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平：义战、非暴力精神及诺贝尔和平奖——奥巴马获诺奖之我见

一

12月10 日，诺贝尔和平奖在挪威颁奖，奥巴马出席并作了演讲《世界和平需要正义之战》。媒体报道，当日奥斯陆有近万人就奥巴马受奖举行反战示威。就在9天前，奥巴马决定增兵3万，投入阿富汗战争，他们中“有些人要杀人，有些人则要被杀。”。战争乎，和平乎？诺和平奖授予“正打着两场战争的国家的三军统帅”，让无数人感到困惑和尴尬。难怪现场贵宾对奥巴马的演讲也少有掌声。人类再次面临有关战争与道义的两难困境。
 
但是，奥巴马的受奖演讲还相当精彩，可为战争与道义的范本。他赞扬非暴力精神，说“我站在这里，作为金博士毕生奋斗的直接受益者，就是对非暴力的道义力量的活见证。我知道在甘地和马丁•路德•金的信念与人生中，绝无软弱，绝无消极，绝无天真。”但是，奥巴马又说“作为宣誓保卫自己国家的一国元首，我不能只以他们为榜样。我面对的是现实世界，我不能面对美国人民遭到的威胁无动于衷。……邪恶在世界上确实存在。一场非暴力运动不可能阻止希特勒的军队。谈判不能说服基地（al Qaeda）组织的头目放下武器。说武力有时是必要的……这是承认历史；是人类的不完美和情理的限度。”

真是难为奥巴马了。如果仅仅是一个黑人，他可以作为马丁.路德.金继承者，理想家，坚持非暴力精神，走上街头反对战争。但是，他是美国元首，则必须面对现实承担美国和世界的安全责任。武力、战争，当然是残酷的，但其又是人类文明保卫自身的手段，不可或缺，这是常识。否则，人类文明瞬间便被摧毁。必须承认，人性是有限的，恶不能仅靠道德和理想来遏制，需要一定的武力强制。如果没有反法西斯战争，纳粹将至今统治世界；如果没有美国强大的军事威慑与抵制，全球早就沦为红色高棉。即使今日，美国武装仍然是全球制衡的重要力量，否则不知会有多少战争和杀戮。试想如果北韩、卡扎菲拥有核弹将如何？“不管我们犯了多少错误，一个清楚的事实是：美利坚合众国在六十多年里，以自己公民的鲜血和军力，帮助维护和保证了世界的安全。”显然，于人类世界，武力、战争是不可避免的，为了和平，有时需要被迫开战，“和平需要承担责任，需要作出牺牲”。“战争的手段确实在保卫和平中具有作用”，这就是奥巴马所说的正义的战争。

正义战争并非新观念，中国古人即讲义战。正义战争表示：“如果战争是最后手段或是为自我防御；如果武力程度适当；以及在一切可能的情况下不对平民使用暴力。”还有一点“基于人道理由的武力是正当的”。但是奥巴马指出：“在人类大部分历史中，这种‘正义战争’的观念鲜被理会。人类显然有无穷的能力不断想出新的方式相互残杀，同样也有无穷的能力毫不怜惜那些外貌不同或信仰不同的人。”他甚至批评“虽然难以设想还有什么比击败第三帝国和轴心国更正义的事业，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死亡的平民总数超过了战死疆场的军人。”正义之战固然正义，但依然是杀戮，危险而残酷，而且随时可滑入非正义，因此对正义的战争也需要有严格的制约，需要使之遵守文明的底线和规则。奥巴马承诺“即使我们遇到不遵守任何规则的邪恶对手，我认为美利坚合众国也必须一如既往成为遵守战争规范的楷模。这就是我们区别于作战对手的地方。这就是我们力量的源泉。……我们维护这些理想，不论如何顺利，也不论如何艰难，都对这些理想恪守不渝。”

二

奥巴马的演讲可谓用心良苦，在战争与和平、理想与现实、权益与道义、人性善恶之间尽到了极致，而且他是真诚的。但是，这毕竟是演讲，现实远远更复杂更困难。是的，我们持守正义战争。但什么是正义战争？怎么判断？由谁来判断？其规则又怎么来确定？规模、手段又以什么为标准？等等。有些战争的正义与非正义显而易见，比如日本入侵中国、德国入侵波兰、苏俄入侵捷克、伊拉克入侵科威特；以及中国的抗日、盟军占领柏林、美国介入韩战等等。但是，在正义与非正义之间并没有一条清晰的界限，其间有大片的模糊地带。比如印巴战争、巴以战争……，英法战争打了百多年，正义属于谁呢？美国内战，南方要独立，北方为统一，即使今天也很难说清正义在哪边，只好说是兄弟间的悲剧。再者，正义是意识，为主观判断。同是美国人，有人认为伊拉克战争是义战，有些人则认为是非义战，彼此争得目瞪舌燥。怎么判断呢？而这场战争还在继续。如同善恶，正义与非正义常常彼此纠缠，在现实中很难界定。
 
特别需要提及，人们的立场不同，道义观大不同。人类凡大规模的杀戮、战争，常常各方都冠以“正义”之名，非此不会有强大的动能。比如宗教战争，各方都自命“替天行道”。基督教与伊斯兰教争战了近千年，至今没有消停。可以说，当今以至未来，伊斯兰与基督教、犹太教之争是人类冲突之中心，并将决定人类的命运。就是非暴力母国印度，宗教暴力事件也是频频发生，无可消除。旁观者清，当事者迷。在一场战争中，大多数人都是被迫卷入，他们难以辨之对错；他们对战争的态度多出于他们的立场——所隶属的国家、种族和宗教，少能超乎其外；我们无法要求他们对战争正义与否有恰当的判断。

人的道义观是变化的，而且常常前后矛盾。有些事情，我们原以为天经地义，但实则相反。奥巴马批评十字军以上帝的名义进行屠杀，但是当时基督教世界恰恰认为那是履行上帝的正义。尽管，美国是维护世界和平的重要力量，但是奥巴马也还是承认，美国曾介入的一些战争是错误的。在我居住的纽约上州，一批美国人发起归还印第安人土地运动，他们为先人屠杀印第安人，夺占他们的家园，深感不安和忏悔。但当时他们的先人则以为，美洲大地是上帝给他们的恩赐。人类历史上的战争很多是出于贪婪、仇恨、虚荣、恐惧、猜疑、权力、狂妄，随着文明的进步，这些战争应该说是可以避免，也应该消除的。但是有些战争则涉及族群生死存亡，非战无以生。古代，中国北部的游牧部落常因自然灾荒，无以为生，而南下抢掠汉人。非义自然是非议，但也是生存所在。巴以之战能平息吗？看不到希望。掌大之地，两个民族以死相争，种族的延续存亡远超乎道义。
 
人类间的生存争战，源远流长，根深蒂固，残酷而真实，惨烈而悲壮。人毕竟是生物，生存竞争是本能；文明的大厦无论多高有多少种类，但地下均是生物之根。人类存在即悖论，如果当初没有欧人入侵美洲，对印地安人的掠夺和灭绝性杀戮，就不会有今日的美国——世界秩序中坚。我们谴责战争，但是战争则是催动人类文明进步的最大动能。工具的进步首先就是武器的进步。欧洲之发达，很大因原是诸多种族国家的分立与频繁争战；欧洲是文明的中心，但历来也是人类战争的腹地。如果不是秦的统一，诸国势均力敌，中国不会走向大一统，也不会日不善战，动则辙就被异族入侵统治，而今日东亚也不知将如何发达。但对比欧洲，历史上中国大陆相对平静得多，虽然改朝换代是大动荡，但是其间也还有几百年的和平，这是大一统的好处。
 
三

人类的黑暗本能，残酷而顽固，与生俱在。我们在文明中，而俯身想想那些被灭绝的动物，毁坏的自然，就知道人类的黑暗力量是多么强大，所谓文明是多么有限。暴力、仇恨、虚妄、战争是人的本性之一。不论我们有多少善意，暴力与战争均不能避免，它们必将以各种形式，伴同人类延续下去，直至人类的灭亡。战争的根源在人性之中，在人类的心中。
 
是由于暴力和战争如此根深蒂固，才有非暴力精神的产生。非暴力精神不是真理，禁不住理性的审视。自人类产生，社会秩序的建立从来都是以暴力为支持；如果解除暴力威慑，转眼可以毁灭一个国家。非暴力主义不是用来治国的，而是在精神和道德上反制人性与人类的暴力。其功能不是消除暴力——因为没有可能，而是制约暴力。任何事物的存在都不是单一的，而是多元素的互制共构。
 
人类暴力的存在是绝对的，暴力寓于人性中，与人共在；因此人类也就需要有相应的观念反制暴力，这包括非暴力精神。人类文明中，非暴力精神渊源久远，在印度教、佛教、基督教中都有。基督说“爱你的敌人”，实际这是人做不到的，除非圣徒；但是这是人类的存在需要有的精神。于血缘之外，人性中恨远比爱的力量强大，而且在人的心理中，仇恨是被放大的，而恐惧和仇恨是暴力的根源。基督说“爱你的敌人”，是因为人有太多太强的仇恨。如果社会没有对恨的抑制，没有宽容与爱的精神引导，其将非常残暴恐怖，以至人难以存在。你可以讥讽“爱你的敌人”迂腐，但是倡导“对敌人像严冬般冷酷无情”该如何？毛以“阶级斗争为纲”，实是鼓动仇恨与敌对，因此“运动”不休，杀戮不休，最终爆发全国的红卫兵暴力、武斗，以至集体屠杀与吃人。文明与反文明的根本区分就是对暴力的制约。

观念或符号，它们在社会实行中，其值是递减的，这就是常言所说“求其上，得其中；求其中，得其下”。“爱你的敌人”，在现实中少有人能做到，但是基督的这一教诲，起码能帮助人够克制仇恨，消减仇恨总量，导人向善，增长社会宽容。同样，非暴力精神近乎乌托邦，于社会并不能实行，但是它可以消解暴力，使人类减少暴力。人类所有正面的肯定性的意识，如爱、仁慈、宽容、公正、勇气等等，都是被迫产生的。悉达多因见人之大不幸，而弃王位，创佛教；基督同样如此。人性顽劣，文明脆弱，因此即需要绝对的道德观念和价值，制约人性本能之恶，保持人类存在的平衡。比如，宗教中的道德多是绝对性的，人难以做到，因此佛教、基督教中都有忏悔，允许人做不到——犯罪，但是五戒、十戒的道德要求则是绝对不能动摇的。没有道德的绝对价值，文明就不能建立。一般来说，道义价值和真实生存为反比，前者所提倡的正是后者所欠缺的，否则没提倡之必要；而以极大的投入维护前者，恰是文明意义之所在；文明之根即道义。
 
“进步、发展”是好事，但也使人类的存在更加危险和脆弱。由马车到飞机自然是好，但是弓箭成了炸弹就是危险的增长。文艺复兴带来了近代文明，但是两次世界大战也将人类的屠杀带到空前的规模。航海的进步促进了世界的繁荣，但同时它也带来了印第安人的灭亡，中国近代的灾难也由此开始。核物理学的首先应用是原子弹的投放，冷战期间人类并不是没有毁灭的危险。科技的发展、人操控能力的增长，同时也包括人类的恶、暴力、杀戮及战争的增长。并不是说，古人比当今更道德，人性是常量，大致如一，只是当人性中的恶有了更大的能力，就会有更大的暴力和破坏。歹徒持刀和持火箭筒，结果是不同的。不论人类如何罪孽深重，但在火兵器之前，人类并没有毁灭自然和自身的可能；但是今天的人类则面临着这双重毁灭的威胁，比如自然的破坏、诸多生物的灭绝、气候的变化、核武器的储备等等。因此，在现代文明的发展中，人类需要自觉地增长良知，增长对暴力、破坏和战争的制约。发展不仅是科技、经济、武器；更应该是良知、道德、公正、和平的发展——善的发展；且不局于一族一国，而是全球全人类的伦理重建。

四

有幸，两次大战教育了人们，先进的人们对之进行了反省，不仅是立于一国一族、一种主义和制度，而是立于全球，关注整个人类的命运，联合国就是基于这种精神而建立的。自由、民主、裁军、和平、交流对话、人权原则、减少贫困、保护环境、保护劳工、反种族歧视、普及教育、全民医保等等，近半个多世纪来，在进步国家的带动下，人类文明有了长足进步，非暴力精神也在世界得到广泛的传播，为更多的人所接受。
 
诺贝尔和平奖自1895年创立，至今已经成为世界和平的一个象征符号，尽管其有欠缺，但是已为世界大多数人所接受，它促进了人类争取进步与和平的努力，也凝聚了其成就。作为人类共有的精神资源，诺贝尔和平奖这个符号是值得人类共同尊重和珍惜。
 
2009年度诺贝尔和平奖颁发给奥巴马，应该说是个错误的选择。尽管颁奖辞说了不少漂亮话，但诺奖委员会的真意大概是想用这条光辉的“和平锁链”捆住奥巴马——当前两场战争的三军统帅，从而最大限度地制约美国的战争。我相信，诺奖委员会的这番苦心多少会些效用。此用心可以理解，但却是实用的、机会主义的。按理授奖是在获有成就之后，如果奥巴马在伊、阿两场战争中确实对人类和平做出了贡献，那么授予他此奖也是当然的；但是这个授奖恰恰是在他刚刚就任美国三军统帅之时，我们并不知晓，他将如何指挥这两场战争。显然，诺奖委员会欲借此奖参与战争——制约战争。

精神与现实，符号与行为是互动的，彼此相关；前者对后者有界定、指示的功能，也有制约的作用。由于人的存在是浑沌的，也是盲目的，因此精神的界定与符号的指示就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可以说人之存在秩序由此才得以建立。换一种说法，秩序必须要借助符号才能建立，符号的模糊和失值将会导致整个秩序的动摇和瘫痪。因此，精神与符号需要保持其纯正性，它们不能出于权宜之计而出让自身之价值。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是不成，信约就是符号的保值，并履行。
 
作为世界和平的象征符号，诺贝尔和平奖代表者人类和平、进步的精神理想，它需要凝聚人类，并在时间中长久延续。因此我们需要保持它的纯正性，而不能为一时之宜出让它的价值。将诺贝尔和平奖授予奥巴马，对制约美国可能会有点作用，但很有限，作为美国总统，他首要考虑的是美国的利益和战争的现实，他不可能为了一个奖而改变美国的战争决策。反之，将诺贝尔和平奖授予正指挥两场战争的统帅，则是对此奖本身的伤害。名不属实，就是名的降值，况且奥巴马正在向阿富汗继续增兵。并非增兵不对，而是其违背和平奖之名，有损其值。此次奥巴马获奖颁布之后，引起一片唏声，说明诺贝尔和平奖——人类和平理想的象征——所受到的损害。
 
人类的存在是现实的，但也是受人类精神的指引、规范和制约的，因此人类所共有的精神价值和名号是需要极其地珍惜和爱护，维护他们的纯正，而不能以实用的方式，将之作为砝码，投入现实操作，即使其有一时之功效，也不当取，因为这将动摇文明的价值，有损人类根本而长久的利益。

2009年12月20-30日 于伊萨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