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一日，在第二十二个世界艾滋病日到来之际，胡锦涛和温家宝各自有好戏上演。
当天上午，胡锦涛总和李克强来到国家会议中心，参加首都防治艾滋病志愿者活动。新华社的报道说：“九时五十分，胡锦涛等领导同志走进场馆，几名志愿者迎上前来，为他们佩戴上红丝带。……胡锦涛一年前在地坛医院见过的艾滋病感染者小郑，又通过视频通话系统同总书记见了面。小郑去年经过服用免费母婴阻断药物，生下了一个健康的女儿。得知小郑的情况后，总书记从自己工资中捐出五千元，鼓励小郑增强生活勇气。再次见到总书记，小郑激动地抱着一岁半的女儿向总书记问好。”该报道特意突出胡锦涛的五千元捐款来自其“工资”收入。然而，此地无银三百两，谁都知道，区区五千元，在其家族贪腐的巨额黑金当中只是九牛一毫而已。比起象征性地捐献一笔工资来，作为党国元首的胡锦涛更重要的工作，乃是早日制订一个长远而全面的防艾计划、公布艾滋病的真相、承认政府的失职并向公众道歉。
当天上午稍晚的时候，温家宝和李克强来到位于地坛医院的北京红丝带之家，看望艾滋病感染者、医护人员和志愿者，并主持召开座谈会，听取专家意见和建议。在红丝带之家办公室，温家宝和两位艾滋病感染者兼教育员老赵、阿杜一一握手。温家宝说：“所有的病人都应该树立这个信念。我说‘坚持’，坚持服药，坚持治疗，坚持锻炼，坚持活下去。”随后，温家宝召开防艾滋座谈会。温家宝说，艾滋病日只是一个象征，防治艾滋病应该作为一项经常性的工作贯穿到社会的各个方面。“我相信，只要我们下定决心，中国一定能够遏制艾滋病蔓延。”然而，仅仅是一厢情愿的“坚持”和“相信”，根本解决不了现实问题。温家宝惯于说一些能够让人“暂时感动”的空话和套话，在有毒奶粉事件中是如此，在四川大地震中是如此，在此次艾滋病日的活动中也是如此。这些事件发生之后，有哪个责任人，哪怕是乡长和县长被免职的呢？堂堂一名总理，如果说难以对那些封疆大吏下手还情有可原，但连那些负有直接责任的乡长和县长都不能或不愿处理，那只能说明这个体制从上至下全都是同流合污之辈。
温家宝的演技向来都比胡锦涛高超一些，或者说，胡锦涛显得比温家宝怯懦一些——这一次，温家宝再次与艾滋病患者“亲密接触”（此前，温家宝与艾滋病患者有五次直接接触，包括邀请一批艾滋病孤儿到中南海座谈和观看公益晚会），而胡锦涛只是通过视频向一名患者及其家庭“遥遥致意”。在争取民意上，温家宝又压倒了胡锦涛。不过，这两人之间的区别，其实并没有外界传说的那么大。胡温之配合，就如同毛周之配合一样：一个扮演严父，一个扮演慈母，反正中国百姓是永远也长不大的孩子。在巩固中共一党专制的制度上，两人当然是齐心协力、同舟共济，谁也不愿意让人民（包括艾滋病人）的利益侵犯到党（更确切地说是权势集团）的利益。
而同一天先后陪同胡温参加了两次作秀活动的副总理李克强，不知内心有何感想呢？这名北京大学的高材生，这位团派系统的“宠儿”，一九九八年至二零零四年间，先后担任河南省的省长和省委书记，河南艾滋病的泛滥便是在其任期之内愈演愈烈的。他没有作过任何的努力去改变这一可怕的趋势，坐视河南演变成“艾滋病第一大省”，更视千万民众的生命如草芥。早在二零零一年，高耀洁医生在接受《新闻周刊》访问的时候就指出：“河南艾滋病的高发区有上蔡县、新蔡县，还包括周口、南阳、信阳、商丘、漯河、许昌、平顶山……包括黄河以北的鹤壁。总之，河南地界，恐怕已经没有艾滋病的空白点了。”河南作家阎连科有感于家乡艾滋病泛滥的现实，创作了艾滋病题材的长篇小说《丁庄梦》。他说，在写作的过程中，“有无数的亡灵在我四周耳语”，他是用“生命”和“寿限”来写作的。然而，对于这些声音，李克强始终充耳不闻。艾滋病席卷河南，他却“官照当、舞照跳”。他不仅没有因此受到中央的处分，自己也没有良心觉醒到引咎辞职的地步，反倒“带病提升”，成为未来总理的接班人。中共的人才选拔机制真的是专门选拔那些最平庸最无能的人。
胡温和他们的接班人，真的从内心深处关爱艾滋病人吗？如果胡温真的关心艾滋病人，被称为“艾滋病人妈妈”的高耀洁医生，早该被他们奉为“国宝”了，为何高医生在八十二岁高龄的时候，还不得不背井离乡、流亡美国呢？高医生如此热爱她生长的那片土地，为何要冒着永远也回不去的风险，远走异国他乡呢？就在胡温在众人的簇拥之下上演“关爱艾滋病患者”大戏的同一天，高耀洁医生在华盛顿召开了一场新闻发布会，发布其新作《血灾：一万封信》，以她收到的一万封艾滋病患者的来信为素材，揭露中国艾滋病失控的真相，诉说自己十多年来帮助艾滋病患者的心路历程。稍有常识的人都能经过粗略的对比，判断出高耀洁和胡温之间，谁在说真话，谁在说假话；谁是艾滋病人的良师益友，谁是艾滋病泛滥的罪魁祸首。
曾担任河南中医学院教授的高耀洁医生，在退休之后，以老弱之躯深入河南和全国许多乡村，调查艾滋病真相，宣传并协助患者、感染者及孤儿摆脱困境，感动了全中国和国际社会，被称为中国的德兰修女，荣获国内外多项奖励，二零零七年国际天文联会将一小行星以“高耀洁”命名。但是，高医生忘我的工作，十多年一直受到当局的打压，电话、电脑被监控、个人行动被跟踪，甚至软禁，媒体封杀，社会恶势力的诬蔑、骚扰以至于亲属受到株连，当地政府甚至悬赏五百元让群众举报她。在二零零六年老伴过世后，她更处于孤立无援境地，个人安全失去保障，只有选择离开中国。
高耀洁医生透露，她从一九九六年第一次接触艾滋病毒感染者之后，便开始编写印刷防治艾滋病的资料，十多年来她印刷散发了一百万多份防艾材料，所花费的一百多万元人民币全部来自个人的储蓄和奖金。在这一过程中，她逐渐对官方的说法和数据产生了怀疑。中国政府在二零零六年说，中国的带病者和病患是八十多万人，到了第二年年的数字却是七十四万人，十多万人就这样悄无声息地“蒸发”了，或者用当前中文网络上热门的表达法，就是“被消失”了。十万人，在那些冷血官僚眼中，不就是一个枯燥的数字吗？高耀洁发现，河南等地的疫情并不是像官方说的那样主要通过吸毒和性行为传播，而是在卖血活动中传播的。那么，农民为什么要去卖血呢？如果不是穷疯了，谁会主动想到卖血的“妙方”呢？谁不知道卖血对身体有伤害呢？一边是“大国崛起”的凯歌高奏，一边是成千上万的农民以卖血为生，这是一种怎样的盛世奇观啊。高耀洁指出：“现在得艾滋病，不管在任何地方，河南也好、河北也好、山东也好，肯定在贫困阶层。”她披露说，九十年代仅河南一个省就有官办血站两百多个，私人办的血站更是不计其数，大量农民在卖血中感染艾滋病毒。在过去三四年里，一些血站已经转入地下，中国的艾滋病疫情真相仍未大白于天下。
中国政府说，目前中国境内的艾滋病疫情并没有广泛传播的迹象，政府计划在二零一零年将感染者的人数控制在一百五十万人之内。中国政府一向都有本事作出若干不切实际的“计划”来，但计划从来都跟不上变化快。胡锦涛和温家宝在艾滋病日当天的作秀活动中，先后对遏止艾滋病的发展发表了相当乐观的讲话。然而，对中国官方宣称的打击艾滋病的努力，高耀洁批评说：“中国政府绝大的能量是放在说假话上。”前任联合国秘书长安南在几年前就忧心忡忡地指出，中国已处于艾滋病疫情爆发的临界点，二零一零年中国的艾滋病患者可能超过一千万人，居世界第一位，我们没有时间犹豫了。这个数字与中国当局公布的数字相差了近七倍，我们该相信哪一个呢？
在中国，艾滋病问题，显然不是一个单纯的医学问题，而是政治制度的问题和人权的问题。在中共一党独裁的政治体制之下，在共产党蜕变成资本党、对民众从土地到鲜血都疯狂掠夺的情形之下，靠屠夫本人“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的“良心发现”，靠胡温亲自出来作几场“防艾秀”，根本解决不了任何实际问题。曾经担任美国公共广播电台驻华记者的齐德福，在他所著的《三一二国道》一书中，写到了他在胡佳的陪同下访问上蔡县一段惊险的经历。当地的艾滋病患者对他说：“政府给我们一些药，每月给我们十元钱，要我们封口。”又说：“我们卖血的主要原因就是贫穷，而贫穷的原因则是地方课税太重。地方官员什么都要抽税。他们只想征税赚钱。”是的，有农民的贫困，有血头的贪婪，有各级官员盘根错节的利益纠缠，有中央政府对面子的看重，中国艾滋病泛滥的趋势将无法得以遏止，艾滋病的真相将被视为事关国家安全的“党国机密”而被藏在黑箱之中。
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