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墓碑》是本详细记述三年大饥荒历史的书，其价值可堪比《古拉格群岛》。在杨继绳先生写《墓碑》之前，其实也有大饥荒的书，比如丁杼写的《人祸》，康健写的《辉煌的幻灭》，还有彭尼•凯恩著的《中国的大饥荒 1959-1961》。近年来研究大饥荒的学者多起来，我也看过余习广先生关于大饥荒的演讲稿。余先生还介绍了另两本著作《麦苗青，菜花黄》和《大跃进•苦日子》。这些著作都是关于那段惨痛的历史：有超过南京大屠杀受难者百倍以上的平民因为极权统治而无辜丧命。如果要追究责任，毫无疑问，应该追到毛泽东头上。
毛泽东究竟是怎样发号施令使得至少3000万人被饿死的呢？我凭着直觉去翻阅《毛泽东选集》。网上很好找，也容易下载电子书。正规的四卷《毛选》到民国在大陆被颠覆后就结束了。但还可以找到包括中共执政后毛的文集，也有的叫选集（比如http://www.eduzhai.net/wenxue/ddmj/mzd/xj/），可是翻开一看从58年到62年毛发表的文章，却都是“政治正确”的，即便仔细发掘，也不太容易看到因其瞎指挥给农民带来空前灾难的线索。
《毛泽东文集》中，1958-1961年跟造成灾难的大跃进、浮夸风、共产风等有关的言论摘编如下：
在1958年11月第一次郑州会议上，毛说：“提倡实事求是，不要谎报，不要把别人的猪报成自己的，不要把三百斤麦子报成四百斤。今年的九千亿斤粮食，最多是七千四百亿斤，把七千四百亿斤当数，其余一千六百亿斤当作谎报，比较妥当。”还说：“现在有一种偏向，好像共产主义越快越好。实现共产主义是要有步骤的。山东范县提出两年实现共产主义，要派人去调查一下。现在有些人总是想在三五年内搞成共产主义。”
1959年2月的第二次郑州会议上，毛说：“所谓过分集中倾向，即否认生产队的所有制，否认生产队应有的权利，任意把生产队的财产上调到公社来。同时，许多公社和县从生产队抽取的积累太多，公社的管理费又包括很大的浪费”，还说“我们对于劳动人民的劳动成果，又怎么可以无偿占有呢?”。
1959年3月的党内通信说：“《郑州会议记录》[6]上所谓‘队为基础’，指的是生产队，即原高级社，而不是生产大队(管理区)。总之，要按照群众意见办事。无论什么办法，只有适合群众的要求，才行得通，否则终久是行不通的。”
1959年4月的党内通信说到：“包产一定要落实。根本不要管上级规定的那一套指标。”“有些人竟说愈密（植）愈好。不对。”“收获多少，就讲多少，不可以讲不合实际情况的假话。”
1959年6月批示：“广东大雨，要如实公开报道。全国灾情，照样公开报道，唤起人民全力抗争。一点也不要隐瞒。”
1959年6月，庐山会议开始时说，“过去安排是重、轻、农，这个次序要反一下，现在是否提农、轻、重?”
1959年7月批示说“多产粮，是上策。田头地角，零星土地，谁种谁收，不征不购，主要为了解决饲料，部分为了人用。恢复私人菜园，一定要酌给自留地。”
1960年3月发文说：“在一些县、社中，去年三月郑州决议忘记了，去年四月上海会议十八个问题的规定也忘记了，‘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又都刮起来了。一些公社工作人员很狂妄，毫无纪律观点，敢于不得上级批准，一平二调”。
1960年11月发文，“必须在几个月内下决心彻底纠正十分错误的‘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干部特殊风和对生产瞎指挥风，而以纠正“共产风”为重点，带动其余四项歪风的纠正。”
1960年12月说：“平调农民的劳动果实，比地主、资本家剥削还厉害，资本家还要花点代价，只是不等价，平调却什么都不给。一定要坚决退赔，各部门、各行各业平调的东西都要坚决退赔。”
1961年3月说：“大队内部生产队与生产队之间的平均主义问题，生产队(过去小队)内部人与人之间的平均主义问题，是两个极端严重的大问题，希望在北京会议上讨论一下，以便各人回去后，自己并指导各级第一书记认真切实调查一下。”
1961年6月讲话：“一定要搞好调查研究，一定要贯彻群众路线。平调的财物要坚决退赔，但不要有恩赐观点。还有一个，凡是冤枉的人都要平反。”
1961年9月给中央常委写信要求解决“就是生产权在小队、分配权却在大队，即所谓‘三包一奖’的问题。”
单从以上言论来看，毛泽东不但没有任何责任，而且还为刹住共产风浮夸风立了大功。即便现实中饿死了人也绝不能推到毛泽东头上，一定是地方干部或刘邓为首的执政班子出了问题。假如公开发行的《毛泽东文集》（8卷本）就代表毛的全部观点，那我也要成为《乌有之乡》的粉丝和毛的崇拜者了。事实上，如果毛真是这么一个“明君”，在其独裁统治下根本就不可能发生这么惨绝人寰的大饥荒。《墓碑》等著作揭示了毛的另一面，而且说明正是在毛对乌托邦幻想的冲动和对权力斗争的热衷下发生的这幕惨剧。
大饥荒的惨状，读者可以自行阅读《墓碑》或其他材料。我们看看杨继绳是如何分析的。
大饥荒中，群众交不出粮食，就遭到干部指使的打手暴打，许多人被打死。在介绍信阳事件时，杨继绳写到：“早在1958年，长葛县坡胡人民公社有一封群众来信送到了毛泽东手里。信中反映，该社的社队干部打人骂人现象十分严重，被打的不仅有普通群众，还有党、团员和队干部，许多人偷跑在外。没有打人的干部被扣上了斗争性不强的大帽子。1958年11月29日，毛泽东将这封信批给吴芝圃。在批语中，毛泽东虽然提出要处理，但态度极不坚决。怎样处理呢？他写道：‘要分析原因，讲清道理，不要以使人害怕的态度去公布和处理。处理要细致，否则犯错误者，主要是那些犯了较轻微错误的同志们，会感到恐慌。’他这里说的‘犯了错误的同志们’就是打人凶手。毛泽东怕这些人恐慌，不怕老百姓恐慌。”毛泽东同月关于“实事求是”的谈话进了文集，而这这个批示却只有学者才知道。
大规模人口被饿死跟官方不让饥民逃荒有很大关系。《墓碑》中说，“那些地方官之所以敢公然将农民困在家中饿死，是有中共中央文件为依据的。1959年3月，饿死人的情况已经大规模发生时，中共中央、国务院联合发出了一个《关于制止农村劳动力盲目外流的紧急通知》。”既然是党中央发文，不会不经过毛泽东同意。而同期文集能看到的却是“要按照群众意见办事”。
共产风、浮夸风在河南非常严重，这是省委第一书记吴芝圃一手发起的。但吴这么做也是受了毛的鼓励。《墓碑》介绍，“毛泽东在3月20日说：‘河南提出一年实现四、五、八（本书作者按：黄河以北粮食亩产四百斤，以南亩产五百斤，淮河长江以南八百斤，这是毛泽东在农业发展纲要中提出的长远目标，河南说一年就完成），水利化，除四害，消灭文盲，可能有些能做到……可以让河南试验一年。如果河南灵了，明年各省再来一个运动、大跃进，岂不更好。’”可惜我们在毛的文集中虽找到了“在成都会议上的讲话”，但却完全看不到上面这段文字。
河南三年死亡300多万人，而且许多人惨死在比法西斯还残忍的酷刑下，就是因为吴芝圃搞的共产风、浮夸风、瞎指挥等毛泽东专门批评的做法。按说既不按毛的方针办，又出了大事故，那得轻则丢官，重则送命。实际上吴却在毛的袒护下没受任何处分，只是调走了事。毛那些看似正确收进文集的说法不过是掩人耳目给自己台阶下而已。
四川饥荒时间长达4年，饿死人人上千万，这些数字都是其他省市难望其项背的，罪魁祸首就是李井泉。以毛泽东的威信，以李井泉对毛的忠诚，如果收进毛文集的1959年言论都变成具体政策，四川不会上演这场悲剧中最惨的一幕。可是李井泉的做法却左了又左，连毛纠左的党内通信都敢不向下传达。按说要这么对着干，其他人恐怕比刘少奇死的还惨，但李井泉却顶对了，在批判彭德怀之后李井泉更受毛的宠信。《墓碑》中分析是李井泉拿捏毛泽东的真正心思更准确。可惜我们在毛的文集中看不到反映其真正心思的讲话。
安徽无为县大搞三面红旗，饿死人无数。省委书记处书记张恺帆解散了不少该县的食堂，救了很多百姓。可是毛泽东知道后大怒，1959年8月10日在省委书记曾希圣的报告中批示：“印发各同志。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中央委员会里有，即军事俱乐部的那些同志们；省级也有，例如安徽省委书记张恺帆。我怀疑这些人是混入党内的投机分子。他们在由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中，站在资产阶级立场，蓄谋破坏无产阶级专政，分裂共产党，在党内组织派别，散布他们的影响，涣散无产阶级先锋队，另立他们的机会主义的党。……”当然这个批示也是公开发行的文集中看不到的。
河北省在大饥荒期间按官方数字饿死41万人。张家口地委书记胡开明尽力纠左，少饿死很多人，可是毛却不满了。《墓碑》记载，毛在1962年的中心小组会上说“1960年以来，不讲一片光明了，只讲一片黑暗，或者大部分黑暗。思想混乱，于是提出任务：单干，或者大部分单干。”并指明道姓说胡开明压了他那么久。到了文革，胡开明的下场可想而知。
贵州饿死人口按官方说法90万，《墓碑》引述曹树基的计算是174.6万。1959年8月，贵州省委给中央写了一个粉饰太平的汇报。毛泽东批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及反党分子完全看不见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主流是什么，他们抓起几片鸡毛蒜皮作为旗帜，就向伟大的党和伟大的人民事业猖狂进攻，真是‘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近日我们收到很多省、市、区的报告，都是邪气下降，正气上升，捷报飞传，声势大振，如同贵州一样。”毛的这个批示自然也不宜公开。杨继绳评论道：“当时正值庐山会议之后，毛泽东这个批示，把反右倾斗争和粮食问题联系起来，谁要说粮食困难，谁就被扣上‘猖狂进攻’的帽子，从而加剧了饥饿和死亡。”
《墓碑》中经过分析发现“哪里的地方的官员对毛泽东的向心力越强，哪个地方的饥荒就越重”，最明显的例子是少数民族自治区饿死人比例最少，而且其中少数民族干部多的更少。
经过总结，杨继绳认为，“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当时合称为‘三面红旗’。这是1958年令中国人狂热的政治旗帜，是造成三年大饥荒的直接原因，也就是大饥荒的祸根。”
“总路线”是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简称。它的文字表达是“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当时报刊宣传说，“高速度是总路线的灵魂”。《墓碑》中披露，毛泽东从1955年开始就舍弃了过渡时期总路线，提出提前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到1958年又发起向共产主义大跃进。据研究，毛的想法除了对共产主义的幻想，也来自取代赫鲁晓夫当社会主义阵营领袖的欲望。
《墓碑》介绍，1957年10月9日，在中共八届中央委员会扩大的第三次全体会议上，毛泽东向全体中央委员作了《做革命的促进派》的高调讲话。他说“我看国民党是促退委员会，共产党是促进委员会。去年那股风扫掉的促进委员会，现在可不可以恢复？如果大家不赞成恢复，一定要组织促退委员会，你们那么多人促退，我也没办法…….要促退我们的，是那个右派章罗联盟。”毛的这次讲话吹响了大跃进的号角。可是我查毛的文集，也找到了1957年10月9号的讲话，却没有发现以上文字。仔细一看，注释里说这是讲话一部分，而且名字也改成了《关于农业问题》。
1958年1月12日，毛泽东在南宁说：“右派一进攻，把一些同志抛到和右派差不多的边缘，只剩下50米。”而在文集中这天只有一封无足轻重的给刘建勋、韦国清的信。
1958年3月9日成都会议形成了大跃进路线雏形，毛泽东说“两种方法比较，一个是马克思主义的‘冒进’，一个是非马克思主义的‘反冒进’，究竟采取哪一种？我看还是采取冒进。”这种事后看来不正确的言论自然也查不到。但文集还确实收录了其讲话看似有理的一部分。
1958年5月5日到5月23日中共八大二次会议刘少奇按毛的调子确定了总路线。毛在此期间对林彪说：“秦始皇算什么？他只坑了460个儒，我们坑了46000个儒。我们镇反，还没有杀掉一些反革命知识分子？我与民主人士辩论过，你骂我们是秦始皇，不对，我们超过秦始皇100倍。有人骂我们是独裁统治，是秦始皇，我们一概承认，合乎实际。可惜的是，你们说得还不够，往往要我们加以补充。”不必查询，这话在公开的文集中肯定为尊者“讳”掉了。毛暗示，谁要说农民没有粮食吃，谁就是站错了立场。毛泽东还警告对总路线持怀疑态度的人要小心，如果和他不一致就没有好下场。5月25日表扬使用“跃进”这词的周恩来“其功不在禹下”。这些讲话自然在公开文集里找不到。
另一祸根人民公社也是毛泽东一手促成。毛本来就是合作化的积极倡导者。1955年因为农民的抵制入社，邓子恢批评了浙江合作化走的过快，砍掉了15000个合作社。毛向邓子恢发出警告；“不要重犯1953年大批解散合作社的错误，否则又要作检讨。” 7月31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召集的省委、市委、区党委书记会上作了《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又批评了邓子恢的错误：“在胜利面前，我认为有两种不好:(1)胜利冲昏了头脑，使自己的头脑大大膨胀起来，犯出‘左’的错误，这当然不好。(2)胜利吓昏了头脑，来一个‘坚决收缩’，犯出右的错误，这也不好。现在的情况是属于后一种，有些同志被几十万个小型合作社吓昏了。”毛的这个话罕见的出现在文集中。我觉得能收录这话的原因一来前面有个反左的中和作用，二来因为中共至今也没有承认合作化是错误的，充其量是过快了而已。
《墓碑》中介绍，1958年的成都会议上，毛泽东认为，生产关系上的越大、越公，就能促进生产力的高速发展。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会议通过了《关于把小型的农业合作社适当地合并为大社的意见》。不过在毛的文集中那篇《在成都会议上的讲话》三段节选中却找不到毛的这项意见。看来其编者认为毛的这个意见也属于不正确之列了。
《墓碑》披露，1958年8月6日，毛泽东视察河南省七里营人民公社，在与吴芝圃等当地领导人谈话时说：“看来人民公社是一个好名字，包括工农商学兵，管理生产，管理生活，管理政权。人民公社前面可以加上群众喜欢的名字。”8月9日，毛泽东视察山东省时，对谭启龙等当地领导人说：“还是办人民公社好。它的好处是，可以把工、农、商、学、兵合在一起，便于领导。”在毛的倡议下，1958年8月29日，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毛对人民公社的喜爱之语也没收录进文集。
至此，三面红旗全部登场，为随后的大饥荒做好了准备。
杨继绳认为，假如只有三面红旗，没有公共食堂，饿死的人数远远不会有这么多。因为公共食堂使农民家徒四壁，使得家庭丧失了抵御饥荒的能力。所以《墓碑》中把公共食堂从人民公社中拿出来作为一章专门讲述。
公共食堂是为了消灭家庭，《墓碑》写到：1958年3月22日，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的第四次讲话中说：“在社会主义中，个人私有财产还存在，小集团还存在，家庭还存在。家庭是原始共产主义后期产生的，将来要消灭，有始有终。……总之，将来家庭可能变成不利于生产力发展的东西。……我们许多同志对于这许多问题不敢去想，思想狭窄得很。” 毛泽东此言一出，他的臣下们，不仅敢去想，也敢去做了。毛的文集中只有成都会议讲话的前三次的选摘，后三次根本没收录，自然找不到这段话了。随后，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都鼓吹公共食堂。
1958年已经开始因为公共食堂饿死人，11月底，毛泽东却在八届六中全会上说：“食堂吃冷饭，有饭无菜，也会垮掉一批，认为一个不垮，是不切合实际的。因搞得不好而垮，这是很合理的，总的来说，垮掉是部分的，暂时的，不垮是永久的，总的趋势是发展和巩固。”我能在毛的文集中找到的当月谈话却是《一个教训》，其中有“任务不要提得太重，不要超过群众精力负担的可能性，要为群众留点余地”。如果不是《墓碑》引述毛的话，读者真要为毛的体恤下情感动的落泪了。
大量饿死人的1959年，毛泽东仍在为公共食堂打气。《墓碑》写道：到了秋收季节，粮食上场了，饥饿短暂缓解，毛泽东开始反击了。1959年8月5日，毛泽东对中共湖南湘潭地委工作组的一个报告中批道：“印发各同志。此件值得一看。一个大队的几十个食堂，一下子都散了；过一会，又都恢复了。教训是：不应当在困难面前低头。像人民公社和公共食堂这一类事情，是有深厚的社会经济根源的，一风吹是不应当的，也不可能的。”不用说，此话文集上没有。
一直到1961年6月，《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六十条）出台，公共食堂瓦解，人们才开始逐步走出大饥荒的阴影。
毛泽东既然是左祸的罪魁祸首，为什么在其文集上却能出现本文开头引用的那些理智和冷静甚至温情的话语呢？还是引用杨继绳在《墓碑》中的分析吧：党的领袖提出一个指导思想以后，全党紧跟，并且通过舆论工具在全社会造成一种巨大的声势。在干部队伍中难免有偏激者或好走极端的人，而这种人常常得到重用。“上有好者，下必甚焉”，这是专制制度下必然现象。领袖的思想常被下面的人推向了极端。这时，领袖又出来说话，成为纠偏者，他显得比别人更英明，更清醒。
公开发表给大众看的历史不过是统治者修饰后的历史，毛的著作也一样。凡是今天读来不正确的言论都没有收录到公开发行的毛泽东文集里面去，留下的文章和言论都是为了凸显毛的英明、伟大、谦虚、诚实、朴素。今天的统治者只想利用毛的伟光正形象给自己的权力继承寻找依据，可是他们刻意忘记了正是毛泽东为首的统治集团使得中国人民遭受了人类历史上空前绝后的最大一次和平时期的人口灭绝。他们也想让人们一起忘记。从那么多毛的粉丝来看，他们也确实在某种程度做到了。但是任何还有理智和良心的人都不会顺从的忘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