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中国着名翻译家杨宪益最近逝世，民间对他的人格和风骨评价甚高。本文作者却有不同看法。
●晚年的杨宪益爱上打油诗，以此排遣心中的痛苦。
几年前在颐和园旅游商店偶遇杨宪益戴乃迭夫妇翻译的三卷本《红楼梦》，便不假思索的买了一部。买谁的书就好比与谁建立了精神交往，所以此后凡遇杨戴二人的资料，我都特别留意。十一月二十三日杨宪益先生去世，网上资料大增，我发现杨戴二人一生有许多暗角有待於打探。试以下列探索，与朋友们分享。
岳母可怖的预言竟然兑现
最初杨戴在牛津恋爱时，戴母非常反对，说：“如果你嫁给中国人，你会后悔的。要是有了孩子，他们会自杀的。”女儿的经历证明了母亲的先见。戴乃迭可能终生无悔，可她与丈夫后大半生的遭遇岂是“后悔”二字所能囊括，而他们唯一的儿子杨烨却千真万确地应验了外祖母的担忧，在英国泼汽油自焚而死！
我们不禁要问，当初戴母何以做出如此可怖的“预言”？戴母很早就随丈夫（戴父）到中国教书和传道，对中国并不陌生。戴父在燕京大学教书十多年，后来放弃大学教职，与几位同道到中国最落后的地方救助穷人。戴乃迭就出生於北京，在燕园度过最初的人生岁月，七岁才返回英国读书。中国留下了戴乃迭童年的梦幻，嫁与中国人应该说有几分童话的美丽，可为何母亲竟如此“不看好”女儿这桩婚姻？研究当时在华单身传教士及其子女与中国人通婚的情况非常少。原因可能是：只有在中国生活过的西方人才会真正明白，中国人的精神世界与西方人究竟相差多远，进入中国社会呼吸中国文化的空气究竟有多么可怕！戴母分明早就感知到这些发自未来的死亡气息。
杨宪益牛津毕业时为何放弃到哈佛大学读研究生而执意回国抗日？杨后来的解释是不那样做就会觉得“羞愧”。这话说得轻飘飘，不是操作性的原因。钱学森回国完全由中共居间运作，这在钱去世那几天的官方媒体上已作为其“光辉人生”的一部分被发掘得一清二楚。杨作为因六四被中共开除的党员，不可能享受官媒给予钱的那种“哀荣”，所以人们无从得知杨戴当年回国的具体操作过程，谁穿的针，谁引的线，如今世人一概不知。那是杨宪益积极向中共组织靠近，虽未被批准入党，“但是一种暗契，暗地里支持的一种关系”（余英时语）。作为中共地下党的周边仆从，杨的这些经历都还留在历史黑箱里.
杨宪益捐飞机为何不为人知？
朝鲜战争爆发，当时在南京工作的杨宪益“是个大忙人，没黑没白地出席各式各样的活动和会议，还多次代表南京市政府到火车上慰问回国的中国人民志愿军伤病员”（韩三洲语）。人们都知道豫剧名伶常香玉捐了一架飞机，很少人知道杨宪益、戴乃迭夫妇也捐了一架（且比常捐献更多），甚至他们的女儿杨荧也是直到半个世纪之后才得知此事。一九九九年，戴乃迭去世，杨荧在清理遗物时竟发现母亲身后连一枚戒指都没有留下。杨家是津门望族，宪益的四叔祖杨士骧曾继袁世凯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父亲杨毓璋曾任天津中国银行行长.如此显赫家族的洋媳妇怎么可能连一枚戒指都没有？此时杨宪益才告诉女儿半个世纪前变卖家私捐飞机的陈年旧事。
他们的订婚戒指和婆婆送给洋儿媳的金银首饰、翡翠玛瑙和各式各样的蓝绿宝石全都变现凑钱了。杨宪益后来说：“这事（捐飞机）我不说，谁也不知道。”杨宪益为何对捐飞机的事长期守口如瓶？是觉得没什么可夸耀的，还是原本就是一个迫於形势不得已的选择？当时中国社会反美仇美的民族情绪十分浓烈，许多父母为孩子起名“抗美”，我就认识两位名叫“抗美”的女士。作为南京大学外文系教师的戴乃迭，成为少数滞留大陆的英国人。此时彷彿她就是英美帝国主义魔鬼的化身，备受冷落和歧视。同事、朋友视之如瘟神，有的甚至当着她的面故意喊“打倒美帝国主义！”戴乃迭应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变卖金银细软捐飞机的。
今天面对这么一个邪恶的朝鲜政权，我们不知道捐飞机抗美援朝的杨宪益有何感想？
另外，当时全国个人捐献的飞机总共有几架？常香玉的那架米格十五飞机如今陈列在北京小汤山航空博物馆里，而杨戴所捐飞机的型号是什么？现在何处？
文革家破人亡之后还要入党？
杨宪益长期追随中共，一九四九年以前是过中共之门而大嚼，国民党撤离大陆时拒绝接受飞往台湾的机票，抗美援朝时响应号召捐献飞机，两次无偿捐赠自己收藏的珍贵文物给故宫博物院和南京博物馆.即便如此，至文革期间他仍然被打成“特务嫌疑”，坐牢四年。英国学界二十三位着名汉学家联名致函周恩来，希望瞭解戴乃迭的状况，信函却如石沉大海。三个子女虽与之划清界限，仍然被发配到三个不同的地方。儿子杨烨因母亲的外国人身份被北京大学拒之门外，即使带着红卫兵来抄自己家也不被信任，受尽凌辱。七十多岁的杨母被罚每天扫大街，在英国的戴母则在对女儿的下落一无所知的绝望中辞世。
更可恨的是，杨宪益被关四年，出狱时竟被索要四年的伙食费（大约当局认为当年这个捐飞机的人家底尚厚，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尚堪再敲一笔钱）。杨戴出狱后，杨宪益患上精神分裂症（两年后痊癒），杨烨也出现精神危机，有一天突然宣佈自己不是中国人，只说英文不说中文，也不认杨宪益这个父亲.在周恩来过问下，杨烨获准去英国。走前他把自己的藏书全部焚烧，只留下团员证和毛泽东像。大概不是他觉得这两样东西珍贵，而是还需要用以避邪；如果这两样东西也毁掉，他就休想出中国。到英国后，杨烨不能见中国人，一见就吓得失控，不由自主地发抖。杨烨最终彻底崩溃，在耶诞节期间点燃汽油自焚。此时他不再世故，不再顾忌，毛泽东像被他戳满了洞。他墓碑上的名字是David Green，无关杨姓，无关中国（参见枫晴的文章）。
见鬼的是，遭遇如此惨烈的杨宪益，竟然文革后继续要求入党！一九八六年他终於如愿以偿，成为中共正式党员.我们不禁要问，他究竟是怎么想的？他的行为逻辑是什么？是他确信自己前大半生的追求是正确的，还是企图用一个的新错误遮盖以前大半生的瞎眼？
晚年为何爱上打油诗？
晚年的杨宪益爱上打油诗，其中的一百八十余首结成《银翘集》在香港出版。之所以取名《银翘集》，杨的解释是“我的打油诗多是火气发作时写的，用”银翘解毒丸“来散火最合适.”有论者说，杨宪益的打油诗有《世说新语》的机智和英国式的幽默，诙谐机趣，自讽自嘲，大俗大雅。我不这么看。我认为百分之十九点九九九的中国人都有资格写打油诗，唯杨宪益先生不可写。如果我是杨，我宁愿封笔也绝不写打油诗。“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可耻的。”对於有杨宪益这样经历的知识人，写打油诗是可耻的。若泉下有知，我想戴母不会认这个写打油诗的女婿，儿子杨烨将更加不认他这个写打油诗的父亲.
写打油诗也是一种文学创作，杨写打油诗时的心理状态是怎么样的？杨的许多打油诗都随手送给访客了。据此，我的判断是，写打油诗是杨的一种心理救济方式。访客们只顾分享、赏析、讨论他的打油诗了，从而避开了谈论那些令杨难堪的追随中共、捐献飞机、家破人亡、老年入党等等人生臭棋。在杨这里，打油诗好比盾牌，将访客射向他人生的兴趣之箭挡开了。如此话语遮罩，不知不觉将有关杨的种种人生臭棋之类的话题转换成了宾主双方面对一首新创打油诗的哈哈一笑。
“我谴责戒严部队屠杀北京市民的罪行！中国人民是杀不绝也吓不倒的！他们可以将我加在杀害的名单之上，但是他们不能够杀光我们所有的人！”杨宪益先生人生最大的亮点乃是当六四之际愤怒谴责大屠杀，公开要求退出中共。论者因此将他称为理想主义者。我也倾向於接受这种说法，但我要补充的是，理想主义是个中性词，有高招和臭棋之分，杨宪益先生是一个下过不少人生臭棋的理想主义者。杨宪益十九岁赴牛津留学，一待六年，学的是古典文学.象牙塔里的人一旦关心起政治，很容易有热情无眼光，就好比老房子起火，不分皂白一顿乱烧。杨宪益当初舍弃牛津哈佛回国效力，誓言“直到中国从她的侵略者手中获得自由的那一天”，可是至死他也没有摆脱比侵略者更侵略者的政权加之於他的不自由的梦魇.我想，即便当初日本灭亡了中国，作为抗日志士的杨宪益一家也绝不会比后来他们实际遭遇的更悲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