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读完杨小凯的文章《大陆持不同政见者运动的不连续性初探》之后，才发现，我长期以来一直思考的一个问题，原来早在二十年以前就有人做过这方面的研究。虽然，这篇文章的标题已经注明是“初探”，因此，文章的内容并没有作进一步的展开分析，但是杨小凯提出的很多宏观的、富于建设性的观点，足以为我下一步构思自己的文章搭建了一个平台，我完全可以承继他的思想火花，没有必要从头开始。
之所以迟迟没有写这篇文章，有很多方面的因素在困扰我，比如，一直盘旋在脑海中的灵感与构思在我开始动笔之时突然中断，之后又必须酝酿很长一段时间才能够重新点燃写作的欲望；还有，来自我本身的缺陷，我所学的专业并不体现在这个领域，有关这方面的知识储备和知识结构显得极其匮乏，没有能力去构思一篇全面的、像样的文章用来阐发我的观点；另外，一些生活上面的屑小琐事也多次让我的创作激情在点燃的那一刻重新被浇灭。诸如此类。
然而，重要的是，这件事情一直沉在我的心底——直觉告诉我，对当代的持异议者运动作一些反思，是有必要的。（那时，我并不知道前面已经有人在这方面作过详尽的思考，为我的思考方向积累了现成的素材。）
一 点 常 识
杨小凯在文章中写道：
中国的持不同政见者运动呈现出明显的中断性，其特征是后起的持不同政见运动很少对先前的持不同政见运动有认同感。其后果是：中国自49年以来的历次持不同政见者运动的经验没有得到继承和积累，也从没有产生过具有象征性的领袖人物，与同时期发生在波兰、南非和南韩的持不同政见运动相比，显得极不成熟，老是长不大。
我同意杨小凯的这种观点，那么，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是什么呢？存在一种声音，认为主要阻力来自于共产党政权对历史真相的掩盖、篡改，让人们难以触摸到真实的历史，致使后起的持异议者运动对于前人的努力缺乏深入了解；它还有意在持异议者运动的阵营中间进行收买、恫吓、安插和挑起内部矛盾，达到破坏异议人士阵营内部团结的险恶目的。无疑地，这些都是符合实际情况的，但，将问题的症结推卸给外部世界，本身就是对我们自身工作的推诿，是懦弱、懒惰和不负责任的表现。
第一点，无疑地，无论是纵向的时间延伸（比如历史真相）还是横向的空间延伸（比如当下发生的社会事件），这个政权都在极力切断社会与历史的有机联系，这本身就是极权统治的一个重要构成，这种操纵历史的唯目的论是对历史本身的欺骗和背叛，在这里，异议人士被赋予了双重任务，第一、要从这个被人为篡改过的虚构历史中摆脱出来，第二、还原受到来自制度重重压制的真实历史，恢复它的本来面目。在我看来，我们做得并不够好，我们习惯于从自身的立场出发，局限于我们经验到的外部环境，很大程度上并非从客观的、历史的角度做出判断或者取舍。我们很容易被官方无处不在的舆论和宣传所左右（这是最为容易获得的消息来源渠道），认同它，不自觉地从中寻求批判的精神资源，这种批判表面上看起来十分激烈，但，从长远的眼光来看，我们并没有摆脱出极权主义的虚构历史，难以清除极权主义宣传给我们的思维方式带来的短视行为，进而给我们的实际工作带来真正有益处的启发和指导，杨小凯将这种存在的精神状态归纳为：持不同政见者运动很少从独立于共产党和共产党意识形态之外去发现和寻找精神支柱和新的价值。
第二点，这个政权自建立之初，就很完美的掌握了这门艺术，党的统战工作的主要目的就是如何破坏社会团结和剪除社会的自我组织能力，这个任务渗透在整个社会的各个层面，持异议者运动阵营仅仅是其中的一个部分，毫无疑问，它做得很成功，60年以来，这个国家没有组织起一个真正独立的工会和自治农会，没有任何一股反对势力在它的政治高压和各式各样的阴谋、花招之下能够从容不迫、谦谦绅士和铁板一块，在可以预计的未来，随着社会朝多元化方向演进，党的统战力度进一步加强则是一个必然的趋势。对于持异议者运动阵营内部的现状，杨小凯作了如下分析：那些被打成“右派”的共产党人和知识份子很少同情被这个政权镇压的国民党人和“反革命份子”，“文革”中的“造反派”也没有认同“右派份子”，随着“造反派”的失势，以后历次持异议者运动也不再同情他们。这是大致符合实际情况的，其政治效果直接表现即为“后起的持异议者运动‘对已被中共迫害的人不抱认同的态度’。”，杨小凯反思导致这个结果的原因主要归结为政治上的功利主义算计，这一点，我不认同，我认为至少还应当包括：政治异见者本身的思想局限性、对政治形势的判断、乃至政治反对派个人的性格形成、人性的弱点、沟通，等等，都有可能导致那种局面。就当代持异议者运动内部的现状而言，或深或浅地受到这些因素的影响，实际上，如果把各方争论的问题摆在桌面上作深入解剖和公开辩论，它们之间的观点分歧似乎并非想象中那么大，但，看上去给人们的感觉却是山头林立，一片混乱的局面，其实质只是一个白纸和墨点的观察视角问题。
如何在根本的原则问题上取得一致的立场，允许各方在非原则问题上的意见有共存的余地，维护大局的基本团结，共同推进中国的民主化，而非各方各自强化自己的观点与分歧，稀释本来就并不见得怎么强大的力量？是当前持异议者运动值得深入思考的一个课题，我还是想要借用那个已经被引征得近乎泛滥的词语来表明我对这个问题的态度——宽容。
关于“大陆国民党人”及“反革命份子”的历史问题
如何看待“大陆国民党人”及“反革命份子”的历史问题，杨小凯在文章中写道：
中共1949年在大陆建立的共产政权的基础是以群众运动方式推行的对中国国民党人及其同情者的残酷的政治迫害。——这种对迫害政敌的认同在1949年后的大陆中国建立了一种特殊的政治文化，这种政治文化主要是运行在社会政治心理层面，其主要特征是：认同共产党人对国民党人或反革命份子的迫害，因而对已被中共迫害的人不抱认同态度。
进而，杨小凯提出自己的看法：
当代中国政治精英要对这种政治迫害的政治文化有所了解，更不要回避这种政治文化的历史渊源：对国民党人的政治迫害是这种政治文化的基础。消除这种以政治迫害为内容的政治文化，为四十年来遭受政治迫害的持不同政见者，特别是为国民党人讨回一个在人权意义上的公正，是中国政治民主化不可回避的任务。
我不赞同杨小凯对于“以政治迫害的政治文化来自于共产党对国民党人的政治迫害”这一历史渊源的提法，（事实上，一个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意识形态指导的革命型政党，以政治迫害为内容的政治文化自共产党诞生的那一刻就注定无法避免。）但是，我赞同杨小凯关于“1949年在大陆建立的共产政权的基础是以群众运动方式推行的对中国国民党人及其同情者的政治迫害。”和“为国民党人讨回一个在人权意义上的公正，是中国政治民主化不可回避的任务。”这两个带有结论性质的分析。
这是杨小凯在二十年之前思考过的一个问题，今天看来，我们并没有很好的吸收他的这一建议，如何看待国民党的政治地位？存在着两种主要的声音：
第一种声音来自当代持异议者运动的“主流派”，他们认同孙中山民主共和的建国理想，认同国民党领导的中日战争，但是，他们进行政治动员的侧重点主要集中在当前反抗极权制度的社会群体上面，并籍此推动公民社会的成长，从极权社会内部培育出民主的种子，在他们眼里，国民党是他们的同路人。（或许，同时，也存在这样一种复杂的心理状态：国民党是他们潜在的政治竞争对手。）
第二种声音来自亲国民党的持不同政见者，他们的目光则主要放在49年前国民党在大陆的历史渊源以及国民党治理台湾的政治功绩上面，期待未来的某一天，国共两党再次握手言和，进行第三次政治合作，推进中国的政治民主化。
这两种声音都同时忽略了49年以后受到共产党政治迫害的国民党人及其同情者（包括他们的后代。），以及他们与这个政权的抗争，这个抗争群体既与败退台湾的国民党失去联系，同时也被挡在大陆“主流”反对运动的闸门之外，成为一座无人问津的荒凉孤岛。显然，这片广阔的空间并没有引起大陆民间“主流”反对运动的足够重视，纳入到当代持异议者运动的视线之内，释放出他们的政治能量（事实上，他们的抗争本身就构成了当代持异议者运动的组成部分），这大概是杨小凯所指的“不连续性”的一个主要环节，这种心理上的冷漠态度的代价是造成大陆的民主运动无法与历史对接，更为确切的表述应该是割裂了历史，只能依据极权政府对历史的界定来思考政治，依葫芦划瓢，无法跳出它预设的框框，这是值得我们认真反思的。
实际上，在我们中间，第三种声音依然是主流的：在认同共产党政权建立的“新中国”的同时，也在潜意识里认同了实行这种政治迫害的必要性和合法性，同时也牵扯出另外一种潜在的政治文化心理，即：认为49年以前的国共内战中倘若国民党胜出，出于同样的因素，国民党人会对共产党人实施报复手段和政治迫害。从对当代人权理念的定义和政治民主化之后必须面对的问题上看，这种假设是没有实际价值的，因此，这种声音可以不必去理会。
在我看来，反对这个政权对国民党人及其同情者的政治迫害是一回事，给予受到政治迫害的国民党人及其同情者和他们的抗争以政治支持是另一回事，前者是一种政治姿态，后者直接表现为政治行动，很显然，我们应该将“大陆国民党人”及“反革命份子”的历史问题提高到一个相应的政治高度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