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中国模式的关键问题
中国在经济上的成功，至少是到目前为止还没发生美国那样的严重金融危机，使得全世界对未加任何严肃论证的“中国模式”大加赞赏。但是，在外界大加赞赏之际，中国却不愿意承担相应的世界性责任，即不可能加入到领导世界的行列中去。这不与“大国崛起”的自夸调门相矛盾吗？这不是全然证实了民族主义在中国是个被操纵的话题吗？
问题确乎如此！因为中国模式不仅在理论上是粗糙的，而且，作为改版的新加坡模式，它的经济管理的关键之关键是——对国际资本流动的控制——国际收支平衡表中的经常项目开放了，而资本项目的开放仍遥遥无期。因此，被操纵的民族主义在经济上处于了两难境地：不想大幅度地从国际市场上退出，因为出口导向型经济难以进行有效地模式调整，至少需要十到十五年的时间；另一方面担心持续的经济开放必将带来政治上的深刻变化，便对全球化的潮流作出反向的回应，哪怕这种反应基本上没有常理可言。
除了国际收支平衡表中的资本项目能清晰地反映出中国模式的实质外，其他一切现象都是混乱的信息载体。不过，中国开放主张者们也在告诫最高当局，指出：中国对外开放的程度正在下降①。
一、“中国崩溃论”再起
美国陷入严重危机而中国却因国际收支中的资本项目管制，得以暂脱重大冲击，但是，深刻的经济问题不是没有危机的意味。比如说，美元因高额财政预算赤字的推行，使美元大幅贬值，相对的人民币实际上升值了。同时，中国的利率水平也有提高，国际热钱再次流向中国的趋势已经十分明显。在这种状况下，隐性的升值可以不考虑，但是全球性通胀带来的冲击，中国何以承受？
再推一步说，就算不考虑国际资本流动与贸易顺差的压力，国内的假富真穷的地方政府破产趋势，也是引发经济崩溃的一大因素。一位哈佛学者，肯尼思•罗戈夫，在批评美国政府高额赤字政策的同时，预测“10年内中国受债务推动的泡沫可能破裂”，与美国的债务破裂一样，“无论太平洋哪一侧的任何崩溃都会重创全球经济” ②。美国西北大学研究中国经济的史宗瀚教授的预计，比前者更严重一些，他说：“中国的隐形债务可能将2011年的政府负债拉高到国内生产总值的96%”，结果“最坏的情况是在2012年左右爆发一场相当大的危机。”③。
美国的学者们是否在为美国政府转移国内压力而作隐性辩护，尚无法确定。我们可以谨慎地把罗戈夫对美国的批评，看作是表达的技术性需求。而一直主张“中美国”体制的另一位哈佛教授尼尔•佛格森则站在历史的角度，描述大国崩溃的机理，他说：“历史有时几乎静止不动，有时则突然加速，像美国这样的大国与所有复杂体系一样，在一段未知的时间段里运行看似平衡，然后刹那毁灭。”简单地说，当今世界的大国，其崩溃作为小概率事件不可避免地要发生。
美国是否或在何时崩溃，学者们没给出时间表。对于中国的2012或2020，似乎仍有抹不去的意识形态痕迹。然而，无论美国与中国，也无论危机的表现形式有多么不同，但是，它们都是小加尔布雷斯所批评的“掠夺型政府”管理的社会。在此，再区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当下意识形态有何不同，既愚蠢又无必要。
二、“掠夺型政府”的中美模式比较
小加尔布雷斯是美国著名制度经济学家约翰•加尔布雷斯的儿子。他子承父业，继续研究制度安排中的政府的作用。在他的新书《掠夺型政府》④一书的第十章，论述掠夺型政府的崛起时，专以美国为例，发表了重要的批评观点:
(一)利益集团接管并运营国家并不是出于意识形态的原因，“他们着手掠夺美国现有的监管机构与福利制度。”
（二）最杰出的制度经济学家凡勃伦在《有闲阶级论》中发表的“掠夺是为成功的标志”之论⑤，在当今美国社会表现的更为明显。
这种状况在中国同样存在。即便我们不考虑国际上关于中国国家制度性质的诸种论断，仍然能从国内顶尖级学者的只言片语中得到印证，比如法学家季卫东为《掠夺型政府》汉译本所作的评价，说到：“（中国）在重新认识市场的非市场性基础、防止不同类型的公器私有化的同时，我们还应当适当强调对市场的保护，应当把自由贸易原则从掠夺型政府那里拯救出来。”
中国的掠夺型政府特质有两点：第一，国家在经济领域过大的权力，与对后果的不负责任——危险的后果向全民摊销；第二，国家安全（主要指对内部分）以暗契约的方式，在任何时候、任何领域都凌驾于个人安全至上。对于后者，在危机时期，不排除发生血腥社会事件的可能。这是因为：（一）1989年的知识精英群体的政治变革诉求，其结果已经是党国历史例证；（二）执政党新的领导机制更倾向于军队介入国家安全的内部部分，所谓参与维稳。关于第二个小问题，本文下半部分将以阿根廷国家案例为例，来专门说明。
现在，需要回过头来，对国家在经济领域的过大权力作出判断。当然，这个判断由一位阶级与家系等指数与小加尔布雷斯相似的中国人给出了先期信号，而使我们的解析过程节约化。中共最有良心的党权最高权力人士之一的胡耀邦，他的儿子胡德平在刚刚召开的全国政协会议上，十分尖锐地批判了“国进民退”现象⑥。他说：“现在的民营企业，他们重视成本，精打细算，考虑回报。而那些被奉为『长子』的国有垄断企业，可以不计成本，不算细帐，轻而易举成为“地王”，亏损的企业甚至可以强行兼并亏损的民营企业。”
三、国家安全与个人安全
国家安全在中国是个讳莫如深的话题。一方面，公众常常忽略它对外防御的理论地位，以至于连社会学专家们也常常“想不起”这一点；另一方面，传统政治文化对特务统治有一定的认可性，它也文字狱历史的一部分，因此，公众对此普遍有畏惧心理。当然，这里面还有两项忽略：（一）非安全领域的学者为了集中精力研究国内问题，有意把国家安全中的对外防御省略，从而把国家安全和个人安全的冲突归属为“社会安全”，本文的取向即是如此；（二）异议的力量等待一个“原罪的清算”时刻，而忽略了问题的社会学性质，电影《窃听风暴》在中国上演是个具有商业因素的奇迹，而其背后的异议精英的表达更是个社会导向。
在此，我们不必关注“原罪的清算”是否可能发生，尽管本文是一个预测系统。需要高度关注的是，掠夺型政府在什么程度上加剧了国家安全和个人安全的冲突。按着巴里•布赞在《人、国家与恐惧》⑦中提出的理论系统看：第一，个人安全是社会问题之一种，由于宽泛意义的安全（比如没有疑虑），政治学就必须关注特定的威胁；第二，当国家和社会逐渐融为一体时，个人安全就会受到威胁，因此，国家安全是威胁个人安全的最主要因素。关于后者，我们能从中国社会的维稳机制对上访群体的非法律性钳制，清楚地看的到；更深层次的问题则是社会不公日渐趋高之状不在于非法律性钳制，尽管非法律性钳制是一个强信号。
那么，国家安全威胁了个人安全的本质在哪里呢？
答案是：在于政治制度的安排。政治制度天然地视公众为应受其保护的群体，所谓的新三民主义，虽然有其从民本到民主的启发因素，毕竟它是训政主义的文本。结果，中间社会得不到发育。国家对社会事务大包大揽的基本思路，造成了政府的掠夺性行为，最后，“国家—政府”结构就出现了“轻诺者必寡信”的结果。
没人能挑剔出朱镕基个人的品德有什么问题，但是，作为被国外媒体鼓吹为“经济沙皇”的强势政府首脑，他的宏大改革计划，除了金融略有成绩外，其他如教育、医疗、行政无一不被诟病于今日。越是改革不成功，“国家—社会”结构越是倾向于集中权力，至少在经济领域如此。而政府作为一个社会因素，就在国家的诸多方面继续许诺。许诺的一个直接映照是——社会公平程度越来越畸形，结果，社会的大多数感受到自己的安全受到了威胁。通俗地说：没钱的人，日日恐惧没钱看病，大病时只有等死；有钱的人，天天担心社会将乱，自己积累下的财产总会被偶然事件毁灭。无需夸张中国社会个人安全缺失释放出来的信号，但是在传统意义上，它把古典社会的社会动乱药引安装在了现代社会头上的。比如，关于地震的谣言，仅仅是无聊者的恶作剧吗？不是的！
中国古典社会里，社会行将崩溃的发生之前都会出现谣言引发社会震荡的情形。简单举例而言：西汉末年，王莽崛起以前，首都长安谣传将发大水，造成包括皇室和高官阶层的一片混乱；北宋末年，镇压方腊武装反抗之后与挑起宋辽战争之前，首都汴梁与陪都洛阳都出现了被底层社会夸大的妖孽事件⑧。当今中国作为历史传承的文化共同体，不仅远未出现面对自己传统的“历史的终结”，而且还要为了作为国家安全核心部分的意识形态的安全进行历史模仿，比如复兴儒家政治学说。因此，社会结构的现代化远远落后于公众的实际需求。国家安全与民众诉求的对立日趋明显，网络传播与网络管控正是这一对立的经典表现。在网络世界里，公众舆论的表达也不仅仅是政治现代化诉求，更有盼望政治架构重复古典覆灭的“险恶用心”。
结语：危险的自我断裂
国家安全覆盖了社会安全、格式化了意识形态安全，结果从传统的中央与地方难题上，三者统释为“中央安全”。中央与地方在经济权力方面的博弈，大大地破坏了底层社会的生存环境。房价政策的“自我断裂”——中央的指导性施压与地方的选择性执行——破解了意识形态神话的密码。如果放下分税体制那样的具体政策问题不讨论，我们仍能看到一个表面严格的意识形态管控体系（附加了内部特务统驭的纪律检查），实际上没有任何社会效果。最直观的政治镜像是：特高端的政治精英趋向于开明统治，甚至希望模仿美国，出现一个“扒粪时代”；庞大的中下层官僚体系则趋向于反动化，几乎把自己的额外利润目标高置于意识形态至上。前任山西省长孟学农在山西遭遇一个县委书记的软抵抗是为新的经典性例证。如果不是孟自己公开在信访方面的政治观点，指斥截访为违法⑨，外界则无从知晓软抵抗的具体形式。
对于执政党内部的“自我断裂”情状，高级政治人物屡有惕励之言如“人亡政息”的古典提法，但是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出现一个系统性的政治反思文本。零星的表达有之，但我们难以判断这样的表达被普遍接受的可能性，或者说它与特高端政治精英的谋略化统治有多大的重合程度。无论如何，中间社会的建立问题再次被周瑞金给予时段化设计⑩总是一个好的现象，在中国特色的“历史的终结”出现之前，它兴许是最后的一次救亡图存。
然而，中间社会的建立何其难也！它不仅要把现在扩张无度国家安全还原为社会安全，而且还要消解大量的中央权力。于是，它遭遇中下层庞大的食利性存在的官僚抵抗，是不言自明的事情；同时，在特高端政治精英那里，难以出现道德反省式人物，其结果仍然是半图而废。“改革者没有好下场”的传统历史与党国历史，将再次成为一次又一次的精明的政治算计的“必答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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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参见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隆国强的最近谈话。2010年2月27日的腾讯新闻说：“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外经部部长隆国强26日在此间举行的全国政策咨询工作会议上作专题报告时指出，目前中国对外开放已明显滞后，应该进一步加大开放力度，将对外开放推向一个新高度。”
注2：参见美国彭博新闻网站2010年3月1日的报道，题目：“史宗瀚称中国的隐形债务可能导致2012年危机”。
注3：参见美国彭博新闻网站2010年3月3日的报道，题目：“哈佛的罗戈夫支持中国崩溃论”。
注4：《掠夺型政府》中译本，苏琦译，中信出版社2009年版。
注5：凡勃仑的基本表述是：人们之所以占有财富，财富之所以有价值，是因为财产可以证明财产所有者比社会中其他的人占有优越地位。财产“已经成为衡量成就的所敬程度时最容易被任命的确凿证据”。参见邹柏松《凡勃仑<有闲阶级论>》,在于朱彤书主编《西方经济学名著提要》P207-223(在210)，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版。
注6：参见红网（长沙）2010年3月4日北京报道，题目：《借”打黑”国有化属国进民退》。该文的「核心提示」说：全国政协常委、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胡德平4日表示，用行政指令收购整合、打击涉黑企业主借机把是整个行业国有化，都属于国进民退典型生动的表现。他认为，“国企在兼并民企的时候，应该做的是公平买卖”。
注7：赞布的书的第一章就是讨论“国家安全与个人安全”的。中译本，阎健、李剑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9年。它是俞可平主编的【国际政治译丛】之一种。
注8：参见张宏儒主编的《廿五史纲鉴》上册P261和下册P1390,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注9：参见《新京报》2010年3月13日报道《地方干部采取措施减少上访违背法律》，报道涉及的具体例子如右：在发言中，孟学农举了一个信访接访的例子。他说，两年前他曾经到一个县市搞调研。当时中央正在要求县委书记大接访。那天是星期天，正好应该是县委书记接访。信访局各种制度一应俱全挂在墙上，信访办主任向他汇报县委书记参加了接访并且完成了三个接访。但当他提出下午开座谈会时，县委书记却迟迟来不了，一直等到晚上8点才到。原来县委书记的家在省城，才从省城赶来开会。孟学农说，这件事让他思考很多。
注10：参见新华网2010年3月11日报道《改革分步走：社会大进步，政治需勇气》，周瑞金关于中间社会的观点如右：在以经济体制改革为重点转向政治体制改革为重点之间，还有一个阶段，需要花大概15年时间，推进以社会体制改革为重点的改革，这就是改革的第二步，这是一个承上启下的阶段。（其中“15年时间”，具体所指为2010至20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