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月二十七日清晨我们打起背包从长沙出发。长征队打着红旗，排着队走在大街上，我们个个穿一身黄军服，腰间勒着皮带，腿上还打了绑腿，人人精神焕发，斗志昂扬。我们时而齐声唱歌，时而背诵语录。穿过广场，穿过闹市区，走出城市，走在郊区公路上。要过湘江了，我们来到渡口，坐上渡船。船老大敬畏地瞅着我们，有谁发给他一叠毛语录，他憨笑着双手接下。
上了岸，我们又精神抖擞地走路。我是负责保管收音机的，那是一台砖头大小的半导体收音机，我们在兰州买了专门用于长征宣传毛思想的。此时我便打开收音机。刚一打开，就传来毛第八次接见红卫兵和革命小将的大好消息。这真是意外的喜讯，我们都觉得这是伟大领袖对我们的巨大鼓舞，因此步伐又迈大了。有谁带头喊口号：我们一定要长征到底。
一口气走了五十里，到碑头镇休息。那里有红卫兵接待站，我们登记，每人交了四两粮票和三角钱（？），吃了午饭，以后在长征途中我们吃饭，都是这个模式。
下午继续走，走累了，我们轮流念语录，不知不觉又走了二十里。有时一打开收音机，雄壮的《东方红》响起，我们不由得又加快了脚步。晚上我们宿在道林。这头一天的步行，我们走了七十五里路。一坐下来，发现脚也走拐了，脚上还打了泡。道林的老乡跑来看红卫兵，见此情状，就給我们烤脚，用烧过的针刺破水泡。用木桶盛满热水给我们烫脚。那时老乡真是憨厚，听见是红卫兵就如碰上了天兵天将一样。当然因为是徒步串联初期，路过这里的红卫兵还不是很多，人们觉得希奇，所以要先睹为快，无不对红卫兵肃然起敬。
某队友这天晚上在笔记里写道：“我们日夜向往着红太阳升起的地方。从今天早上我们迈开大步踏上去韶山的道路一直走到下午，我们脚痛腰酸腿困，几乎走不动了。我们不约而同的拿出主席语录本，一起读起来。你一段，我一段。我们一句句的念，毛主席的话渗进了我们的血液，我们的胸膛被毛主席的话燃起了熊熊的烈火，我们不知道什么是累了。五点左右我们飞快地赶到道林。”
队友郭老弟烫脚时，怀疑木桶就是晚饭给我们盛稀饭用过的。他偷偷地给烫脚桶作了记号。第二天一清早，稀饭桶提来了。他一一找有记号的桶，果真找到了。那天他没有吃稀饭。心想这南方人的木桶又烫脚，又做饭桶，难道不觉得嗝引（恶心）？
二十八日早晨又出发。一上路又是轮流念语录。这一带是平原加小山丘，路好走，三十里路三小时走过去了。离韶山越来越近，听当地人的口音，个个都是毛的声音。走过一个村庄时，路边有一间旧屋子，一位慈眉善眼的驼背老太太，一手拄拐棍，一首挥动红小书，颤颤巍巍地走到路边，用浓重的毛的口音向我们笑笑咪咪地喊：“红卫兵好！下定决心！下定决心！”我们回报以“向贫下中农学习！”至于她是不是贫下中农？天晓得。但是当时这情景使我认定，战无不胜的毛思想已经深入人心。我们给在集体在田里务农的公社社员高唱“造反有理”歌。又高唱“大海航行靠舵手”，再高唱“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可谓意气风发，豪情万丈。迎面走来一支和我们一样的长征队。这时我们便喊着“向革命战友学习，致敬！”对方也高声喊着：“下定决心，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向你们致敬！向你们学习！前面还有三十里就到韶山了！前进！”。
某队友当天写下他的感想：“今天途经东山、如意。行军在毛主席的故乡。韶山，我们向往着韶山，这块革命的圣土。这里升起了我们心中永远不落的红太阳。我们的心很早就飞到了这里。这里的一山一水，我们是那样熟悉，那样亲切。一草一木，在我们心目中是那样神圣，这里的人民，比我们的亲人还亲。当我们行军最累最苦的时候，我们就很自然地想起了毛主席，于是，脚上就插上了翅膀。一路上，无论男女老少，都向我们要毛主席语录。一接到手，就大声读起来。他们对毛泽东思想无限热爱，无限忠诚的感情，强烈地感染着我们。路上稻田埂上一位老太太走近我们笑着说：下定决心，下定决心！我们觉得群众多么支持我们。一路上，只要碰到小孩，都争着向我们要传单，要毛主席语录。田里做活的农民请我们唱歌。”
这头两天的行军，我们走得像模像样。高举着红旗，排着整齐的队列。到韶山时是二十八日傍晚。这一天走了六十五里路。
韶山已经是人山人海。那里有专门接待红卫兵的机构。一面一面的山坡被辟成接待站，用竹子搭建成仅仅能遮雨的天棚，地下铺上竹排，是通铺。可是根本不够用，压力越来越大。接待站夜以继日地又在收割过的稻田里搭建简易竹棚。然而来朝觐圣地的红卫兵如潮水般地涌来，当地人纵使有三头六臂也穷于应付。我们很费劲才吃了一顿饭，随后便找到指定的通铺倒头大睡。次日早上睁眼一看，和我们头对头的另一排通铺，竟然是女红卫兵在呼呼大睡。赶紧起床找厕所，厕所紧张得很。一队头剃小分头，看似男性的红卫兵在那里大呼小叫地说话。一张口，竟是女性。她们大多身穿花棉袄棉裤，或者外套黄军便服。难辨男女，很有点怪模怪样。原来她们理的是文革中风行一时的“革命头”。她们破四旧树新风的彻底革命精神，令我惊诧莫名，叹为观止。
在韶山的头等大事是瞻仰毛故居。胡乱吃罢饭，我们就去排队参观。前来参观的红卫兵排着几里长的队伍，距故居老远就沿弯弯的坡路搭起避雨的竹棚，就如颐和园里的长廊一般。成千上万的红卫兵排队等候其间。我们随队伍缓缓向前挪移脚步，前面除了人头攒动，什么都看不到，
因为是冬季，又是阴天，毛故居又背靠林木茂盛的山丘，所以满山的青绿缺乏生气。终于看到毛故居的轮廓了。从外表看，故居是一个凹形的大屋，我们已经多次在电影和画报上看到过这座诞生中国现代真龙天子的农舍。所以对它相当熟悉。然而亲临其境的那种新鲜感和五官俱能参与的奇妙性，仍使我激动不已。我很激动，心里一再要求自己一定要有无限崇敬的感情，然而此种感情好像总是不那么具体，感觉到的只是好奇。
我们从故居院子正中大门进入其内，这大屋内部比想象中的要大得多，里面内容丰富，如同迷宫。有许多房间连环相套。我们鱼贯而行，从一间又一间的房子里穿过。看到了诞生毛的床，还有各种农具和生活器具。我仔细瞻仰里面的陈设，希望把它们铭刻在心。最后参观者从后院鱼贯而出。
对毛故居，我的第一印象是，这明显是一个家道殷实的富户。可以说老太爷的太师椅、八仙桌，少奶奶的牙床，一应俱有。有如此一栋大屋的人家，必定有不少的良田，后来我们在参观故居陈列馆时希望从各种文字材料里找到答案，但是没有；官方对毛家有多少田地讳莫如深。
早就有传说，毛的家庭是富农，但是在正式材料里介绍说，毛的家庭是富裕中农，即所谓上中农。这两者的差别就大了。前者是阶级敌人，在当时，凡是富农出身的人是专政的对象。而后者属人民内部。为什么毛是富农的事情人们绝口不提呢？领导无产阶级革命的伟大领袖却和剥削阶级有说不清道不明的关系，这太荒谬了。他应该是一个穷得叮当响的贫民才符合逻辑。我为自己突然冒出这个想法而害怕。我不敢对这个问题深想下去。
脑子里这样的杂念只是刹那间出现，我竭力摆脱它们。每当因为自己观察的事实而产生与官方宣传不相吻合的诸如此类的思想杂念时，或者因为阅读人道主义和民主主义作家的作品而对其与毛思想相悖的观点主张产生共鸣时，我便敏感地认为之所以会如此，是因为我自己并非是马克思主义者而使然；我大概顶多是同路人，灵魂深处有一个顽固的资产阶级王国。就这样我经常把自己划在革命的对立面一边。自认是革命的敌人。因此当有人指责我思想落后、阶级立场大有问题时，我心悦诚服，俯首帖耳，毫无怨言。久而久之，竟然有了受虐狂的心理。我为此深感沮丧。那时代我始终认为，先进分子的大脑里绝对不存在不正确的东西。毛要求我们必须相信群众，相信党，他从来不主张人应该相信自己。所以如果自己的思想与大家说的或是党的宣传不尽相同，那只能得出一个结论：自己错了。脑子里出现这类思想，必定是因为对革命不忠诚，应该不断进行思想改造才对得起伟大领袖。何况此时正是我对毛感恩戴德之际，我被揪出来过，是毛解放了我；毛号召我们参加文化大革命，说文化大革命比巴黎公社、十月革命、中国以往任何一场革命还要深刻、伟大，文化大革命要砸碎旧的机器、旧的组织、旧的机构、旧的纪律，把制造社会悲剧的官僚主义彻底根除。这正是我感恩图报的大好机会。在此关键时刻，我怎么怀疑他老人家的家庭成分问题呢？真是罪该万死，死有余辜！这不证明我的地主阶级出身的烙印还在头脑里作祟么？
——我的祖父是地主。那是一个多么可怜的地主啊！娘家是贫农、本人又是军属的我的五叔母曾经对我的堂弟妹们说：“你们的爷爷算什么地主呢？穿的衣服和长工一样破破烂烂，补丁摞补丁的，和长工一样担粪、犁地、扬场，唯一的区别是，你们的爷爷能吃臊子面，而长工吃黑面馍馍；我们女人家也吃黑面馍馍啊！”我的爷爷成为地主，只怪他在快解放的那几年，别的地主赶紧抛售土地，他却贪图便宜，尽力购进。爷爷的老屋我还有印象，寒碜得没法同上中农的伟大领袖的故居相比。然而就因为该死的地主印记，五八年大跃进，贫下中农捆绑起爷爷逼他交出金银财宝修水利，他交不出，上吊自杀了。我的大伯父，因为对革命有贡献，被定为开明人士，后来反右，正巧他犁地碰坏了犁铧，就被定为反革命抓去劳改，瘐死在劳改农场。我的二伯父，因为是地主分子，在文革中被批斗，惊吓而死。我父亲好歹在城市，因为地主成份，又是旧官吏，所以是历次运动的运动员，九死一生。总算后来有人证明他是国民党军起义人员，才死里逃生，得以寿终正寝。我的五叔还冤。他以大学生身份参加解放军进新疆，成了革命干部，只是因为地主出身，因此一直不受重用，文革中被戴上“走资派、大地主”的帽子，斗得死去活来，受尽折磨，身体彻底垮了。四人帮一倒台，他才翻身，结果一高兴，脑溢血而死。地主成份也殃及我们第三代人。大伯父的两个儿子终身当老光棍，我也受尽歧视、历尽坎坷；还有的堂兄在大饥荒中饿死，有的堂弟流落异乡，给他人当了儿子。十几个堂兄弟姊妹，各人命运难以备述。如果不是地主成份，而是上中农，哪能如此悲惨！
——毛以阶级斗争立国，那么按照常理，应该有一部《阶级法》，就如南非的《种族隔离法》或德国的《反犹太人法》（即《纽伦堡法》），用以治理国民，打造秩序。那样的话，即使本质谬误的理念由于有法律的形式，起码也避免了双重标准的弊端。法律是一面镜子，任谁站在这面镜子前，都可以看见自己的权利和义务；哪怕它是一面哈哈镜，它也有它的公正性，有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效应。想堂而皇之地徇私枉法，其空间势必微乎其微。然而毛生平最蔑视法律，自称是“和尚打伞，无法无天”。他只要政策——贯穿阶级论和实行阶级斗争的种种政策；那是他随时随地的即兴指示构成的条文。政策可以朝令夕改，可以因人而异，可以自相矛盾，可以实用主义。用这种政策规范人们的社会地位和权利义务，久而久之，公正、廉耻、仁义、诚信，所有这些本来在中国传统文化里有一定份额的维系社会秩序的基本价值，无一不被阶级斗争论削弱，扭曲，最后破坏殆尽，荡然无存。而孳生起来的却是仇恨和特权。毛的阶级斗争论对中国人精神和心灵的戕害无与伦比，不可收拾。然而好笑的是，今日中国有不少人（其中不乏正直者）为了根除腐败和两极分化，居然乞灵于毛，不遗余力地给这个一生以“消灭自己的人民”为己任的人评功摆好，岂不是与虎谋皮，饮鸩止渴？
从毛故居里瞻仰出来，我们站在故居门前池塘边上照了相。照片上，有一面红旗半拉开着，八男四女红卫兵背着背包，清一色的黄军服，红袖章，胸前多则十枚八枚、少则三枚四枚毛纪念章，一律右手紧握毛语录本，置于左胸前。脸上是无限忠诚状，也是僵硬呆滞神色。我自己还单独留影。照片上的我瘦而高，绑腿打得紧紧的，因为天阴，光线不好，我不仅像个圆规，还像一名脸色阴沉的盖世太保。
这一天我们还访问老革命战士毛维昂。他是一名老赤卫队员。和我们同时听老赤卫队员讲故事的还有北京邮电学院学生、哈尔滨工大学生。毛维昂对毛青少年时代的革命活动知道得最多。他说，“主席小时候，一举一动不同于别的男孩”，他还讲了主席舍己救人的三个故事。买猪的故事、借钱的故事、收谷的故事（内容已经记不起来）。又讲了毛一九五九年回韶山的故事。他还给我们唱了小调：“韶山冲，冲连冲，十户人家九户困；有女莫嫁韶山冲，丈夫砍柴做零工，睡半晚来起五更，柴棍红薯过一生。”“农民头上三座山，债多租重利息高；农民眼前三条路，逃荒讨米坐监牢。”
三十日是个大晴天，我们参观了毛游泳过的水库，又参观毛主席旧居陈列馆。从陈列馆出来，我们一路走到毛故居后面的小山丘上，在一片竹林的地上，几个人用小石子摆了一句口号：“小红军长征队永远忠于毛主席！”
我们原来预备在韶山多呆两天，但是接待站动员我们离开。因为越来越多的红卫兵从全国各地涌向韶山，接待站的人百般无奈，只好派出很多人四处低声下气动员瞻仰了故居的红卫兵们，离开韶山，去到别处串联。看他们可怜兮兮的样子，我们很是同情，同意第二天一早出发。
在韶山我们停留了两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