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0月毛泽东宣布政权建立至胡风冤案发生前，文化界紧锣密鼓地制造出由这个政府策划和导演的一系列思想批判运动和迫害事件，诸如1950年开始的所谓对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继之而起的批判《武训传》、批判胡适思想、批判《红楼梦研究》等一系列运动。
1955年发生的“胡风集团”事件，与此前发生的文化界各种批判运动有所不同。此前的迫害事件，主要集中在对知识分子的思想、观点和人格进行野蛮无理的诋毁和诬陷，而胡风冤案则强烈凸现这个政权的本质特点——它的暴虐性和血腥气：胡风及其朋友们受到野蛮的人身迫害、遭到紧急逮捕、反复严审和长期监禁（胡风、贾植芳、阿垅三人判刑最重、监禁最长，阿垅死于狱中，贾植芳和胡风分别被监禁和失去自由长达二十三四年之久）。 在胡风冤案问题上，这个政权采用的是刑事判罪方式和暴力镇压手段。
清除胡风及其朋友在中国文化界的存在，这是占据京城后的毛泽东及其文化打手们耿耿于怀、蓄谋已久、势在必行的思想扫荡计划和心灵征服策略中的重要步骤之一。在舒芜向当局提供胡风给他的私人信件之前，官方策划的批判胡风文艺思想运动，数年来一直未能找到一个有力的突破口或借口，以使批判运动迅速升级，使那种隔靴搔痒式的文学理论和思想观点批判干脆转化为简单的组织解决或政治解决，从而彻底清除“胡风集团”人士，彻底解决胡风长期以来与毛泽东政权及其文化界代言人之间的思想和观点的对立。在毛泽东的征服文化和知识分子的日程上，坚持己见的胡风及其朋友们是当时中国大陆文化界的唯一孤岛，毛泽东必须挥戈拔之，解决这一问题。但是，给以何种罪名，采取什么手段，在多大范围下手，却是一个颇费心思、需待时机的问题。
就政治倾向来说，胡风及其朋友们大都是左倾的、相当激进的青年作家、诗人、学者，其中许多人是共产党员（1955年由毛泽东亲自审批的、由舒芜提供的三批关于胡风集团的所谓《材料》，第一批和第二批发表于《人民日报》时，标题皆冠以“反党集团”字样，第三批材料在该报发表时标题改为“反革命集团”字样，随后将三批材料出版为书，署名使用“反革命集团”字样，这显示毛泽东之辈在处理胡风问题上感到的某种棘手性及其处理过程中的某种矛盾性、摇摆性、匆促性和急变性）。
冠以“反党”（有别于“反革命”）罪名，显示毛泽东等此前在意识中是把胡风及其朋友们视为党内持不同文艺思想和观点的文化界人士，或至少曾是共产党的同路人；但是，他们还注意到，胡风有一批关系很铁的亲密朋友，他们多是胡风培养的年轻作家和学者，这些二三十岁的文化人士分布在全国各地，已经担任各省、市、地区的文化界和教育界领导职务，这些人士又有很多学生和朋友。在毛泽东等的头脑里，这就是一个组织，而且是一个相当庞大、不可忽视的组织。这个政权最怕的是两件东西，第一是思想，或曰有思想；第二是组织，或曰有组织。胡风及其朋友，早已成为这个政权的政治思维中的一个必须解决的大问题，一块必须迅速剜掉的眼中钉、肉中刺。当时的中国大陆，没有任何一个人或组织敢于如此与毛泽东麾下那些半调子理论家和文人在文艺观点上公然对立、慷慨驳斥和勇敢抗击，而且使用的武器也是马克思主义，一种显得灵活的马克思主义。
毛派最初给胡风及其朋友定性为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后来升级了，说他们的思想是“资产阶级文艺思想”。可是，在舒芜向当局提供胡风私人信件后，情势陡变。毛泽东如获至宝、拍案立断，批胡运动性质发生巨变，胡风及其朋友们立即被定性为“反党集团”“反革命集团”。这是可以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的罪名。在几年前全国范围开展的大规模“镇压反革命”运动中，有人若被宣判为“反革命”，会被立即枪决。胡风及其朋友们被宣判为“反革命集团”，足以见出宣判者的杀心。当此之际，胡风及其朋友们命悬一线、九死一生。这是由舒芜卖友直接引出的第一个严重恶果。
随后，立即在各大城市－－北京、上海、南京、杭州、武汉、天津等等－－秘密展开一场逮捕作家、学者、知识分子的紧急行动。胡风、牛汉、路翎、绿原、刘雪苇、谢韬、孙钿、徐放、杜谷、耿庸、何满子、王戎、张中晓、罗洛、王元化、彭柏山、李正廉、顾征南、许思华、 罗飞、张禹、梅林、满涛、化铁（刘德馨）、冀方、方然、欧阳庄、鲁藜、阿垅、卢甸、彭燕郊等等有才华的诗人、作家、学者、知识分子在各个城市一一落难。狭小的铁窗、昏暗的囚室，张着无情的黑口，在吞噬着有独立见解的优秀知识分子的青春和生命。这是由舒芜卖友直接引出的第二个严重恶果。
据中国公安部、最高人民检察院、最高人民法院党组1980年7月21日的复查报告，在当时全国清查“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中，共触及2100人，逮捕92人，隔离62人，停职反省73人。到1956年底，绝大部分人都作为受胡风思想影响予以解脱；正式定为“胡风反革命集团”分子的78人（内含中共党员32人），其中划为骨干分子的23人（《关于〈胡风反革命集 团〉案件的复查报告》）。此案实际触及人数，应当远远大于官方公布的数字。
郭沫若嗅出毛泽东这个政治宣判含有的血腥气味，马上投毛所好，在1955年5月25日为胡风集团问题召开的全国文联主席团、作协主席团联席扩大会议上致开幕词，谈到胡风及其朋友，郭立刻改调升级，追随毛泽东《编者按语》定下的罪名：“胡风集团二十多年来一直是进行反党、反人民、反革命活动的。……胡风集团已不仅是我们思想上的敌人，而且是我们政治上的敌人。”（《文艺报》1955年第11期）在这天会议上，郭再次发言表态（以《严厉镇压胡风反革命集团》为题，载同期《文艺报》）。
第二天，即5月26日，郭在《人民日报》发表《提高警惕，揭露胡风——请依法处理胡风》一文（同版发表巴金文章《必须彻底打垮胡风反党集团》），再次表态。此文落井下石、用词刻毒：“我们以前是太马虎了，一直把胡风当成为友人，真可以说是和豺狼一道睡觉。”“象胡风这样的知识分子竟还公然披着马克思主义的外衣，有组织地来进行内部破坏，这是怎么也不能容忍的。”胡风是以笔为生的评论家、作家，自然有写作和发表见解的权利，有通信的权利，即使在文章或书信中有猛烈抨击毛泽东和共产党弊政之处，亦应受言论自由保护，这一点郭应当心里清楚，因为他几年前在国民党政权下常呼吁要有言论自由、政治民主，20年代他曾撰文报刊大骂蒋介石。胡风文章和书信发表后，却被郭骂为“豺狼”。说来不免可笑，“马克思主义”这件外衣，不是某个人的专利，为什么只许你们披在身上，不许别人披一披呢？
郭沫若对于胡风冤案所持的态度，没有物伤其类的哀伤和悲悯。对这种会伤及他人生命的事，他不仅不三思慎行，反而落井下石，献计献策，积极主张“更加严厉”打击胡风，生怕从轻发落：“今天对于怙恶不悛、明知故犯的反革命分子必须加以镇压，而且镇压得必须比解放初期要更加严厉。”这话什么意思呢？共产党刚刚进城、夺取政权初年，“镇压”两字等于“枪毙”。那时兴起“镇压反革命”运动，当街枪毙数十万人。郭所谓“比解放初期要更加严厉”，意思是说，对待胡风等人，要比“镇反”运动更严厉。比枪毙更严厉的手段，如果不是炮烙、车裂、凌迟之类，还有什么更严厉的手段呢？郭氏此言领悟主子心灵的残酷、黑暗，同时暴露自己心灵的残酷、黑暗一面。
1950年以来，毛氏治下的文学界发动绵绵不断的批判胡风文艺思想运动，始终未能获得多大进展，那些半调子理论家和小文人耍弄的苏俄教条主义和机械唯物论之类银样蜡枪头，抵挡不住胡风那种立足现实人生、着眼文学实践同时富于嘲弄的笔锋和批判的锐气。胡风已成身陷重围的垓下项羽，只身抵挡那种群狼恶狗般的轮番扑咬，他独立绝境而毫无惧色。
但是，1955年5月13日中共机关报《人民日报》发表舒芜向当局提供的胡风私人书信并且冠以四大罪名、分门别类加以曲解和诬陷的所谓《关于胡风反党集团的一些材料》以后，情势大变。胡风立即被逮捕，无法以笔战斗；前此难以推进的批胡运动立刻升级为群起讨伐、铺天盖地的狂风暴雨。这已完全不是什么论争，而是一场刀光剑影下的血雨腥风，是干脆以人身迫害和监禁取代论争。从此，毛泽东政权对知识分子思想和观点的批判与迫害，完全转向对知识分子进行肉体迫害和人身监禁。这种由胡风事件开始的人身迫害和刑事定罪，开了十分黑暗的人身迫害之先河。
两年后的全国性“反右”运动（1957）采取的大规模的群众性批斗方式以及开除公职、判刑入狱、流放边疆、长期劳改等等行政手段和刑事定罪，皆旨在人身迫害和肉体摧残，而不是什么思想观点批判。胡风事件11年后爆发的、全国更大规模的“文革”（1966－1976），对全国知识分子采取无休止的批斗、凌辱、拷打、监禁等等各种人身迫害、肉体摧残、秘密枪决等等暴虐手段，迫使无数知识分子不堪忍受而自杀身亡，而且这场人身迫害扩展到几乎每个家庭、全体民众身上。此前常用的“批判”一词，被“批斗”这个新词取代。如果说“批判”二字显示它的政治诬陷和思想定罪性质，那么“批斗”二字则充分显示它的人身迫害和肉体侵犯性质。随着“批斗”而火热起来的，就是公民权利被轻蔑和剥夺，以及随之而来的私刑、监禁和死刑。
邓小平对魏京生等有政治见识的青年民主人士的人身迫害、长期监禁和流放边疆，他对1989年全民民主运动采取的机枪加坦克式的血腥镇压，以及“六四”事件后大批勇敢的年轻学生、知识分子和民众被长期判刑和惨遭枪决等等残酷事实，都与1955年胡风事件那种残酷处理方式一脉相承，充分显示共产党第二代掌权者邓小平对毛泽东邪恶政治遗产的继承。
自从舒芜卖友、谤友、诬友事件发生后，“检举”、“揭发”、“反戈一击”为毛泽东政权开展以整人、迫害人特别是以整知识分子为目的的各种大批判运动提供了不二法宝，而且空前加剧这种迫害的残酷性和血腥气，它的直接表现就是肉体摧残、长期监禁和秘密枪决。
回顾中国知识分子60年来受迫害史，胡风事件占有重要位置。它标志这个共产党政权对知识分子的迫害开始由对其思想观点的野蛮诽谤和诬陷式大批判转变为残酷的肉体迫害和人身监禁；从此这种迫害方式成为这个政权对知识分子施加迫害的基本模式。
胡风冤案之发生，历史罪人当然是毛泽东集团。但是，在官方策划与犯罪过程中，舒芜对胡风的出卖、诽谤和诬陷却起到了特殊的催化作用。他提供的胡风那些私人信件不仅激怒毛泽东，而且为之找到解决胡风问题和制造胡风冤案的说辞、借口和突破口，促使毛泽东对胡风事件迅速作出政治定性和刑事定罪，并且在全国范围对胡风的朋友们以及其他众多无辜者迅速采取严酷镇压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