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讯息何其多，一位台湾1950年代白色恐怖受难者之死，不会引起社会注目吧！但是他于2005年出版的700多页著作《回忆，见证白色恐怖》（上、下册）逐渐成为认识台湾白色恐怖历史不可忽视的一部书。这位作者陈英泰，今年1月19日离开人世，1月30日的告别式现场将发送第二部著作《再说白色恐怖》──陈英泰来不及亲眼看到它出版。
1950年陈英泰任职于台湾银行时被捕，与空难过世的中央银行总裁许远东，都是曾经涉入白色恐怖事件的银行界人士，陈英泰或许有机会成就辉煌的事业，成为台湾一位出色的央行总裁，但是他的人生走向另一条忠于自己生命情调的道路。他生前的最后周末，分别出席台湾真相与和解的论坛以及戒严时期白色恐怖转型正义的座谈会。两场讨论会我都在场，内心总是暗地钦佩他坚毅的精神，他是孤独的，却令人尊敬。
他，一位目睹228事件的年轻人，自承当时参加中共在台湾地下党，是为了推翻国民党腐败政权，被捕判刑后进出恶魔岛（绿岛）两次、安坑军人监狱，经历绿岛狱中再叛乱案、安坑军监再叛乱案，两案共有29位台籍和中国籍政治犯被枪决，包括一位新竹女中学生傅如芝。陈英泰12年牢狱，多次与死神擦身而过。晚年为了见证她／他们那个世代（包括李登辉前总统）对台湾的理想热情，用笔忠实的纪录许许多多的难友故事，如果英雄是属于她/他们的世代，今天书写1949年大历史时，却彻底遗忘了那个「素朴革命」失败的世代，她／他们连「以失败者为荣」的述说都不可能。
陈英泰生前孜孜矻矻地书写，身体力行，说到做到他常常说的：「我能做的就是让历史真相能够被大家知道，为台湾社会转型正义做一点事。」他为了难友寻求国家「补偿」，戮力以赴，协助原住民难友申请「补偿」，尽心尽力，少有人知。他秉持传递历史真相的精神，著书、建立部落格，为了见证公义。
他出狱后生存挑战一波接一波，他的内心深处始终不断与他年轻时的原初理想搏斗吧！顶着被社会戴上的「红帽子」（匪谍、共产党）奔波于贸易工作，两岸开放后也曾经参访中国，为了女儿能到中国留学，陪女儿到香港应考，其实女儿是想去美国留学的。
2005年上半年一天早上，他来电说：「你对报纸报导连战到中国和平之旅有什么看法？」思索片刻，我的回答是：「国共两党应该先为许多本省、外省籍在白色恐怖受难的人道歉，还受难者历史公道！」陈英泰在电话中沉默良久，似有同感。当时我相信他是在为许许多多难友提出「历史正义」的疑问──无数被掩埋的死难者、先行者的形迹都在陈英泰的书中一一浮现！或许他也在对正在发生的历史与台湾社会发出最深层的疑问──到底228之后，在国共惨烈斗争下，以理想大义牺牲的人，在马场町、六张犁、绿岛13中队，他们为何而死，他们曾经存在世间的精神意义何在？一位无期徒刑的受难者曾经对我说：「我们当时是抱着不是死就是生的精神，现在看以前，我们好像两个党的猎狗，他们咬到肉、取得权力之后，我们被弃之不顾，最好没有人知道那段历史，如果我是有权力的人，我要好好整理那些六张犁的墓园。现在，年纪大了，也没有力气，说不赢那些有权力的人，但是，如果社会能更平等，仍然是我的人生信念。」
今天，以民族大义为重「血浓于水」定义牺牲者的说法不在少数，无数动人生命所留下无数血泪故事，如果单一性的定义她／他们在历史中的地位，将使得那个英雄时代更加难以人的同理心来理解。曾经，与陈英泰讨论他所写的纪录和出土档案的比对，他也一一看到被枪决者的「寸前直后」（陈英泰描述枪决前后用词）档案照片，那一剎那，他神色黯然，户外阳光探进一丝期盼，他的书势必要尽快出来，用以反证档案里的官方说法。这些年，他感叹在台湾探索「历史真相」、处理「转型正义」，如此缓慢。
有一次，他谨慎的对我说：「我是两边都没有祖国的人！」是「无政府主义」者的想象，对两岸政府现实政治的失望、对历史正义的绝望，或是政治信仰的哲学质问？这或许是一个1920-1930出生在殖民地的台籍受难者世代，不断在人生中孤独追寻的问题：「祖国」是什么？我是谁？生命中一再幻灭的祖国想象，直到生命终点仍然在遥远处呼唤！他走向人生最后的阶段，过去信仰是否幻灭，叹今日受难者集体声音微弱，她/他们的世代的祖国在哪里？想象的「祖国」如果是一个充满公义和尊重人类精神价值的国家，我但愿是那样的国度公民？
陈英泰晚年常常提出来的疑问：「如果我们是尊重人权的国家，那么，一定要作转型正义的工作吧！」他走了！我们如何认识20世纪后半叶台湾白色恐怖里的「红、白」受难者生命对我们的意义；今日，反思从「统、独」两边到中间有多少政治文化光谱，集体找寻、创造「美丽台湾」共同体的缤纷色彩，这些疑问都要由我们后继者来解答。
（曹钦荣 绿岛人权纪念园区规划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