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暴政凌辱和摧毁下的知识者标本
古往今来，一切暴政的本质特点，一言蔽之，就是仰仗暴力、辅以利诱，以各种卑鄙方式摧毁人的正直、尊严和人格，迫使人们——从精神到躯体——跪在它的淫威下，蒙受彻里彻外的人格羞辱。这种迫害至少会给人们造成两种结果：一种是成为简单工具式的单向度的人，另一种是成为人格分裂或曰两重人格的人。前一种多见于青少年或智力低幼者，后一种多见于知识者。
那么，如何结束这种暴政呢？答案也很简单：当人们都站起来，维护自己生来就应当享有的权利、尊严和人格的时候，那就是暴政的末日。可是，由于人们没有同时站起来维护自己的天赋人权，于是暴政就靠人们这种心灵上的软弱和认识上的时间差而得以苟延残喘。
毛泽东政权对中国人的正气和人格的深度凌辱和摧毁史无前例，舒芜就是这样一个知识者中被摧毁的标本。
舒芜当年的行为，不仅是投靠当权者，而且是卖友；不仅是卖友，而且是诽谤和诬陷师友。这种出卖和诬陷行为，虽然一时保全了自己，但从长远看，却是深度自戕，而且永远不能从心灵上解脱，因为自己参与了犯罪行为。现实的忧虑使他失去长远眼光和对人类永恒价值与道义的坚守。25年后，一代强权灰飞烟灭，胡风及其朋友们走出铁牢，重新举杯，聚集一堂。此时舒芜作何感想，心中苦味唯有自知。
这种现象——出卖和诬陷朋友、出卖和诬陷配偶、出卖和诬陷父母或他人，以换取暴政下的苟且偷生——是60年来中国社会一大景观。胡风事件、反右运动、十年“文革”、“四五”民主运动、“八九”民主运动等等，这种出卖和诬陷现象一再重演、屡见不鲜。
悲剧的制造者和历史的罪人，当然是毛泽东集团。但是，从另一方面说，即使形势严峻，舒芜仍有若干选择：他可以毁掉信件，他可以写些解释性或澄清式文字，他还可以被动地写些应景式的自我检讨。不幸的是，舒芜选择的是为当权者提供胡风写给他的大量的私人信件，以他的反戈一击和背叛行为获得当权者的信任。
自古以来，中国知识分子一向视人格和气节重于生：“威武不能屈”；“士可杀、 不可辱”；“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等等，就是历代这种人格观念的体现。就传统中国知识分子崇尚的道义情怀和人生原则而论，那种出卖行为比被暴政杀害更其不幸。这就是为什么文天祥、方孝孺义无反顾地选择慷慨就义、维护人格的原因。为一个腐败政权的覆灭而去死，是愚昧、自轻，但为一个新的暴力政权而俯首供奉，则属势利、自贱。明末学者中的黄宗羲、王船山、顾炎武，谢绝清朝征辟而取隐居治学态度，实亦有此考虑。吴伟业因为种种原因而接受清朝征辟，后半生实在是在自责自愧中度过。
现代中国在走向思想自由、人格独立这一艰难历程中，知识分子首当其冲，走在民族最前列，与暴政淫威构成一对异常强烈的明暗不谐和音。他们的悲剧命运成为中华民族自由殿堂中的英雄交响曲。他们的名字——林昭、张志新、遇罗克等等——是这个交响曲中最瑰丽、最圣洁的音符。有这英雄式音符的存在，使我们为这个民族深以为幸，使我们对它的未来深具信心。
二、自由时代的思想勇气和言论锋芒
在国民政府治下，胡风有创办刊物的自由，舒芜有发表言论的自由；胡风及其杂志，为青年舒芜的出现和成长提供了精神沃土，也是他的导师。
1945年1月，舒芜的《论主观》和胡风的《置身在为民主的斗争里面》两篇文章，发表在胡风主编的刊物《希望》创刊号上，立即引起重庆有关人士及延安方面的关注。延安1942年开展“整风运动”，提出所谓“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的口号。这是毛泽东为党内权力争夺、打击和清洗王明势力而制造的障眼法。他们反对“主观主义”，而胡风、舒芜却为“主观”大唱赞歌，为“主观战斗精神”呐喊。毛泽东在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曾严厉批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提出工农兵方向，要求作家深入工农兵群众，改造思想和世界观；胡风的文章却指出，人民“不是抽象的概念，而是活生生的感性的存在”，他们虽然要求解放，但身上却潜伏或扩展着“几千年的精神奴役的创伤”，作家要深入这样的人民，并且与之结合而不被其淹没，就得具备“批判的力量”。胡风强调“人格力量”，反对“客观主义”。这不是在驳斥毛泽东之辈的一系列谬论么？
毛派势力不能容忍这种对立的观点和力量，于是立即发动一场批评和反击。《希望》创刊号出版不久，重庆有关方面于1月25日举行了一次文艺座谈会，邀请胡风参加。会上，茅盾、以群批评胡风和舒芜的文章。胡风对此作了答辩。几天以后又召开一次会议，侯外庐对《论主观》提出批评。这年9月，毛泽东率团来重庆参加国共两党和平谈判。这期间，毛的随从胡乔木曾找胡风和舒芜谈话，批评《论主观》一文。舒芜与胡乔木激烈争辩，乃至不欢而散。这是胡风和舒芜与延安观点产生的一次重要对抗和冲突。
1945年11月17日胡风致舒芜信，已感到前景不妙：“本来可走的路是很多的。不过，我们虽从来没有希望得到批准之心，但无奈他们总要来审定，因而从此多事了。”国民政府并不介意他们关于主观的论点，而一个尚未掌权的党派却野蛮地干涉他们的观点。他们应当一叶知秋，在政权变色之际，何去何从，作出决断。就性格而论，胡风属于以生命维护自己观点的那种人，他接受了那个政权，也就选择了献身和牺牲，尽管他最初并不以为自己选择了个人牺牲，甚至认为自己比那些受宠的左派文人更具有政治的正确性和文学理论的正确性。就性格而言，舒芜虽然年轻气盛、持论激切，实则属于性格软弱、心思活动的一类。他的激切持论，缺乏坚强的性格根基。他接受了那个政权，也就联带地选择了日后的屈辱。
三、专制时代的屈服、出卖与自辱
屈服，是个人自辱；但出卖和诬陷他人，则是道义自毁和人格自戕，何况是主动出卖他人，以求立功。舒芜选择的，恰恰是最坏的那条路。
舒芜背叛师友，早已露出迹象。1952年5月25日，他在《长江日报》发表《从头学习〈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一文，检讨他7年前《论主观》一文的观点。这是对7年前他与胡乔木的激烈争辩公开认错。6月8日《人民日报》转载此文并加编者按。9月，《文艺报》发表他的《致路翎的公开信》（第18期），使胡风及其朋友们为之愤怒。他们看出，舒芜在一步步投靠当政者。
1952年12月，全国文协召开“胡风文艺思想讨论会”。何其芳作了题为《现实主义的路，还是反现实主义的路》的发言，林默涵撰写了《胡风的反马克思主义的文艺思想》一文。《文艺报》1953年第2、3两期刊登了这两篇文章。这逐渐升级的满楼风声，已经透露阴湿的空气和日益浓重的阴霾。
一场山雨在酝酿。但是，它将在多大的范围、以怎样的性质和方式展开，仍是未知数。恶狼要吃人，会静待时机。事态急变，需要某种因素激发，为爪牙难忍的暴虐者提供口实。舒芜此时主动交出胡风多年来写给他的信件，正中下怀，为这场人间的血雨腥风在全国范围里迅猛到来提供了当权者求之不得的、急速的催化剂。
1955年5月13日《人民日报》发表了舒芜提供的《关于胡风反党集团的一些材料》。舒芜把1949年以前胡风写给他的私人书信分为四类，一一排列，冠以各种政治批判式大帽子和诬陷性罪名，加上若干说明，发表出来，为当局提供了反胡武器。这四类材料的标题分别为：一、十多年来胡风怎样一贯反对和抵制中国共产党对文艺运动的思想领导和组织领导；二、十多年来胡风怎样一贯反对和抵制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由党和非党左翼作家所组成的革命文学队伍；三、十多年来胡风为了反对中国共产党对文艺运动的领导，为了反对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革命文学队伍，怎样进行了一系列的宗派活动；四、胡风十多年来在文艺界所进行的这一切反共的宗派活动，究竟是以怎样一种思想、怎样一种世界观作基础。
在“材料”的前言里，舒芜如此批判和诬陷密友胡风：“胡风文艺思想是在马克思主义外衣掩盖之下的彻头彻尾的资产阶级唯心论和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文艺思想。多年来胡风在文艺界所进行的活动，是从个人野心出发的宗派集团的活动，是反对和抵制中国共产党对于文艺运动的共产主义思想的领导、反对和抵制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革命文学队伍、为他的反马克思主义的文艺思想和反共文艺集团争夺领导地位的活动。”在该文结束语中，舒芜写道：“这些材料，现在摆在面前，反共反马克思主义的气息，卑鄙的个人野心的气味，是这样地强烈。可是当时，却把这些信当作经常指导自己整个生活、工作和思想的宝贵文献，从来没有看出什么不对的地方。这就是一个镜子，可以照见自己当时思想的面貌是何等的丑恶！”他痛骂了自己多年的师友，也痛骂了自己。
胡风那些信件嘲弄、讽刺和批评了毛派势力那些奉命而来的半调子文人及其骄横和浅薄。胡风信中对他们的讥刺语句犀利，态度轻蔑。由于当时的政治势态渐趋险恶，他使用各种隐语或代号来称呼此辈。凡此种种，皆被毛泽东抓住，视为对他本人的轻蔑。
这些信件，使隐身幕后、寻找时机的毛泽东勃然大怒，亲自操刀，立即将此案定性为“反党”（后来改为“反革命”），并撰写了那篇杀气腾腾、声色俱厉的编者按语。毛泽东依据舒芜提供的这些书信，对胡风及其朋友作出这样的政治宣判：“从舒芜文章所揭露的材料，读者可以看出，胡风和他所领导的反共反人民反革命集团是怎样老早就敌对、仇视和痛恨中国共产党的和非党的进步作家。读者从胡风写给舒芜的那些信上，难道可以得出一丝一毫的革命气味来吗？”毛向胡风的朋友们敞开一条做“真正的人”的“唯一出路”：“他们应当向政府提供更多的揭露胡风的材 料。……帮助政府彻底弄清胡风及其反革命集团的全部情况，从此做个真正的人，是胡风及胡风派每一个人的唯一出路。”（见《〈关于胡风反党集团的一些材料〉编者按语》）
毛泽东依据舒芜提供的这些书信，把胡风及其朋友断然定性为这个政权的最凶恶的敌人。舒芜若不提供这些信件，胡风冤案的发生虽然不可避免，但大约不会以这么急速、这么酷烈的方式发生，或许也不会通过公安部全国大逮捕的方式办案。舒芜的这种出卖行为，使受害者们很难原谅他。胡风及其朋友们直到30年后重聚一堂时，依然不能原谅舒芜当年那种卖友行为。
在胡风事件上，毛泽东再次使用了招降纳叛策略。他号召胡风“分子”向舒芜学习，反戈一击，戴罪立功。但事实证明，胡风的朋友们中间，没有出现第二个舒芜。那是一个有气节、有信念、有道义的知识分子群体。而且，他们的妻子们，有很多人显示出同样的伟大人性，例如胡风的夫人梅志女士，贾植芳的妻子任敏女士。只有屠格涅夫散文诗《门槛》中那位为理想而献身的圣女才能够与她们媲美。
诬陷和出卖他人的人，同时也谤毁和出卖了自己。这种人一时地损害了他人，却永远地毁灭了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