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与阅读，有时候会像一朵云推动着另一朵云、一颗子弹顶替另一颗子弹，互相牵连。约翰·伯格的《讲故事的人》（翁海贞译，广西师大出版社，2009年9月）这个书名马上使我想到“讲故事的人来了”，然后接着就联想到很多年以前读过的一首诗：《送斧子的人来了》（作者：王寅，载《今天》总第16期）。讲故事的人和送斧子的人看起来完全没有联系，但是我却无法摆脱它们之间的联系，就如我无法忘记那首诗的结尾：“送斧子的人来了/我们的头来了。”斧子与头颅相对应，讲故事的人与听故事的人相对应，前者似乎很残酷，后者似乎很温馨。然而，另一位诗人说了：“真理是说出来的/像受伤时流出的鲜血/嘴被打肿了/真理是说出来的。”（作者：孟浪，见同上）可见，讲故事的人和送斧子的人也可以有很内在的联系。伯格所引发出来的话题与思绪有着尖锐的对立：生与死、爱抚与酷刑、民主与独裁……这些对立都是源自作者的经验，他说：“无论政治的抑或是个人的动机促使我写点什么，一旦笔尖触及纸面，写作变成了赋予经验以意义的奋斗。”（第31页）——赋予经验以意义，而且是一种奋斗！关于写作，我想没有比这更好的定义了。劳埃德·斯宾塞的“序言”说，贯穿这本随笔集的主题是爱情和激情、死亡、力量、劳作、时间的经验、当下历史的本性，并认为这些都是当代的紧迫议题。其实，谈论这些议题的人不少，但是伯格的谈论方式却很独特，他强调的是观看。斯宾塞指出，对于伯格来说，看（seeing）确实是最重要的；在他的文章里，观看（seeing）、感知（perceiving）、想象（imagining）保持着它们作为理解世界的方式的首要地位。读过他的《观看之道》的读者，对此会更有体会。当然，真正的观看是具有穿透力的，正如伯格从农民的餐桌上看到了他们与现代政治的距离。
在我看来，《诗歌的时刻》是这本文集中的“斧子”，劈开的是世界中的两面：严峻考验的时刻与诗歌的时刻，而实际上这两种时刻是不可分割的。在文章中所谈的严峻考验主要是酷刑、囚禁、政府成为绑架者，而诗歌打破沉默、揭穿谎言、述说痛苦、抚慰心灵。作者说在皮诺切特的智利，酷刑是为了摧垮，为了制造最大的威胁。对此，诗歌反复地述说不要相信他们，述说着失去儿女的父母们的痛苦。作者认为，“在现代极权主义政权的残酷机构面前——如今它经常被比作地域——诗歌会大量涌现”（第322-323页）。再读一遍中国年青诗人的那句诗吧：“送斧子的人来了/我们的头来了”——这是一种沉默的对应。
文集中的《屏幕与〈封锁〉》很严肃地探讨一本美国畅销书的真正意义，而这本曾在国内正式出版的书却似乎早就被遗忘了，以至文集的译者似乎只知道它有名为《独家阴谋》的台湾中译本。这本THE SPIKE于1980年由纽约的Crown Publishers出版，1981年北京的世界知识出版社就推出中译本《被枪毙的内幕新闻》（尤勰等译），这个书名显然比台湾本好，印数竟达十七万六千册。小说以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的越南战争为背景，讲述美国政府、情报单位与新闻界的意识形态斗争，伯格认为它为读者揭露全球性的、隐匿的制度权力，揭露苏联克格勃旨在提供虚假信息的全球计划。在我的阅读记忆中，这本书带来的感受和经验极为丰富。仅仅是在全书的第1页，称美军直升飞机为“大绿豆蝇”、女大学生向国民警卫队士兵分发注射了迷幻药的桔子、在1967年的伯克利校园里有一块可以演奏音乐和种植大麻的“人民公园”、大学为了得到中央情报局的补贴而被国防机构操纵、在讲演中的学生领袖向军方直升飞机挥舞拳头——所有这些对于1981年的中国大学生的吸引力可想而知：“嘿，约翰逊！”台阶上的学生领袖对着麦克风喊，全体学生跟着齐声喊道：“你今天杀了多少小孩？”这种喊口号的方式和那个句子中包含的谴责与嘲弄对我们的影响也可想而知；教授对学生说，有政府补贴你们才能上大学，学生回答说受洗脑不是受教育，关于教育的如此短暂的对话所产生的深远思考也可想而知。多少年没有重读的这本书，今天被伯格翻了出来，比较着伯格对它的评论，才发现有很多问题在当年并没有读出来。怀着激进主义理想的大学生霍克尼揭露中情局的非法行为和战争的真相，成了著名记者，但是他逐渐发现他的消息来源是苏联克格勃的全球虚假信息计划，最后发现连美国副总统也是在无意中为克格勃工作。虚假无处不在，掩盖无处不在，意识形态与国家权力的存在离不开这两者的恶性循环。
作为马克思主义批评家，伯格对丹尼洛·铎奇《西西里的人生》的评论充满了对贫穷和斗争的思辨，他对铎奇的评价应该使我们也受到鼓舞：“他相信诗歌和行动，一生致力于反抗不公正和贫穷的不屈斗争，却仍然是宽容的人。也许最重要的是，他不相信救世主，他只相信催化剂。”（第339页）
翁贝托·埃科（我们还是以熟知的“艾柯”来称呼他吧）的《密涅瓦火柴盒》（李婧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年10月）也是专栏随笔性质的文集，他在前言里说，尽管有调侃的笔调，但表达的总是社会一种愤怒之情，“我不谈让自己高兴的东西，却总是对那些令我不开心的事情写下自己的想法”。这些不开心的事既包括现实弊病，也有些是对个人经历的反思。与伯格的“观看”相比，艾柯更多是直接的操刀解剖。《我的墨索里尼颂》揭发自己在童年时代曾写过歌颂墨索里尼的作文，艾柯认为这既是对环境所灌输的思想的接受，同时也是为了得到社会的赞赏；因而认为对那些以歌颂领袖的思想来毒害儿童的人是不能原谅的。而与此很有相关的是，艾柯在《读懂历史年表》中认为，1931年许多大学教授向法西斯政权宣誓效忠是可以原谅的，因为许多人所生活、尤其是所成长的年代的具体历史情境是使他们只能拥护唯一的政权、接受唯一的文化，他们能够如何反抗那个政权呢？这两篇文章既显示出艾柯对于极权政治加之于人生的精神痛苦是何等的痛心疾首，同时也说明他在今天对这些重新被人们翻出来的话题表现出历史主义的态度。但是，艾柯对于政治的本性却有着极其准确的判断：“政治本身就是一种靠说谎生存职业，说谎是政客的义务；相反，如果他们把自己的所想所为都一五一十地告诉所有人，那他们早就被开除出局了。”（第189页）因此，对这只小小的“密涅瓦火柴盒”，“政客们真应该好好反思一番啊”（第17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