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笔者曾如此定义中华民族：中华民族是勤劳智慧的伟大民族，也是苦难特别深重的古老民族。因为，“自有历史以来，中国人是一向被同族和异族屠戮，奴隶，敲掠，刑辱，压迫下来的，非人类所能忍受的楚毒，也都身受过，每一考查，真教人觉得不象活在人间”（鲁迅语）。即便是二十世纪，中国人所经历的天灾人祸诸如兵燹、饥荒、动荡、压迫、蹂躏、恐怖也是空前的，所承受的苦难和付出的生命代价不仅打破以往世纪的记录，也远远高于“世界水平”，这是不争之事实。
然而在中国，却很少有全景式地反映中国人民在二十世纪所遭受苦难的文学作品，尽管有不少作品触及到了这方面的题材。养尊处优的带薪作家们在忙于快速致富，忙于粉饰太平，忙于声色犬马。“书被人嫌只为多”，浅薄的商业化作品甚嚣尘上，垃圾文化大行其道；尽管每年有数千部长篇小说出版，但却没有几部能给读者以惊喜，使读者的心灵震颤的作品更是少见。
正当人们哀叹文学已经没落时，贵州作家张宗铭的长篇小说三部曲《女人与土匪》）、《远山苍茫》、《孤儿与革命家》问世。一石激起千层浪，凡读过的人无不为之震撼。
报载：张宗铭的洋洋四十万字长篇小说《女人土匪东洋狗》(即《女人与土匪》)出版后,立刻引起许多专家学者的强烈关注。贵州大学文学教授黄俊杰,在认真研究作品的基础上,向瑞典文学院诺贝尔委员会推荐这部作品参评诺贝尔文学奖。他在推荐信中写道:“作品突破了中国的题材禁区,以写实的手法,折射了特定时代下,种种人为的另类,无视人格尊严的不平等的社会历史现实。《女人土匪东洋狗》旨在呼唤人性、人权、人格的尊严,呼唤创建一个真正科学、民主、平等的法制社会。请表彰他的努力。”
张宗铭在发表《女人与土匪》之前是一位名不见经传的作家，他默默地在工人群体中笔耕不息，险些被人遗忘。他用了差不多三十年的时间写成了这部具有史诗规模的“三部曲”。张宗铭先生学历不高，他含辛茹苦的生活经历使人潸然泪下，他勤勉的学习态度勘称青年的楷模。他在逆境中忍辱负重、奋然崛起的毅力受到人们的钦佩；他将自己的情感全力倾注于受苦受难的芸芸众生的行为，迎来了人们对他的尊敬和厚爱。
（二）
但是《女人与土匪》热销没有多久，却莫名其妙地从书店的书架上拿下了。当然，这无疑等于给《女人与土匪》做了隆重的义务广告，使它更加名声鹊起。扼杀一部文学杰作谈何容易！正如中世纪诗人奥维德在他的《变形记》结尾中所写：
吾诗已成。
无论大神的震怒，
还是山崩地裂，
都不能把它化为无形。
禁书，那是世界文明史上最不文明的行为之一，是最为恶劣的精神扼杀。很难想象，一个动辄禁书禁报的社会，一个让国民生活在谎言和欺骗中的国度，能使这个民族富有创造力和健康的活力。想一想吧，假如权力者把国民圈进一个狭隘的信息空间里，而又给这个封闭的空间不断发送垃圾信息和虚假信息，那么结果会怎样？结果只会是：整个民族将难以逆转地变得愚昧而偏执。如此素质的民族，在面对接踵而至的挑战时，只能是永远不断地上缴高昂而又高昂的“学费”。谁还能对这个民族抱有信心呢？
笔者不是故意要冒犯谁，只是为了自己的民族和祖国，而痛心疾首、忧心如焚啊！
（三）
诚如论者所言，张宗铭的“三部系列长篇小说”，揭示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到六十年代的中国社会问题，解剖这段历史年代各个社会层面人物的内心世界。在选材上打破了中国文坛的许多禁区，在表现手法上打破中国文坛的许多禁律。仅此两个方面，已经起到了一个里程碑的作用。
笔者在网上仅仅读了《女人与土匪》的绝大部分篇章。这部小说通过国民党起义将领张云轩和他的妻子基督教徒唐维绮以及年轻的“地主婆”戴敏、土匪头目刘礼靖等人的坎坷命运及情感旅程,真实地再现了建国初期贵州地区的“土改”运动、清匪反霸斗争的生活历史。笔者很赞同某评论家的分析，即：这部小说结构不落俗套,对人物的刻画不作集中的静态描写,而是将人物经历的诸多精彩故事，有机地穿插在人物相互关系的不断叙述之中,读来给人以层次丰厚,灵活多变的立体动感。书中触目惊心的阶级斗争（二十世纪主宰中国人命运的理论），以及生命、人权、爱情、信仰、亲情、友谊，皆是作家倾情描述的对象。
论者还认为，作品突破了当今社会“人人心中有,个个笔下无”的题材禁区,以现实主义的表现手法,通过“地主婆”戴敏的不幸遭遇,折射了特定历史条件下种种另类人不平等的社会现实。小说聚焦于劫后余生的芸芸众生的苍桑，对人物的心理世界给以深刻的洞察和揭示。描写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庞大的弱势群体，描写他们深受“人治”迫害的种种悲惨的命运，他们生活的艰辛，做人的尴尬和无奈，揭示他们内心的矛盾和痛苦，以及灾难降临时的忍辱负重的人格个性。反映他们比任何阶层的群体都更期望受到法制的保护。
（四）
笔者无意在此引经据典夸夸其谈，只愿意与网友分享笔者的三点读后感。
首先，关于有论者称《女人与土匪》是建国以来第一部“换位思考”作品的问题。笔者认为这未必是准确的定位。因为，作家从站在“革命的立场”上写小说转变为站在“革命敌人的立场”上写小说，才是所谓“换位思考”。《女人与土匪》并非如此。张宗铭先生不是站在某个政治立场上，为一方歌功颂德、涂脂抹粉，对另一方极尽妖魔化之能事；而是超脱于党派的立场之外，以历史老人的视角俯瞰人间。在他的笔下，不论是共产党还是国民党，其中都有坚守做人底线的正直者，也都有寡廉鲜耻、心黑手辣的人渣。而共产党里的正直者，却总是被党内人渣玩弄于股掌中。这是因为此类烂仔，根本就是以整人和攫取权力为生；他们之所以战无不胜、攻无不克，就因为他们能喊最革命的口号，摆出极左的脸谱。须知在以“枪杆子里出政权”为理念的革命团体里，极端主义总是掌握着话语主动权，占据着革命原教旨的道德制高点。左毒，左祸，害了共产党，更害了中国。《女人与土匪》正面描写正直的共产党高级干部鄢正甫，对他的悲剧性命运寄予深切同情；联想到共产党内健康力量被一轮又一轮的阶级斗争残酷整肃的历史事实，作者的同情包含了更深刻丰富的内容，这就不是“换位思考”所能解释的吧？
其次，《女人与土匪》的内容，时间跨度很长，空间舞台不断转移，故事头绪极其繁多。但是，整个故事，线索连贯，脉络清晰，情节错落有致，人物形象有血有肉。笔者以为，作者之所以能够写出如此效果，很显然，他在动笔前，做了精心的缜密的构思；对所有要写进小说里去的生活素材，他沉潜往复，从容含玩，运筹帷幄，了然于心，然后形诸笔墨。至于后期的如曹雪芹那样的“披阅十载,增删五次”，自不必言。可以说，作者确定布依族女人戴敏为小说的核心人物，让她从一端带出国民党起义将军张云轩和他的夫人唐维绮，从另一端则带出土匪刘礼靖，传教士亨利和混血儿灵姑；围绕着这些被戴敏带出来的人物，又带出更多的人物和故事。如此落笔，才使整个故事繁而不乱，有条不紊。不是大将风度，定力非凡；不是殚精竭虑，呕心沥血，焉能如此！
第三，《女人与土匪》所以能特别吸引读者的眼球，是人物太富有传奇性。小说中的众多人物，不仅是市井三教九流，江湖英雄豪杰，而且其中很多都是历史上那些非常年代和重大事件的亲历者和见证者。例如苏区肃反、延安整风、土改反霸等等历史风云，骇人听闻却又扑朔迷离，正史轻描淡写而民间却谈虎色变，其真相鲜为人知。张宗铭先生通过小说里各个人物的紧张曲折九死一生险象环生的精彩绝伦的传奇经历，将历史真相和盘托出。可以说，《女人与土匪》是由无数个传奇故事组成的。笔者在此随手撷取小说里几个篇章的标题，读者就会知道这部小说具有多么引人入胜的可读性：
地主不如狗
出逃夜惊魂
戴敏含悲葬狗
死里逃生的土匪头
洪湖赤卫队惨绝人寰的大屠杀
一个杀妻者的奇特故事
妖魔化下的外国传教士
起义换来奇耻大辱
公安成土匪
一个共产党人的悲愤
（五）
真实是艺术的生命，忠于生活的真实和人的心灵的真实，是一部优秀文学作品最基本的东西。歌功颂德、评功摆好的作品之所以苍白空虚没有艺术感染力，要害就在于此。必须强调的是，仅有生活的真实是绝对不够的；反映人的心灵的真实才是创作一流文学作品的不二法门。要创作优秀文学作品，作家不仅要写出小说里人物的精神和情感世界，也要把自己的灵魂写进作品。这就像两位画家画同一座山，其作品的风格和内涵却能有很大的不同一样；之所以如此，就因为画家对山的领悟各有不同。不同作家写同样的题材，由于理念、悟性、价值观、审美观不同，各自对生活的关注就大相径庭。弗洛伊德当年曾宣称，创造性作家就是一个白日梦者；只要还有人类存在，就会有各种各样的梦。恐怕也是这个意思吧？
按弗氏的语言，读者就会发现张宗铭极为擅长编织各种美妙的梦幻；在这样的梦境，各种人们在各种环境中追求着那人间难以企及的目标。如论者所言，张宗铭的《女人与土匪》不仅“张扬人性,呼唤人权,讴歌爱情,赞美友谊,憎恶暴力,揭露丑恶”,同时还对宗教信仰表现出博大的胸怀。作者在创作中已经超越了个人的悲伤,达到了一个关心整个人类命运的崇高境界……。“很少有作家像张宗铭那样,如此关注人类共同的灾难,并对人的心理世界给以了如此深刻的洞察和揭示。他也许属于新一代浪漫主义作家，他（她）们以自己柔弱的声音和强有力的文学力量来呼唤人间真诚的爱，这一点尤其体现在这部小说中。” 作品中人物的心灵，作家的灵魂，就是如此这般地袒露在读者面前。小说的内涵和深度正表现在作家对人物的心灵的发掘上，表现在作家自己的爱憎和价值取向如何透过作品人物故事而光芒四射；小说有无艺术魅力，也决定于此。
（六）
真实是艺术的生命，然而对中国作家和读者来说，真实却是一种奢侈品，也是危险品；它没有立身之地，谁执着于它，就意味着他的噩梦从此就将开始。但是自从有了互联网以来，今日中国人，也终于有了享受真实的一方天地。而弗洛伊德所说的白日梦者，即创造性的作家，开始在互联网上像张宗铭先生一样编织七彩梦幻，创作着一部部有声有色、振聋发聩的文学作品。
不久前笔者在网上发现了网名“韵美词苑”的长篇纪实连载《金宝和他的四位妈妈》，它也可以说是长篇自传体小说。这部作品气势恢宏，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开始写起，目前已经写到112章，写文革爆发。根据笔者的忖度，可能要写到改革开放。
“韵美词苑”先生的这部作品，反映的时代背景与张宗铭先生的三部曲几乎完全同步。题材也是二十世纪中国人所遭受的苦难。
以还原历史真相为目的，努力改变文学屈从政治的地位，真实反映中国农村农民命运的优秀长篇小说也曾出现过，如李佩甫的《羊的门》、阎连科的《受活》等，但是它们是选取了某个特定时代的中国农村的现实，给予文学表现。《金宝和他的四位妈妈》则具有全景式地反映上世纪中国农村农民命运的规模。《金宝和他的四位妈妈》与《女人与土匪》二者的不同之处在于，后者由多个人物的传奇故事组成，前者则由一个人物金宝九一生的故事构成。故事写金宝九的家世、他的童年、少年、青年和壮年，他的悲欢离合，他的辛酸苦辣，他的苦难和忍辱负重，他的艰苦挣扎。他一生遭遇了形形色色的人物，有善良、诚实、富有同情和正义感的乡邻以及基层干部，也有烂仔和人渣。和《女人与土匪》以跌宕起伏的传故事取胜不同，《金宝和他的四位妈妈》则以浓郁的乡土风情和弱势群体内相濡以沫、同甘共苦的人情味吸引读者。作品写出了人物的复杂性，写出了毛时代阶级斗争对人的扭曲，它对人性中的恶的怂恿，以及如何使之变本加厉。作品对人性善恶的发掘也达到了一定的深度，写农民的善恶对峙十分到位。作品中农村社会各种各样具有鲜明性格的人物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多半个世纪里农村社会风貌的变迁被作者忠实地记录了下来。
当然，《金宝和他的四位妈妈》是一部正在写作中的作品。它有它独特的风格，但是现在读者还没有看到它的全貌，因此拿它与其它作品相比较尚为时过早。我们祈愿作者尽早完成它，并不断地对它进行精加工，使之成为继《女人与土匪》之后又一部令世人拍案叫绝的旷世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