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前律政司司长、现全国人大常委会香港基本法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梁爱诗於二○一○年一月五日出席一个政制发展方案讲座时声称，二○二○年的立法会选举可以参考一九九五年香港立法局选举的“新九组”模式。她续称，“联合国人权事务委员会批评香港的选举制度，也是针对现行制度，九五年扩大选民基础的”新九组“模式虽然因未能与《基本法》接轨而一度被取消，但十五年后的今日，或今日的十年后，即二○二○年，这个模式还是可以作出参考的。”
维护特权利益的功能组别
自○九年十一月中旬香港政府推出二○一二年政改谘询的普选路线图以来，公众对其中欲扩大立法会功能组别的意图不断质疑，“落实真普选，取消功能组别”的呼声不绝於耳。在两个月来外界强烈要求落实二○二○年立法会普选时应全面取消功能组别的社会氛围下，梁女士说出了上述主子不方便说出口的话，其意图无非是保住维护特权利益的功能组别而已。
十五年前，北京百般指责“新九组”模式，时过境迁，“新九组”竟又被当成宝贝似的重新捡拾起来，真让人看得瞠目结舌！对於最近激烈抗争的香港“八十后”新一代而言，十几年前尚属年幼，如今怕一不小心就会被蒙骗了。
出尔反尔“新九组”
追根溯源，功能组别在香港於一九八五年推行时只是一个过渡措施，目的是“为了保障香港重要界别的利益”，给予某些行业人士比如工商界、金融界等参选与投票的特权，但大部份功能界别只能代表该行业中的小部份，如通常是僱主，造成向极少数人利益倾斜的局面。如今香港立法会的全部议席六十席中，功能界别议席与地区直选的议席一样有三十席。故此，功能组别这一延续了长达二十五年的以政治特权保障不公平社会的制度，已成为香港政治体制中最不民主的部分，也是现今政改最大的障碍.这一政治怪胎不除，香港民主无日。
十五年前，末代港督彭定康改革立法局的选举制度，新增九个功能组别议席（即新九组），以期在“九七”来临之前加快香港的民主步伐。这一选举模式，将立法局的功能组别选民人数由原先的六万多人，大幅扩大至逾一百一十万人，几乎囊括当时全港的打工仔女。回望当年的政情，这一借功能组别之外套扩大民主成分的政改方案，既属基於中英谈判的政治现实面前的无奈之举，亦是相当富有政治智慧的聪明之举.
在当年，这份“新九组”方案甫一出炉就被北京当局猛烈抨击，指斥得体无完肤，故一九九五年选出的那届立法局议员，在一九九七年的议会里全部落马.“新九组”选举模式亦仅在那一届选举中“昙花一现”，随后中方另起炉灶成立“临时立法会”，最终导致政制“直通车”流产.当年北京指责“新九组”是“三违反”（即违反了中英联合声明、《基本法》和中英两国外长达成的协议），北京不少官员痛骂彭定康是“毒蛇”、“小偷”、“娼妓”、“千古罪人”，谁又能预料得到，当年参与香港特区的成立工作、加入批判彭定康行列的特区首任律政司长梁爱诗，如今竟会转向大力推销“新九组”，将之视为解决香港政制困局的救命稻草。
港英政府与北京当局之间对待“新九组”模式的差异，这并非当年彭定康的思维太超前，而是北京在任何时候都要对香港事务一手遮天、予取予夺.当年肥彭推出“新九组”，是希求在功能组别暂时无法消除的情势下，钻基本法的“空子”来推进香港民主；十五年后，梁副主任出面推销当年唾弃的“新九组”模式，却是在香港回归十多年后，香港的畸形政制制度成为众矢之的。功能组别的废除成为二○二○年立法会普选是真是假的试金石之际，北京想尽量拖延香港的民主进程，尽量阻止及延迟立法会的普选，故千方百计地将背离民主的功能组别制度予以保留。
中共反民主本性暴露无遗
“新九组”模式在十五年前，可谓是在一个形势逼人的大环境之下的较优选择，虽说能够大幅增加选民数量，却也并未达致“普及而平等”的真正普选标准。今天北京借“传声筒”之口意图用自己曾抛弃掉的“新九组”，来取代立法会议员的真普选，以尽可能拖延香港的民主化，香港人会答应吗？梁爱诗的言论，表明北京根本毫无诚意取消功能组别，以落实未来真正的普选，只想不断变换花样，将香港的畸形政体形式继续保持下去。可是，香港人已经意识到香港政制发展的症结所在，近期的元旦大游行向中联办进军即为明证.
十几年来各种形式的表演，已将中共的本性暴露无遗，那就是死抱住特权利益不放，既要竭力维持香港的半专权体制，又要防止香港的民主向内地辐射。如今，香港人尤其是年轻一代的抗争运动不断升级，正是清晰地宣告：香港人不是好随意耍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