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月十四日下午我们从颐和园逛回来，回到和平里的接待站，就有班干部很严肃地来通知我们：第二天不得出外。我们问，有什么事？他回答：不知道。晚饭后又有陌生的北京干部召集我们，告诉大家明天早上四点起床，要去天安门广场开会。几个人悄声议论：毛主席会不会接见我们？于是个个心情紧张，忐忑不安。
九月十五号凌晨四点不到，我们被叫醒，吃了稀饭馒头的早饭，每人又发了半截火腿肠和一个面饼，说是中餐。然后我们便按班级小组集合起来，列队，八人一排。不时地有领导模样的人走来走去，巡视我们的队伍。又有人反复向我们强调纪律，特别提醒队列里的每个人，一定要牢记自己前后左右四个人的姓名，严防陌生人混入队伍，如果发现有陌生人插进队伍，必须立即报告。又有人走过来警告大家，不得带照相机、望远镜和其他物品等等。
天还不亮，大队出发了，前面有不少人举着红旗，就像仪仗队。我们的队伍步行穿过很多街口，每个街口设有检查线，每个路口有军人和警察检查，每通过一个十字街口，就有新的学生队伍从另外的方向汇聚进来。我看见有江苏的，有四川的。他们每支队伍最前面是横幅校名，接着是红旗方队。
天色渐渐亮了，只见大街上学生队伍浩浩荡荡，红旗如同海洋，悬挂在街道上的横幅大标语都是颂扬毛和文化大革命的，也有“向英雄的红卫兵致敬”的大横幅。我们越向前走，速度越慢，有时还必须停留很久，显然是等待别的队伍通过。
走到东长安街时，浩浩荡荡的学生队伍前不见首，后不见尾。只见街两边红旗招展，矗立着巨大的标语牌都是“战无不胜毛思想万岁！”“伟大领袖导师统帅舵手毛万岁！”等等。甚是宏伟肃穆，庄重热烈。
好不容易到了天安门广场，这时天已经大亮。广场上的联络员、指挥者跑来跑去，把各个学校的队伍带到指定位置。我们被安置在人民英雄纪念碑之前、距革命历史博物馆较近的一处地方。那时天安门广场铺的是水泥砖，每块砖正好站一个人。果然有人高声通知学生们，每人站一块方砖。我注意到地上的方砖都有编号，心想应该把我站着的方砖的编号记下来，那多么有意义！我背了几遍，不过后来还是忘记了。
据说由于我们是来自西北，所以特别受到照顾，站在天安门广场中间地段。我们兴奋，又很好奇，不断地踮起脚尖四下张望。但见人山人海，万头攒动，所有人的脸上都是无比激动、无限神往的表情。从飘扬的校旗上可以知道广场上的人是来自全国各地大专学校的学生。可是朝天安门城楼望去，还是很远很远，根本看不见城楼上面是否有人。听说东西长安街上都是学生，那他们就更看不到天安门城楼上的动静了。
这时我们猜测可能伟大领袖要来。但是十点了，还没有大会开始的迹象。只好耐心等待。等待是漫长的。起初大家保持着极高的革命觉悟，情绪饱满的规规矩矩地坐着，可是一个小时过去了，两个小时过去了，天安门城楼上什么动静也没有。于是有人借口要上厕所，向前面窜去，想窜到金水桥那里去。然而不久就垂头丧气地回来了，原来广场被分割成很多小区，解放军士兵手挽手地形成隔离墙，想穿越小区是不可能的。谁要是在方块小区里面乱窜，那没有人阻拦，但是不可以走出小区。我和一位同学也试了一下，试图穿过军人的人墙，那同学向军人解释他肚子不舒服，但是军人威严地一扬下颌，我们便知趣地铩羽而归。自古以来，都是秀才怕大兵。
漫长的等待使人不耐烦，纪律有些松弛，于是组织者提议比赛歌，学生们轰然响应。相邻的班级，特别是相邻的学校，开始争相大声唱歌。对方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我们唱《抬头望见北斗星》；对方又唱《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我们就唱《世界是你们的》。歌声此起彼伏，什么《我是一个兵》《帝国主义害了怕》，都唱了。直到嗓子唱哑了，唱不动了，才气喘吁吁地颓然倒地。最后大家都累了，人群才安静了。这时有打盹的，有想心事的，有啃饼子的，就这样打发时间。
金秋九月，秋高气爽，但是正午的太阳，还是相当有威力。骄阳似火，炙烤大地。我们等啊等啊，等待的时间太久，谁也不知道要等到什么时候。
一直等到（下午五点钟）左右，大喇叭里，《东方红》乐曲轰然响起。广场发出震天动地的欢呼声，我们一跃而起。只听见前面欢呼声此起彼伏，于是我们矮子看戏似的随着大喊：“毛主席万岁！万岁！万岁！万岁！”还不断地跳跃，希望看见什么。可是从我们所处的地方看天安门城楼，什么也看不到，连城楼上的人影子也看不到。广播喇叭里传出城楼上人的说话声。后来才知道那是毛和焦裕禄的女儿说了几句话。随后便是林彪发表讲演。他拖腔带调，“打倒一——切反动派，消灭一——切阶级敌人！”字字句句杀气腾腾，最后的“伟大的领——袖、伟大的导——师、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又引发了广场上估计有百万以上的红卫兵的激情呐喊。随后周恩来讲话，他号召抓革命促生产，到农村去支持秋收。由于他在党魁中保持相对低调，所以无形中慢慢积累起声望，随着时间的推移，人民的情感就倾注在他身上，到后来民众对毛的倒行逆施无法忍受，就用痛哭周恩来曲折地表达愤怒；其实周恩来此人，非常可圈可点。周恩来讲罢，毛泽东就检阅红卫兵，就是让红卫兵们通过长安街。可是广场上的青年大部分没有看到他的光辉形象，数十百万人此起彼伏的喊叫“我们要见毛主席，我们要见毛主席！”长安街上的学生开始通过天安门城楼前，狂热的红卫兵非要亲眼看见毛主席不可。看见了的万分激动，声嘶力竭地喊万岁。没有看见的便赖着不肯走，因为毛一会儿走到城楼边上向下挥动他的帽子，一会进了城楼里边休息。反正前面的情况我们全然不知，我们也看不见城楼上的任何动静，我们后面还有望不到头的人海，“我们要见毛主席”的喊叫声连成一片，直到喉咙完全嘶哑，就有另一片同样的喊叫声取而代之。叫喊声有时很有节奏，有时是混乱的呐喊声。
人潮涌过来涌过去，传说伟大领袖要走下城楼到广场上来，于是我们奋勇往前面挤。解放军组成人墙维拼命持场面。我偷眼向附近人群看，很多学生都在激动地流泪。他们都在跳跃着，以为跳高一点就能看到什么名堂。他们动情地叫喊着，眼泪花花闪烁着。我猜想有些人可能是感情丰富，有些人恐怕是即兴表演。我本身向来感情麻木，高喊口号可以，眼泪无法流出。我感到自己激情很不够，虽然时不时也蹦跳起来，却无论怎样也不能使自己流出眼泪。
不管怎样人为地使自己激动，也哭不出来。此时我虽然对毛非常热爱，不过我不喜欢在大庭广众表现自己。那样蹦蹦跳跳，又哭又笑，我不习惯。
广场上出现了一些指挥人员，他们动员学生离开广场。多半学生遵照指挥列队离开广场了，还有相当多的人滞留在广场上，此时我胆子大了些，看见前面还有许多该随队离开而没有离开的人仿佛等着继续看热闹，我也没有随队离开。走掉的大概是习惯于服从指挥的学生。由此看来，我是个愣头青，刚被人整得不敢乱说乱动，一旦情况有所变化，就又故态复萌。我跑到革命博物馆前买了瓶汽水喝，然后随便乱跑。
北京天黑得早，六点一过，忽然华灯齐放。那时候天安门广场上的灯光并不像几十年以后那样灯火辉煌，五彩缤纷。广场上照明灯很少，装饰灯更加谈不上，主要靠巨大的探照灯光扫来扫去。我东走西走，胡思乱想。
忽然天安门前广场欢声雷动，爆发出万分激动的“毛万岁！”声。这时大概是晚上八点左右，原来伟大领袖又来到天安门城楼上。广场上四面八方的人都朝天安门城楼那里跑，我没有弄明白是怎么回事，也赶快朝前跑，跑了一段路，前面的黑压压的人群挡住我，我拼命往前挤，后面也有人挤我，前拥后挤，水泄不通，到长安街边，再也无法前进一步，终于挤在中间不能动。可是即便在这里也还是看不见城楼上的光辉形象。只好矮子看戏随声喝彩了。不知过了多久，喊叫声平息了。伟大领袖离去很久了，广场上的人才渐渐走散，最后天安门前空空荡荡，我也疲倦地离开广场。我边走边看，只见满地的鞋子，清洁工们拿着扫把开始打扫广场，把鞋子扫成一堆一堆的。
我精疲力竭地往回走，折腾了一天，并没有亲眼看见毛，又感到失望，又觉得没什么意思，很空虚。肚子饿了，一家水果店还在开张，很多水果那时在西北是见不到的，比如那香蕉，我买了两只，这是我第一次吃香蕉，没想到那味道很怪异，吃了两口就非要呕吐不可，只得扔掉。
我回到住处，已经是子夜时分。这是一九六六年九月十五日，伟大领袖第三次接见红卫兵。我并没有亲眼见到伟大领袖，不无遗憾。可是后来我对别人撒谎说，我看见了，还装出无限幸福的表情。那是虚荣，瞎吹，很不老实。
这是一九六六年九月十五日，毛第三次接见红卫兵，报载被接见的全国赴京大学生共有一百五十万。九月十五日毛第三次接见红卫兵和革命师生以后，随即开始全国性的大串连。到十一月下旬，毛泽东先后八次在北京接见了一千一百多万师生和红卫兵。红卫兵在全国到处鼓动“造反”，揪斗所谓“走资派”，地方各级党委。稀巴烂。
据文革干将王力回忆，当时高层很多人对毛主张全国的红卫兵到北京来很不理解，认为是劳民伤财。毛对他们解释说：苏联之所以变修，是因为苏联人见过列宁的太少了；现在让全国的红卫兵来见我，中国就不会变修。这样明显是戏弄人的话，周恩来陈伯达康生等人听了竟然连连点头称是，赞扬毛高瞻远瞩，他们承认自己没有跟上主席思想，应该检讨。足以证明当时人们对毛的迷信到了怎样荒诞不经的程度。毛检阅了一千一百万红卫兵，但是亲眼见了他的光辉形象的红卫兵，恐怕不到十分之一。这些人从此就不变修了？真是见鬼！毛把号召红卫兵大串联的真实用意密藏在心，即使对死心塌地做他的应声虫、心甘情愿为虎作伥的家臣，他也不肯实话实说呢！
历史系同学郭君，后来我们一起长征串联。数十年后我们回忆往事，他拿出当年他的笔记。在毛接见红卫兵的那天晚上，他挥笔写下：《在最最幸福的时刻》
“毛主席在一九六六年九月十五日下午四点钟接见了我们。
“但我还想见一见毛主席
我们留下来了。
将近晚八点时，东西长安街上的红卫兵向天安门方向集结。
解放军也向天安门方向集结。
我们三个人挤在解放军后面，站在右边华表跟前。
千万只眼睛盯着天安门。我们一声又一声地呼喊：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
我们一声又一声地从心底里呼出：我们要见毛主席！
过了一会儿，周总理、陈副总理出来了，又进去了。
探照灯照上天安门，东方红音乐声非常高。这使我激动的心要从胸膛跳出来了。
我万分相信，毛主席就要出来了。
毛主席在东方红的音乐声中出现在天安门上。
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
我的千言万语只能用这一句话来表达。
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一定能听见！
毛主席向天安门东侧走过去，又走在西侧。我看得非常清楚，毛主席非常健康！这时我的幸福是无法用语言表达出来。
这时是一九六六年九月十五日八时三十分左右。
我一个劲地喊：
毛主席万岁！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
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万万万岁！
1966、9、15日晚记，于和平里招待所“
该返校了，然而有一小半同学得风气之先，趁机溜之大吉。胆子大的学生开始全国满天飞，到处去串联。有的同学这一去，直到来年五六月份才打道回校，那时大串联早就结束，学生回校闹革命，也就是大搞窝里斗了。他们周游全国，饱览祖国大好河山，好不惬意！另一些同学，思乡心切，乘此机会，回自己老家去。张士钢决计回四川老家，他邀我同去，但我不敢。因为去外地串联的学生在上火车时候必须自报家庭成分，很多城市的火车站站台都有红卫兵盘问串联者的家庭成分，黑五类老老实实报告出身，凡是黑五类学生，肯定遭受辱骂甚至拳脚相加，会饱受红卫兵的老拳，然后被驱逐下车。一个个灰溜溜返回自家学校。我没有勇气去外地串联，只能随着主流走。
说来也怪，那时人们很少撒谎，不敢扯谎。虽说不查证件，撒谎也无从对证，但我们就是不敢。何况我身无分文。
现在很多老人都怀念毛时代，说那时社会风气好，人们诚实，犯罪的也少，到处都有雷锋，等等。
但是他们不去想一想，那时人们之所以有好品德，是因为恐惧。就像我不敢撒谎，是因为怕。怕遭批斗，怕戴帽子，怕下放农村劳动，怕载入个人档案永远断送个人的一切。尤其怕株连自己的父母兄弟妻儿亲朋好友一起遭受无妄之灾。
现在的年轻人们根本不知道那时无产阶级专政是如何强大！阶级斗争和群众运动是何等厉害！一个人不管在何时何地，他都会感觉到自己的言行置于党和群众的密切关注之下；组织无所不知。因此，还是小心为妙。这种在恐惧中形成的行为特点，那不是道德，那是弱者求生存的保护色，充其量是奴隶道德。当你处于这样的生存状态时，你也就失去了维护个人尊严的权利，失去了自由思考的权利，失去了争取个人幸福的权利，失去了追求个人发展的权利，失去了监督人民公仆的权利。总之，个人的一切权利将不复再有。正如美国学者特兰所说：极权主义的统治者认为最理想的子民并不是真心信服自己观念的人士，而是丧失分辨力、匍匐在观念脚下的民众。
道德是人最重要的精神需求之一，它是做人所恪守的原则，也是人为了提升自己的素质而自觉追求的行为规范。因此，由于恐惧而形成的自我保护机制，例如不撒谎不做坏事，和真正意义上的道德是两码事。正是因为这原因，当恐惧的源泉一旦消失——阶级斗争和群众运动被社会抛弃，那么过去不敢撒谎和不敢做坏事的人之中，就有一部分会变为贪官和刁民，他们敢于巧取豪夺、蒙坑拐骗、杀人越货、无恶不作。
今日的道德沦丧，与当年表面上的有道德其实是一脉相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