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谈论这个话题之前，我首先要谈一下对“后极权社会”这个语境的理解，正因为这个特殊的语境，文学才能突显其重要的价值，才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有学者认为：“上世纪八十年代由邓小平一手主导启动的”改革“把中国带入了后极权社会。”而“后极权社会就是极权的原动力已经衰竭，权力失去了他们的前辈所拥有的原创力与严酷性，但是制度还是大体上照原样运转，靠惯性或曰惰性运转。”这是极权社会的脆弱时期，破绽百出的时期，苟延喘息的时期，在正常的公民社会，有责任感的公民、有民主意识的公民、有独立思想的公民会对极权统冶者的合法性不断地提出质疑，公民的力量不断聚集、挤压，并在某一个事件中爆发，并迅速蔓延，给极权统冶者致命一击。但是，在中国，极权统冶者显然不愿意看到这样的结果。随着信息化时代的到来，世界各国之间的信息交流日益紧密，后极权主义社会越来越象个小丑，它的荒诞性也日趋严重，这个阶段，极权统冶者必须不断编织谎言，不断寻找貌似正当的理由，以支撑岌岌可危的破旧大厦。他们必须阻止公民社会的形成，因为民主的进程与公民的素质成正比，公民社会总是追求自由、平等、权利、正义，争取和维护民主是公民社会的使命和方向，所以公民社会能够直接地推动民主进程。为了维护统治，极权统治者在挖空心思编织谎言的同时，还不遗余力地愚化人民，他们不希望看到强大的公民社会形成，因为一旦形成，就等于制造了一个强大的敌人，他们的谎言就将被戳破。
大部分中国老百姓谈到民主的时候，其潜意识里总会有一个荒谬的论调，那就是民主必然会影响社会稳定。国外都很乱，只有中国最稳定，因为稳定，所以中国人是最幸福的。这个观点并不是老百姓的发明，而是极权统治者长期宣传的结果，他们的宣传语是“稳定是压倒一切的大事”，其潜台词是，谁要是影响稳定，谁对极权社会提出质疑，谁就是历史的罪人，谁就是人民的罪人。“稳定”这两个字也确实非常有杀伤力，对于中国普通的百姓来说，解放以后，经历了各种各样的运动，这些运动给他们的身心带来了沉重的打击。改革开放以后，因为中国的人口红利，中国经济快速发展，普通百姓在物质上有了提升，他们更希望稳定，这个时候稳定似乎成为一种人人向往的真理。在普通老百姓的眼里，民主是的本质他们并不了解，但是，极权统治者的宣传，却给民主扣上了“破坏稳定”“破坏了经济社会发展大好局面”的帽子。极权统治者把稳定当成了维持极权最大的理由，用经济的成果取代了政治的成果，这是个显而易见的骗局。如果说政治是一个国家的身体，经济只是国家身上的衣物和挂饰，如果政治体制已经病入膏肓，再贵重的装饰也只是苍白摆设。
放眼当下的中国，满街都是梦想一夜暴富的人。这也是极权统治者设计的阴谋，因为除了谎言，统冶者的另一项重要手段就是物质的利诱，让全民进入一场追逐财富的游戏，从而淡化、甚至忽略对政治的关注。这场游戏表面看上去似乎很公平，却又成为极权统治阶层搜刮民膏的工具，可谓一举两得。有人说，消费主义激励人们以永不知足地追求物质财富的方式追求人生意义。而我坚持认为，消费主义盛行的背后，隐藏着极权主义恐怖的幽灵，是极权主义与消费主义的狼狈为奸。物质填补了精神的无聊与空洞，消费替代了对政治的绝望，就像一个哭闹的孩子，用玩具或糖果去引诱他让他忘记哭闹一样。被政治操纵的商人早已为国民预先铺设了好了人生的轨道，每一个“中转站”都是一个巨大的商业阴谋，而人生的意义，将全部由物质来取代，房子、车子、名牌，而被挤压的精神空间，早已没有思想的神龛，取而代之的全民的无厘头，用赵本山、小沈阳之类的傻冒，博取廉价的欢笑，让国民误以为这些低级趣味就是快乐，就是幸福。精神进一步沙化，几乎让国人失去了正常思考的能力，失去了判断是非的能力。而那些原本应该有独立见解，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人，却在无处不在的商业牢房里服着终身的苦役，因为，他们要用一生做牛做马的劳动换取一套房子、娶回一个新娘，哪里还有精力去关心政治，谈论民主。在中国，所谓的自由，其实是对物质支配的自由，而不是身心的自由，他们是消费的机器，而不是公民。民主之门的敲门人，不应该是消费机器，而应该是公民，他们应该有独立的见解和表达的自由，是民主社会的重要组织部分。
后极权的社会，有一张看不见的蜘蛛网，处处充满了恐惧的氛围。当然，这与极权社会的恐惧有所区别，在极权社会，反抗的代价可能是生命，而在后极权社会，反抗的代价是失去你所拥有的一切，所以，大多数人为了不失去现在拥有的一切，在后极权社会里，选择做一个哑巴，隐藏自己的观点与愿望。
不反抗，就是极权统治者同谋。对于作家来说，只有力的武器就是他手中的笔，文学的隐喻所发挥的力量，有时候不亚于原子弹，改变一个人的思想，才能从本质上改变一个人。正如哈维尔所说：“时机一旦成熟，一个赤手空拳的平民百姓就能解除一个整师的武装。”
文学天生就带着启蒙的作用，在后极权主义的社会中，文学的作用尤其重要。对于一位有良知的作家来说，写作意味着拒绝同化，意味发出自己的声音，它本身是一种反抗，本身就是不合作。以小说为例，它以真实的人，真实的处境、真实的痛楚反映那些被极权统治者的谎言所遮蔽的生活。在唤醒公民意识的过程中，文学与政论相比，各有所长，文学讲的事，政论讲的是理。文学的特点是深、广、久，政论的特点是快、准、狠。文学虽然不是面对面的搏击，没有政论那么痛快淋漓，但却是以柔克刚的太极，通过对人物的塑造，将各种社会矛盾、各种意识形态的冲突置入文本其中，在潜移默化中对读者的心灵改造，指出什么是真相，什么是正确的思考，什么是正确的行动，这种潜移默化积累到一定程度，必定会积聚能量，改变一个人的价值观，而这种改变正是公民塑造的过程，是建立公民社会的必然途径。
从传播的角度来说，政论文章的火力虽大，但容易遭到封杀，不能在较大范围内产生影响，而文学作品，从意识形态的层面上说相对隐蔽、含蓄，能轻易突破审查，并通过其所塑造的人物给读者以强烈的思想冲击。特别在后极权社会，由于极权统治者极度心虚，草木皆兵，他们像抓住救命稻草一样抓住大众传播媒介。前段时间，极权统治者借着扫黄的名义对网络和手机进行了一轮打击，这同时说明网络和手机的力量越来越强大，已经给极权统治强有力的威胁。但是，时代的潮流不可阻挡，信息技术升级日新月异，极权统治者的所做所为只是自欺欺人。我个人认为，网络因其传播的特点，相对薄弱的审查制度，将是用文学的方式唤醒公民意识最大、最重要的战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