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燕园社区服务中心搞“我心目中的理想社区”徵文，作为社区内的一员，我也共襄一下盛举，便於去年十一月九日发去一篇千余字短文《把“园”变成“林”》应徵。文章大意是，北大乃至全国各地城市居民小区全部是按照花园模式建设的，我建议今后实现向森林模式的历史性跨越。
告知获奖
十二月二十八日，我接到燕园社区一个电话，告诉我徵文获奖了，请於一月六日下午两点到燕南园六十三号院参加颁奖仪式。
一月六日下午近两点，参加颁奖仪式的人络绎而来。门口一位穿着得体的男士在招呼来宾，看样子是社区中心的领导。等我走近时，他很客气地问我：“请问老师贵姓？”我回答说：“我是焦国标。”他没再说什么.我继续往里走，进入会场。
这位男士并未向赶来参会的其他人问贵姓，看来是特意问我的。为什么选择问我？在此场合，不问别人是谁，只问我是谁，目的只可能有两个。一个是想对我的徵文表示讚赏，对我的参加徵文和颁奖仪式表示礼仪性的感谢，另一个恐怕就是要“有针对性地”做点什么事。确认我之后，他没有讚赏和感谢，那么看来只可能是后者了。这时，一位女性工作人员拿着一个名册过来，逐一让投寄徵文的来宾签名。到让我签名时，她俯身告诉我：“获奖者以停会儿宣佈的名单为准。”在让我旁边的其他来宾签名时她并没有说这句话。这等於说前几天电话里告知我获奖的消息不算数。我知道今天没戏了！
至此我明白了，那位先生之所以问我“贵姓”，目的就是有针对性地告诉我这句话。
获奖落空
会议开始了。那位问我贵姓的男士是社区服务中心副主任李永新先生。
开始宣佈获奖作者名单了，我静静地听着。一二三等奖名单宣佈完了，没有我的名字。
颁奖会结束了，来宾陆续离开，我坐在原处未动，想请李副主任解释一下这是怎么回事。会场走空了，只剩主席台前三五个人，他们在与颁奖嘉宾、前北大副校长林钧敬先生交谈（当初是林牵头创办了这个社区服务中心，并分管该单位）。这时李又走进会场，瞟我一眼，没说话。他转了三次身，看了我三次，也没开口。山不就我，我就就山。此刻他正背对着我，我走上前去，拍一下他后背，说：“李主任，你到这边一下，我有事问你。”他并不接我的话茬往下说，而是说着“你等我一下”就离开了会场。
过了三四分钟，他又来了，口吻颇为尴尬地问我：“你什么事啊。”我说：“几天前咱们社区服务中心电话告知我徵文获奖了，今天却没有我，是怎么回事？”他仍不接我的茬往下说，而是招呼旁边一个女孩说：“来来来，你来解释一下。”李刚才说让我等他一下，原来是过去知会这个女孩，并把她带来了。她说当初共有两个工作人员负责打电话，她是其中之一，至於给我打电话的是不是她，她说记不得了。此刻也许李永新副主任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他刚才让我“等一下”的时候，我还没有告诉他我找他什么事，他怎么就未卜先知，料到我要问他此事，所以预先就找来了打电话的工作人员以备问呢？
徒唤奈何
这女孩说她通知的是一月六日参加颁奖仪式，没有说几等奖。我说：“是的，你没有告诉我几等奖，只告诉我获奖了，一月六日来这里参加颁奖仪式。”她强调了两三次没有告诉几等奖，却刻意回避是否告诉我获奖了这个事实。我本想问：“你究竟有没有说我获奖了这句话？”但我没有追问她刻意回避的这句话。此情此景，可以想像，逼急了她只可能说：“没有。”我不想逼人撒谎，陷人於罪。撒谎是上帝必将审判的人类十宗罪之一，摩西十诫里写得明明白白。最后我对女孩说：“好了，我们不争这个了，你也不用再解释了。但是你要相信上帝，你要相信上帝！”女孩唯唯应着，可我相信此刻她并不完全明白我说这话的意思。
前不久看北京电视台一个专门以调解家庭纠纷为主打产品的栏目，一对夫妻闹离婚，在他们共同经历的一件事上各执一词.他们各执的一词不是观点、立场、看法等主观性的东西，而是一件具体的事实。显而易见，在旁观者看来至少有一方在撒谎.对此，当时在场的各色人等，从伶牙俐齿的主持人到几位特有学问有能耐的专家嘉宾，以及现场的许多观众，全都闷了，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是啊，不是观点，不是看法，而是一个两个别人的事实，若一个当事人立意撒谎，旁人谁也没办法，另一个当事人也同样徒唤奈何。
看到这里，我有特别的感动。哎呀！不信神的中国人，你们可以让“神七”上天，却无法判断这件小小的事实究竟是怎样的。然而真正心中有神的人绝不会发生这种事，也不会遭遇这种困境。人不知神知，人不能判神能判，谎言可以让人一筹莫展，而上帝心里却是明镜一样。撒谎的人自以为得计，但诚实人在神那里却是有福了。中国人历史上和现实中之所以灾难深重，我的解释是因为撒谎太多而遭到了上帝的咒诅.中国社会何时才能不把撒谎当做日用品呢？
政治因素
去年底我出版了一本伦理学译着，这是二○○四年我被列入出版黑名单之后第一次在中国出书，出版的方式是出版商买某出版社的书号。出版社社长最后把关时说：“不能用这个人的名字。”於是封面和版权页上只好以我太太的名字充作译者的名字。说实话，当初听到社区服务中心电话告知我徵文获奖的消息时，我颇为高兴，觉得看来社区毕竟要“乾净”一些，不像出版社或媒体那样“讲政治”。但是对最终这个奖能否拿到手里，我并不十分确定，心理上随时准备有变。事实最终证明，当今中国社会仍然浓重笼罩在政治意识形态的冰水之中，即便是蜗牛壳范围内的荣誉，古人所谓的“蜗角虚名，蝇头微利”，也都必须经过扭曲的政治审查，被变态的政治权利所垄断。
有律师朋友说，此事从法律的角度讲属於民事上的违约和荣誉权侵害问题，可以私下向燕园社区服务中心瞭解实情，也可以访问徵文评奖委员会成员，弄个水落石出。我更关心这个变卦具体是怎样发生。以我推测，有三种可能：一，我的名字在最后审批的环节上被某个“政治水平高”的校领导划去了（也许无需审批，是此次评奖结果风传出去之后有领导主动过问，干涉）；二，电话告知我徵文获奖之后，社区领导和徵文评委会觉得此事干系重大，不愿承担万一的后果，於是反悔，定下补救措施，来个“获奖者以停会儿宣佈的名单为准”；三，这一切都是当初预设的。电话告知我获奖，以表示对我的徵文的肯定。但是他们并不打算最终把我列入获奖者名单，以免政治不正确.那么如何才能两全呢？於是便於颁奖日先问我贵姓，继告知以现场宣佈的名单为准，最后再安排打电话的女孩出面模棱一番。此事於北大虽属末事，可毕竟公元二○一○年一月六日北大燕南园确曾发生这么一件对我个人来讲颇为不平的小事。一只煮熟的麻雀莫名其妙地又飞走了，我还是要把它记下来。宏观叙事的北大与微观叙事的北大合并在一起才是一个完整的北大。某种意义上，写下这桩末事也是为北大立传，做一次微观的北大太史公。
二○一○年一月八日北大燕北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