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英时教授乐意在他的不为所动中，全他的个性，活他的人格。有所不为，也有所作为。多年来为知名和不知名的着作者写了许多篇诚挚的序言。最近汇成《会友集》在香港出版。
余英时是一个儒其热肠而道其心性的学者。他待人是儒，自处是道。在赶会场作演讲等学术交际活动上，他往往表现得颇为疏懒，自打从普林斯顿大学退休回家，他更加固守那座林木深处的住所，平淡地过着勤於着述的生活。
他提出过不少曾一度在学界颇有影响的说法，但从未摆出要建立某某学派的架势。他教出了很多学生，却无意把其中的任何一个人培养成自己的得意门徒。他几十年来的着书立说早已写出了大学者的名声，但在那盛名之下，他默然选择了“悠哉游哉，聊以卒岁”的孤独。这些年来，随着大陆与海外的学术交流越来越频繁，欧美的汉学界中，无论洋人还是华人，不管名家还是庸流，几乎都应邀出访，竞相赶场到大陆的学院“小世界”切磋加观摩。就笔者有限的瞭解来看，大概只剩下余英时顽石般无动於衷。他一次次谢绝了各种级别的邀请，至今仍处於八风吹不动的状态.
在统战攻势下坚守道义防线
余英时的反应何以如此淡漠？可以明显地看出，他这种狷介的态度绝非自负清高，实系於他一贯坚守的道义防线。就他的政治立场而言，只要中共当局还在倒行逆施，他就不会有兴趣凑时下的热闹和领情来自那边的荣誉，总而言之，绝不要落入被统战的圈套。剩下的时日已不多了，余英时更乐意在他的不为所动中全他的个性，活他的人格，好在有所不为的前提下兢兢业业地有所作为。
这就是他一直在书斋中尽力去做的事情：通过写文章或接受访谈，向外界发出他一个独立的知识人批评的声音。在我熟知的美国学院人士中，还很少有人像余英时这样放言无忌，勇於脱下僵硬的学术甲胄，跳出学科设限的壁垒，对他密切关注的海峡两岸之现状做出评论性反应，为华人公众贡献出不少富有导向的中肯分析。在这些内容丰富的文字中，他与个别知识人互相交流的一个突出方式则是应出版社或作者本人的要求，为很多新出版的书籍撰写颇有见地的序言。这些散见於各书的序言经彭国翔搜集，最近已汇为一编，题曰《会友集》，由明报出版社推出。
按照余英时的解释，“会友”之名盖取古人“以文会友”之义.与长期以来所谓“文人相轻”的取向相反，余英时更强调古已有之的“文人相重”的一面。书写本是一项召唤行动，一个人将自己的情志思虑用文字表达出来，并非只满足於自鸣得意的独白，而是如“嘤其鸣矣，求其友声”那句诗所说，欲以自己的鸣放激发他人的回应，让众声响应的奏鸣构成一派交响乐的律动。无论是求人作序还是为人写序，均出於知识人追求“知音”的心愿，在这一文字鑑赏和思考互动的书写活动中，一个写出了真知灼见的作者所希求的绝非应酬性的吹捧，而是应邀写序者严格的评判和真诚的理解。相应地来说，为人写序者便需具备“知音”的素质，他不只要敏於洞察和发挥作者的见解，更需坦率地提出商榷的意见和补充的论辩，最终取得互相启发和互相发明的效果。
按照余英时在该书自序中的描述，此类为他人诗文集或专着写序的文字佳作甚多，至清季到民国，已汇为洋洋大观.但在一九四九年以后的中共文化暴政期间，此一知识人之间在心灵上自由交流的传统却遭到了野蛮的中断。那年月，大批判文风盛行一时，很多玩笔桿子的上行下效，他们读解起别人的文字，动不动就存心歪曲，在文坛上造成了荒谬丑恶的互相挞伐。召唤与回应的韵事於是陷入前所未有的危机，前辈知识人对待他人文字所怀抱的那一片素心几成为往古的绝响。
作序乃是忠信敬事，儒其热肠
读余英时为他人着作所写的序言，不难看出他在恢复和发扬那一被破坏的优良传统上明显的自觉和可贵的努力。其中让我感受最深的就是他为人写序时所秉持的敬意。曾子每天反省的首先是“为人谋而不忠乎”的问题，这个“忠”乃儒者交人、事人之道，通俗地说，就是为他人办事要全心全意和真心实意。“忠”的事务之完成，必始於敬事而终於取信。自古以来，这种忠信敬事的态度可谓每一个“儒其热肠”者做人的根本。
但忠信的回应并不意味着有求必应，更不是应声虫式地全面讨好。余英时慨然应允的那些序言，应该说，都是他有所选择的结果，就他这个人一向都勇於说“不”的性格来看，想必他也回绝过不少不值得应允的要求。为什么我要在此做这样的推测？因为在当今中国的文字书写人群中，名人为作者写序的风气也有其俗滥的一面。正是世俗中存在着对这种人情广告的大量需求，才养育得某些好事的名人晕晕乎乎，常忙於文字应酬。一个人写到了有人求序的份儿上，自应慎重地使用已有的文名资本，如果一味好好先生地应酬下去，便难免炮制出连篇累牍的空泛敷衍之作。当然，我们没必要在此谈论余英时拒绝了什么和没写出什么，需要强调的则是他一旦应允为人写序后提笔行文时所秉持的态度。他说：“在我的记忆中，每一篇序好像都是在‘义不容辞’的情况下完成的。”
这个“义不容辞”的“义”，既是情义的也是道义的，其中凝聚着余英时学术和文化上的责任感以及他特殊的政治、社会关怀。如前所述，余英时是一个有明确的政治立场的学者，学术操作乃其严守的专业传习，政治、社会的关怀则始终调控着他操作其专业传习的焦距。与他的业师杨联陞奉行的“政治的归於政治，学术的归於学术”有所不同，余英时的文章巧於融合这两个常被隔离的方面，在避免政治沖淡学术的前提下，他往往会在学术讨论中勾勒出言之成理的政治论述。
从《会友集》的编排也可以看出编者彭国翔对这两方面的侧重加以区分的用意：“内篇”所收序言多为学术着作所写，故以谈学为主：“外篇”所收序言则涉及诸多非学术专着的书籍，表现出余英时对当代中国政治异议言论的热心传播和主动的介入。比如有关“党天下”的论述，就是本书所收的众多序言中所贯串的一条论述主线。中共从苏俄革命路线中引来的邪火点燃了中国人的民族主义情绪，最终酿成了祸及今日的灾难.在本书的第一篇（为黄仁宇《资本主义与廿一世纪》所写）序言中，余英时即明确指出很多发达国家中的民主社会主义与马列主义一党专政国家中所谓的社会主义之间根本的不同之处。苏共与中共“以暴力革命没收一切私有财产的结果是所有生产资料都控制在一个最具独佔性而且全面专政的‘党组织’手上。这个‘党组织’不但是唯一的封建领主，并且是唯一的大资本家，由这个‘党组织’垄断了所有的财富和权力，於是形成了一种只有政府没有社会的局面。在西方而言，这是消灭了‘公民社会’，在中国而言，也是消灭了‘民间社会’。”
融政治论述於学术讨论之中
这个在苏联首先建立的模式一旦引入中国，便为中共的党天下之形成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余英时进而把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集团比为毁坏了天柱的共工，他在为郑义《自由鸟》一书所写的序言中指出：“我们对列宁进行革命和建立极权统治的事实知道的越多，便越明白中国‘共工’及其追随者的一切作为……二十世纪是中国人表演破坏力而不是创造力的时代……所以我说，这场大火是由火凤凰从西方搬运来的。‘火凤凰’加上‘共工’，这几乎便是二十世纪中国‘革命’的全部历史。”中共的革命目标以及组织和活动的方式均来自苏共，而非从中国社会的内部自然发展出来，余英时进而分析，那外来的邪火之所以能在神州引起火炎崐冈的浩劫，盖因在传统社会解体过程中各类边缘游离分子进入了权力中心，他们利用从知识分子到普通民众的民族主义情绪，遂将盲众的破坏力鼓动到最大的程度。
在《陈独秀与中国共产运动》一书的序言中，他特别谈到毛泽东的“虎气”与“猴气”，以及毛如何以凶悍机诈的本领率领流寇集团，吸收了列宁主义的建制，最终夺得天下。这个党天下是“一个彻底反文化、反知识的‘光棍王朝’。”他们“本能地反对知识人和敌视知识人。”从反右到文革，党天下体制对知识文化和知识人的摧残达到了空前未有的地步。序文集中类似的精彩见解还有很多，以上仅擧数端，可见余英时为人写序时融政治论述於学术讨论的功力。
余英时为前辈学者和学院同仁的着作所写的序言就不再赘述了，我特别要在此一提的是他为学界中人通常多不愿接触的民运人士——如吴弘达等人——和出版社未必重视的无名作者——如包括笔者本人在内的王友琴等人——的着作所写的序言。为此类人的着作写序，可能影响到写序者在大陆开会或发表文章的机会；出版此类人的书籍，出版社也赚不到大钱.但对余英时来说，为此类作者仗义执言乃是正当的决定，其义不容辞之紧迫性已超出了一般意义上的“互为知音”。
助人为乐珍惜受害者的原始资料
互联网与文本数码化的发展极大地挤压了书籍市场，出书，特别是出版非畅销的论着，如今已变得日益艰难.再加上读者群的更新换代，书籍的卖点已今非昔比，从港台到北美，反共书刊的销路也大不如十多年以前那么好了。就拿我写书的情况来说吧，六年前我那本《我的反动自述》即将脱稿的时候，由一位友人介绍到香港的明报出版社。出版社老闆虽未拒绝，但他向推荐人提出了一个可以理解的要求，说是如果有余英时写序，他们便接受出版。友人当下将此事电话告知余英时，在我本人并未亲自出面请求的情况下，余英时当即义不容辞地一口答应，接着在读完我寄去的手稿后写出长篇序言，出版社不久便与我签约.
我好坏在美国尚有一教中文的教职，很多年迈的劫后倖存者，无论生活上或着作出版上都更为艰难.党天下对知识人的摧残是核辐射般毁灭性的，余英时接触过大量的老一代知识人，他发觉，他们在经过几十年的“思想改造”后，“原有的精神自我”都被彻底摧毁，其“精神世界已到了方向莫辨的地步。”但使余英时甚为感动的是，巫宁坤教授在他的回忆录《一滴泪》中却表现出老当益壮，不失其故我的气概。余在读该书英文原着时便甚为激赏，后来与巫相识，为襄助巫在台湾允晨重印该书的中文版，他竟自己掏腰包买尽原出版社的库存，替巫讨回版权，终使其书扩大了流传。
余英时这样的疏财仗义之擧是为了什么？作为一个史学家，他写道，值此党天下解体之际，大量“受害者回忆的文字不断涌现，我们只嫌其少，不嫌其多。”“这些最可宝贵的原始资料，必将成为未来史学家研究二十世纪下半叶中国史的重要依据。”由此可见，在助人出书的事务上，余英时不只担起了为人师表的责任，而且发挥了当今中国政治异议言论论坛盟主的作用。通过那一篇篇序言的撰写，他以个人的学术信誉向出版社和读者群保举了许多像我这类无名之辈的作者！
诗云：“投我一木瓜，报之以琼瑶。”古代人际交往中的“报”乃是一种“人敬我一尺，我敬人一丈”的做人原则.一个追求“互为知音”的序言撰写者在很大的程度上是把友人求自己写序视为受到信任和被寄予期望的一种嘉许，因此在阐发他人的着作时，他总是要力求写出新意，藉回应别人之机，好下功夫开发自己的思路。读余英时序文集中的文字，你可以明显地感到，他在琢磨别人的论题时如何努力做深入的探求，如何尽量地加入他所擅长的历史透视。因为对他来说，精心撰写那些序言，既是回应作者的言说，也是以自己的言说报答作者的知音，乃至报效广大的读者，特别是他那些热心求知，执着求真的读者。
二○○九年圣诞前夜
（康正果﹕陕西师大文学硕士，美国耶鲁大学东亚语文系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