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採访过六四现场的女记者蔡淑芳，去年出版了她的六四回忆录，生动记录她的内心苦难，读来感人而令人沉思。
●香港记者蔡淑芳有很深六四情结.她参加今年元旦游行，举着愿与刘晓波共同承担责任的标语牌。
有一首最让我感动，关於“六四”的歌曲《历史的伤口》：
“蒙上眼睛就以为看不见，捂上耳朵就以为听不到。真理在心中，创痛在胸口。还要忍多久，还要沉默多久？如果热泪可以洗净尘埃，如果热血可以换来自由，让明天能记得今天的怒吼，让世界都看到历史的伤口。”
是的，那场血腥的屠杀，不仅是历史的伤口，也是现实的伤口。二十年之后，这道伤口仍然裸露，没有包紮，没有医治，没有癒合。这道伤口改变了许多人的一生，包括一位名叫她的香港女记者。在“六四”二十周年之际，蔡淑芳出版了《广场活碑：一个香港女记者眼中的六四血光》一书，作为对逝者的悼念，对生者的警示，以及对自己二十年心路历程回顾。
六四採访回来患上严重忧郁症
一九八九年四月，蔡淑芳被她任职的媒体派到北京採访五四运动。当时她去找新华社副社长张浚生寻求帮助，张婉拒说：“没什么好採访吧！两地制度不同，互不理解，最好还是不要去。”她并不负责大陆新闻，连普通话都说不好。报社人手不够，便拉壮丁式地派了这名二十五岁的年轻女记者北上。
谁知，刚到北京，八九民运便风起云涌、如火如荼，蔡淑芳阴差阳错地成了这一历史性事件的直击者和见证者。在北京的一个多月里，她像战地记者一样四处出击，完成了数十篇新闻报导，有实录，也有人物的访谈。她六月四日凌晨最后和学生离开天安门广场，亲眼目睹了屠杀的过程。
回到香港之后，她发现原来的那个世界破碎了，她写道：“劫后回来，畏光怕人，圈套在广场大牢的禁绝枷锁，围绕在纪念碑上的沉重脚镣，我成为受惊幽闭的精神囚徒。”她患上了严重的忧郁症，每天要吃大量的安眠药才能入睡，还经常靠酒精来麻醉自己。“六四”之后一年多，蔡淑芳撰写了〈黄泉路上独来独往〉一文，其中充满悲痛伤情，充满自责自虐：“六四那夜，我没坚持到底。我尝试过要留守到最后一夜，不跟随人群逃散。可是当官兵打人时，本能的反应是奔跑，意志无法战胜自然，命定我要接受那种命不该绝的苦困，那种想死又死不去的折磨。”
从死亡的幽谷中走出来
蔡淑芳不是那种因“六四”而出名、而拥有种种可供炫耀的资本的人；相反，她的生命几乎被“六四”所摧毁，她是另外一种意义上的受害者。但是，让人敬重的是，几经挣扎，她终於从忧伤痛悔中站起来，从死阴的幽谷中走出来，成为一名活跃的人权活动人士和义工。她过着清贫的生活，却一直默默无闻地、力所能及地帮助六四伤残者和六四“暴徒”。她一直在回忆，在写作，在记录。经过二十年的风雨路，她出版了这本《广场活碑》。在自序中说：“我能做该做的就是拿当年採访时所获得的第一手资料公之於世，把血光映照出来的点点滴滴的血与泪，附带着个人软弱无力的梦呓呻吟，结集成活下来作见证的碑文。”这不是一本引人注目的畅销书。但是，我更看重像《广场活碑》这样的由普通人撰写的“六四史”。
与八岁的儿子谈六四
六四像一块碎玻璃一样扎入蔡淑芳的头颅里，永远也取不出来。在《广场活碑》中，最让我震撼的是作者用白描的手法写到的与儿子之间的一段对话。那是纪念“六四”十周年的维园烛光晚会，她带着八岁的孩子一起参加。在目睹了血淋淋的“六四”屠杀之后，蔡淑芳曾经一度不想要孩子，她看到这个世界最暴虐最残酷的一面，不敢让孩子生活在这样一个丑陋的世界上，后来，孩子还是来到这个世界上，与她一起走这段不容易走的人生路。
那天，孩子看到画册上有妈妈的照片，便好奇地问：“妈妈，你是出了名的人？”蔡淑芳这才第一次跟八岁的孩子细说当年那夜在广场上，怎样面对军队开枪，怎样躲避头上的流弹，看到有人倒在血泊里，最后看见坦克驶入广场。孩子还没有听完妈妈的述，就抢白说：“妈，我去拿刀剑机枪来帮你打退他们。”她对孩子说：“他们用的是真枪实弹，还有坦克。”孩子想了想说：“好，我用原子弹去炸死他们。”当下，蔡淑芳心里更加恐惧不安，对儿子说：“学生手无寸铁，坚持和平非暴力，绝对不能以暴易暴。”儿子当然不能理解，没听进去，继续不断地想用更超级、更先进的武器来对付他们，一心想帮妈妈报仇雪恨。
这样的痛苦真该不该让下一代人继续背负呢？蔡淑芳写道：“到儿子长大以后，我再没有向他提起我的六四伤口，不想让血腥暴力继续在他的心灵滋长，而他也不太愿意再跟我们一起去参加烛光集会。”是啊，爱与公义，真相与和解，如何才能变成我们的现实？何时才能临到中国的大地？我们自己已经背起了那道黑暗的闸门，但我们的下一代不应当继续这样的命运，他们应当生活在光明之中。
在中国大陆，六四依然是一个言论禁区.生活在自由世界的海外华人，对“六四”的态度也发生了悄悄的转变。从对政府血腥镇压的无比震悲愤，转变为目前逐渐的淡忘与麻木。尤其因成功举办奥运，大众对六四的态度越来越暧昧，甚至冒出不少六四镇压有理的论调.我们一批海内外基督徒起草的关於“六四”二十周年的声明，希望以广告的形式自己出钱在《世界日报》刊登，居然被拒绝，因为他们害怕得罪比我们财大气粗得多的广告主。我想，这些人应当读一读蔡淑芳的《广场活碑》，读一读蔡淑芳像耶利米那样彻夜不停的哀歌。
将六四内化到自己生命中
蔡淑芳是天安门广场的倖存者，她活了下来，从此便为死者而活。二十年之后，在那个曾经血流成河的广场上，党国魁首们趾高气扬地举行阅兵典礼；二十年之后，愤青们不再像他们的前辈那样奋力争民主争自由，而是像法西斯分子那样叫嚣“大国崛起”。我们这个怯懦而卑贱的民族，大多数人屈服於权势与暴力而享受这暂时坐稳了奴隶的境遇。这个世界确实变化太快，但比这个世界的变化更快的是人心，人心比万物都诡诈.然而，还是有一些人没有变，他们像堂吉柯德一样与风车作战，像西西弗斯一样推着石头上山，像摩西一样执着地从黑暗的埃及走向美好的迦南地，比如刘晓波，比如杨逢时，比如朱耀明。蔡淑芳也是其中的一员，她不是墙倒众人推当中的那一个，而是疾风来临时的那一根劲草。蔡淑芳将六四内化到自己生命中。为此，她经受了多少心灵的煎熬与现实生活的催逼啊，还不到五十岁头发就已经半白了。她的二十年，丝毫不比那些挈妇将雏、漂泊海外的流亡者们好过，正如苏晓康在序言中所说：“我们流亡者失去大地、得到天空，她却失去了自己往昔的一切：美好与天伦之乐。她囚禁自己，不比狱中的六四囚犯有更多自由。她化为每年六四维园烛海里的一点烛泪.她陪整个民族受难.”是的，香港维园一年一度的烛光晚会，坚持了二十年而始终没有散去，正是因为有千千万万像蔡淑芳这样的香港人的存在。有这样一群人，香港不会沉沦；有这样一群人，中国不会沉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