒退论——但是，这个倒退论，每每也是触发文化和社会生机的历史开端——这就是，”结束就是开始”的中国史观之所在（见钱穆观点）。西方的革命本身也有同类的循环往复之轮迹。只是这个轮迹更像是回到古代民主的曲折往复，更像是一种革命就是回归，回到传统，回到民主和耶稣——而非彻底解构那种自西向东的理念转移（见庞德，德理达等人的”东方学”）。所以，西方革命亦非无中生有，同样是有中生有，回到古代。这个思维模式乃是文艺复兴和很多崇尚在基督以外寻找政治方式和操作手段之人之言，如，马基雅维利，伊拉斯谟，白璧德等人。断裂的则是极权主义社会。这个消灭了社会的社会，如何使用传统，统序，官民，阶级，宗祖和文化，一切都成为悬疑。（我们说，就连苏联解体，也不能说是革命的产物，而是其模式”自爆”之结果；含阶级模式的破产，政治统治崩解以及异议运动之汇总效应；但是，奇怪的是，苏联解体时期，人们不知道其伟大的异议人士所居何处……。
以下是一种重要的关乎于此的说明——科特金经常提到的银行倒闭的比喻表明他的主题中还有其他缺陷。银行倒闭，大量惊慌失措的储户就会一窝蜂地冲进银行提取个人存款。他们没有其他目的，他们没有组织，他们也不期待更好的银行，更不要提在不同政权下的不同银行体制。这显然是科特金想要论证的观点。[4]总是把波兰情况看作例外，他认为1989年上街的人群不过是“缺乏相应社会组织的社会动员”。
所以，提到捷克斯洛伐克从群众抗议到全国范围的大罢工的”天鹅绒革命”的迅速发展，他写道”没有一个活动是受到异议者或者公民论坛的鼓动。1989年后不久这个论坛被废除。”所以大罢工是自发的。当30万人在温塞斯拉斯广场高呼”哈维尔上台”（Havelna hrad! ）时，并不意味着哈维尔的传记、个性、或者高度闻名的领导能力与它有任何关系，这不过是共产党体制的另一个”内爆”。对于任何亲临现场的人，或者简单地阅读过详细研究过天鹅绒革命的捷克或者西方历史学家的仔细描述的人来说，这个说法就像庞氏骗局的说法一样站不住脚。这是踩高跷的修正主义。
（《反思东欧剧变》 提摩西.加顿.阿什 译者 吴万伟）
我们的看法是，所谓主要矛盾是苏联经济的解体和崩溃：没钱了。第二是，这和哈维尔运动恰逢其时。就像中国孙文N次起义和铺垫，成为政治罅隙之填补。三，如果”中国模式”撑持到民间力量在时间距离和亲疏上过于间隔延宕，中国哈维尔的命运，即堪担忧。这也许是一个巧合，也许会错过这个巧合。）
由此，我们发出一种十分清晰的提问：革命和专制制度之间的间性关系，是不是考量一切（至少是西方革命，东方造反）转变甚至转型的要素？基本的回答甚至是肯定的。含从清末到辛亥的转型。其中，旧制度中包含革命成分，就是一个历史常识。这个常识并未因为托氏立义为高而异；其实是并未立异，而是诚实叙述。这个叙述，导致一种专制观和革命观的相辅相成，而不是由中断裂。我们的意思是，专制本身就是革命预留空间的政治体制和政治可能性的存在。这个存在的本质，就是专制制度并不消灭改革和转变之资源；只是其转变局限性依然严重于革命党人。如其转变失败，即会导致革命—-相反的结局是：如果专制中压迫和极权主义的因素，取缔了专制政治预留的各种阶级的，经济的，文化的，政治的空间，走向某种后来出现的毛式极权主义和希特勒极权主义，遂至革命、立宪之可能，几乎全部遭到毁灭——而极权主义所幸是一个短暂的野蛮倒退时代，其无文化无精神无政治，亦最后导致其模式的崩溃抑或遭受其扩张带来的外力打击，人类重新回到专制抑或民主之生活常态中去；且求得最后之民主，之自由，也可最后实现。这就是我们谫论于兹的开始。
所以，回顾革命论的历史，我们得出的推论是，如果旧制度被新制度取代，或有两个结局：一个是，新制度在文化精神上遗世独立的文化遗产，使得哪怕是君主王室之尊严之利益，尚可得保；整个社会产生自由主义和公正的分配和劳动制度；顺延不管是路易十四还是拿破仑开创的改革精神，改革措施，施行社会转型和民主化进程——含，对民主（不成熟）的民主批判——绝对不是用专制和极权来批判民主，那么，民主转型的可能性十分乐观；否则，就会出现亘古未遇的难题而困扰仅仅利用历史经验而答复其中之人的悬疑和困厄。这是一个十分清晰的逻辑。换言之，人类设计的革命——专制（制度)转换，有着他本身发轫文化、创建国家和延续精神遗产的种种内在机制和机智，是任何强人和土匪不能掉包转移甚至消灭的。西、东两方，莫不如是。中国所谓超稳定系统正是这种专制——造反——再专制——再造反模型的转换。其间，文化精神系统基本上尚属”万世一系”，道统学统正统并未塌陷。只是所谓圣器转移，政统易主，天下未亡，而政权亡也。这个亡，是亡国，不是亡天下，当然还是可以修复和再生的。也就是我们所言，旧制度和大革命，在一个循环系统中选择政权和统治者，而不是改天换地。
这是革命不能,造反也不能摧毁的道统之坚固防线。二臣也罢，一主也好，都是完成遗民或者新民之间性架构的文化宿主。他们可以忠于前朝，也可以侍奉当局，都是在文化道统上不成问题的解决者。这是旧制度、大革命、大造反管不着的精神地带。就像拿破仑复辟时期的法国和欧洲。那个革命和皇权式微的时期，使得人们并不废黜文化保守主义，也不崇尚革命主义之万能；中庸之道，使得那个时期的人们在端详后来被人、被亚洲人看好的马克思主义的时候，发出嘲讽和讥笑之态。
这个时期的欧洲，就像打造人、神一样，天兼地顾，水土深厚，见解明智，措施得当。他们平衡了旧制度和大革命的关系。使得二者得兼于互补优势。什么是他们的优势？这个优势，就是他们利用旧制度中，为托氏一类人肯定的改革措施，施行革命后继续改革的举措：如，恢复教权教尊，恢复法典法治；调和阶级属性，强调阶级权限，实施宪政分权（恢复到十四世纪法国三级会议之精神和物质操作），重建文化和社会多元化，制定均衡外交（以俾斯麦和前此之梅特涅），忝列欧洲秩序（这个秩序被希特勒毁灭）；等等。这都是革命恢复旧制度之印证，而不是利用革命，创生新异，更不是破旧立新，立异为高。一切，都是保守的，传统的和历史的—-因为，革命之滥觞，起源于一个最早的制度建设，那就是希腊城邦民主制度—-所有一切专制和半极权制度，甚至一度襁褓其中，皆属染有”健疾”之制度（恕笔者自造一词。）
于是，革命，在这个意义上得到了最为充分的解释；这个解释其实就是：革命和制度之间的辨正关系。这个关系何时何地被中断涂炭和摧垮了呢？就是出现极权主义之前后。这个极权主义的出现，正好和旧制度大革命相反相成。因为，这个极权主义是一个上帝不管的畸胎，它本来应该像稗子一样被烧死——就像圣经中不确言及之”负”选民那样——但是，正好是西方人的制度性因素和殖民性因素，使得这个畸胎应运而生。（这是另外一个话题。）东方畸胎之产生却是专制主义发展了它内在潜行的极权主义萌芽：如，秦始皇，如，忽必烈，如，朱元璋，如，洪秀全，如，毛泽东。他们这一批极权主义大小畸胎儿，使得专制度－革命之间的过度和桥梁尽数以毁。东、西方专制之良素，尽数以毁(我们前述之君相制衡，政教分梳等良素，尽数以毁。）这样一来，枉势从道，变成了枉道从势。革命出现，上帝被戮。最为重要的，还是比照托克维尔所言之旧制度中革命因素之消失——因为，这个制度，这个集权，这个政治，不是旧的，而是”新的”——新的极权比起旧的专制主义制度，不知道要糟糕多少倍。换言之，人类民主常态和专制常态，从生活角度而言，是一种可以理喻，理解，谅解和容忍之体制，之文化——民主贡献于人的文化，除去一切民主理念以外，难道可以和所有的儒释道荷马屈原歌德牛顿之比吗？神秘和令人谦卑的是，政治制度中宗教遗迹的崇拜，本身就是人文主义和耶教互补批判，相对其中的一种游戏——换言之，一方面，是共和论的革命，一方面，是君主论的反革命——而其中，二者合一，和谐和宽容。这就是西方政治的艺术。
这个宽容何时被结束，被和谐了呢？就是出现极权主义以后。它打断这个稳定系统；也就是他们利用新的革命，新的道德，新的制度来换取旧制度，旧革命，旧人和旧神的时候，灾难遂即爆发——在此之前，众神告危，偶像黄昏，瓦格纳和荷尔德林之焦虑成为尼采和海德格之疯狂之野蛮；虚无主义开始在人类的脑袋中，慢慢制造脑残和痴呆—-列宁等精神病人和现代主义，慢慢从保守的，豢养他们的，自由其中的瑞士等小国发轫，出现了几乎要摧毁文化的反专制主义疯人。继而，这个疯人院遂告修建一新。猪猡们和猴子们开始了新的列宁主义长征。这个长征，从根本上既摧毁旧制度，也摧毁大革命。这就是畸胎主义及其精神能指——也许，用我友人之语，叫做”类人孩”现象（见余世存语）——这时，一切常识被改掉了，西方经验和超验之哲学被改掉了——东方之人伦和人文被改掉了——上帝死去活来，就差一头载入大海了；据说，CHINESE要拯救人类了。呵呵，这就是极权主义最后的，疯狂的，悖论于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的，也许是全球化叫嚣的一个末乐章；是他们再次歌颂诸神黄昏和诸神死亡的新派瓦格纳癫狂啸响。当卡拉杨在他的乐队里鼓吹艺术纳粹的时候，他真的应该到北京故宫来，完成他的东方纳粹主义。至此，托克维尔所言不能以政治言文学，亦不能以文学言政治之论调，今天变得不太重要了。因为，今天，不是要以文学言及政治，而是要以新上帝，新价值，新东方，来取代政治和文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