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所以我在此必须坚持我一边倒的论述策略，那就是坚持在中文——无论是大陆还是海外——语境中突出资本主义爱情故事积极进取的一面，而对左情左思者批评资本主义及其自由民主价值的言论，则针锋相对地予以驳斥，尽可能抵消它们在中文受众中造成的消极影响。
民主政治既有保障自由市场经济公平竞争的一面，也有放纵它过分刺激消费的一面。一般来说，执政党为争取选票，在竞选时往往做出满足选民要求的许诺，比如像提高社会福利和加强劳工保护这样的政策，就特别能赢得广大民众的支持。与中国相比，中东欧前共产专制国家的人民本来就享有较好的福利，民主化之后，又因地处西方欧陆与北欧福利国家的拥围中而深受福利主义的影响，齐泽克之所以赞赏“人性化的社会主义”，是在一定的程度上反映了此一政经地缘的特殊诉求。譬如在波兰，连农民都享有公费医疗、退休金和度假等福利，而在“工会掌权”期间，《劳工法》所保护的利益并非劳资两利，而是只侧重雇员，结果使企业负担的社会保障金过重，不但吓跑了外来的投资者，也拖跨了国民经济。再如在捷克的克劳斯执政期间，因实行高税收、高福利、高就业和企业保护政策，致使经济缺乏活力，弄得国家欠下了大量的外债。针对此类偏差与教训，反对党上台后总会将调整的砝码向另一极端推移，经过纠偏，自由放任的政策再次伸张，而高福利政策所依赖的政府干预又会得到适当的修正。这里面的是非正误当然十分复杂，虽难以三言两语在此澄清，但至少可以肯定地说，选情的起落总会反复影响到政府的决策，而随着问题的每一次解决，改革的进程自然会跃上新的台阶。
对俄国经济的评价，因受官方导向的影响，国人往往只嘲笑俄国的GDP增长比不上中国，却没注意到两国人民的福利水平差距有多么悬殊。相比而言，俄政府更重视民生，而非唯保GDP之为务。2010年初，俄罗斯的社会最低生活保障为8000卢布（1800元人民币），2010年年末将涨到8400卢布。与之相比，中国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平均标准227.75元人民币，农村仅为100.84元人民币。水平排前的北京城区为月410元人民币，北京农村年人均才是2040元。俄社会保障金由国家和地方政府提供，其中国家提供的社会保障金为9300亿卢布，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10%（中国社会保障支出仅占GDP 3％）。从2010年新年起，俄罗斯各种退休金平均比2009上涨一倍半。政府拨款3500亿卢布，用于在2009至2011年间提高教师、医生、科研人员和文化工作者等事业单位人员工资。据有关资料，从1999年至2006年，俄罗斯的经济年均增长约6%，经济总量增加了70%。然而,俄罗斯人的工资和人均收入却增加了 500%，扣除通胀后，人均收入实际增长超过了200%。八年间，俄罗斯的人均实际工资和人均实际收入的增长速度，要比人均 GDP的增长速度高出二倍。要说分享经济增长的成果，俄罗斯老百姓显然比中国老百姓分享的又多又实在了。
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早于俄罗斯，且速度更快。但这一高经济增长率反映在居民的实际收入和生活水平及素质上却与俄国有所不同。 1999年至2006年，中国的经济总量翻了一番还要多，在经济增长的同时，全社会工资总额占GDP的比例却不断下降，多数非公职就业者的工资并没有与经济增长同步。与此同时，贫富差距迅速扩大。与非公职人员的工资滞涨形成强烈对比的是，七年间，国家财政收入增长远远超过经济发展的速度。成千上万中国人在医疗、教育、养老、住房四座大山下，被压得喘不气过来。更有一个10%的贫困人口实际收入还在下降。但在今日的俄罗斯， “贫穷”是相对的，那里的穷人再穷，多少都有生活保障，除免费医疗、免费教育之外，他们还享有种种补贴和救济。尽管在俄国也存在贫富差别，但却不像中国那样尖锐对立，特别是严重的官民对立。中国公务员平均收入是所有劳动者平均劳动收入的1.9倍，若加上灰色收入，不知还会高出多少。在中国，非民选的中共既得利益集团如今已成为寄生在改革开放成果上的吸血群体，别的不说，仅1100万庞大的公务员，就要耗费国家的巨额钱财。中国2008年公款吃喝、公款出国旅游、公交车消费用了纳税人9156亿元人民币，比原预算288亿元多花了8868亿元。这样算下来，每个公务员除拿工资奖金和其它福利费外，平均每人还要花掉人民血汗钱近8.324万元。按照当前贫困线标准人均年收入688元算，中国有2900万的贫困人口，如果按照每人每年1000元的标准算，中国的贫困人口达九千万。如果把三项“公害”消除，中国就没有贫困人口了。据统计，2000年行政管理费在国家财政总支出中所占的百分比，俄国是7.6%，而中国则高达25.7%。
中俄相比，为什么差距如此之大？道理十分简单：因为俄国取缔了共产专制，实施了正在改进中的民主制度。执政者不能不考虑选民的满意度，故而在财富分配和社会福利上必须向民意倾斜。中国的经济尽管飞速发展，GDP已高于俄国，但由于共产专制依旧，面对政府官员的作威作福，平头老百姓完全无可奈何。三十年来，全民的生活水平虽有所提高，但好处大半为中共寄生群体所吞噬，广大的无权者分享到的利益实在是少得可怜。
五
在新欧洲国家，人性化的社会主义将如何发展，远非本文所能尽述。需要进一步追究的是，号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其中国特色的实质到底是什么东西？在“党天下”的中国，党的权力垄断一切，所谓的“中国特色”，不过是拿中国的特殊国情为借口，给中共政权的垄断性打掩护罢了。真正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进程本应萌生和发育于传统向现代创造性转化的自然进程，它起步于清末，发展于民国，它就是被毛泽东区分为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那一个阶段及其泥沙俱下的流程中浩浩汤汤之趋向。只可惜其中的中国特色尚未得到充分的发展，便为毛领导的无产阶级革命所腰斩。从此以后，中国被绑上中共的战车，国成为党国，民成为党民，所谓党领导一切，其实质就是由中共集团垄断国家、社会和民生的一切权力。
中国共产党建立之初，本为苏俄及其共产国际在中国开辟的一个分部，它的中国身份完全从属于共产国际。早期的一小撮职业革命家拿的是卢布津贴，受的是来自莫斯科的训练和指挥，随后大搞武装暴动，连他们建立的红色政权都以“苏维埃”命名，其革命行动和目标既反传统，也反现代，明显把苏联的一套强加给中国，哪有什么“中国特色”可言！正是这一分裂国家和反西方的西化——苏俄化——倾向把中共的路线导向血腥的武装革命，而为了在斗争中幸存下去，只有纠集农村的无业者打起土地革命的旗号，靠掠夺地富，盘剥农户来养活他们的军队。在夺取政权以前的战争年代，中共集团的实质只有一点，那就是用尽一切可用的手段，只要能求得幸存。而在夺取政权后的建国前三十年中，为巩固权力和财富的垄断，从土改中斗地富到镇反中大开杀戒，再到反右中大整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直到文革中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中共发起的每一次运动，实施的每一项政策，都旨在破坏传统中国社会，消除民国世代起步的资本主义因素。
直到文革式的暴戾行动再也难以为继，国民经济落到了崩溃的边缘，邓小平才不再死抠“姓社姓资”的问题，为保党保权而不得不推行改革开放的政策。这几年来，从官方的导向到西方的部分论断，都把“中国奇迹”归功于大政府威权的制约和效力，按照这种说法，三十年来的经济发展和国民生活水平的提高，都被归结为党的英明政策和政府领导得力的结果。“中国特色”论和齐泽克强调的“东亚价值”论，便建立在这一被过分夸大的成就之上。
应该清醒地看到，中国社会三十年来的“进步”，其间每向前迈出一步，在中共均出于被迫。中共集团从成长到壮大，每一步都建立在剥夺人民自由的基础上：先是靠剥夺成千上万人的生命而打胜了内战，继而靠剥夺农民的土地和工商业者的资产建立起公有制体系，最后靠剥夺全民的各项权利来维持其极权统治。只是到后来生产队养活不起农民，也贡献不出更多的粮食养活中共集团，而工矿企业也养活不起吃大锅饭的职工时，政府才不得不实施土地承包制挽救农业，才勉强许可职工离开单位去自谋生路，才不得不开放自己无力开拓的空间，让民营和外资企业插进来援之以手。改革的动因始于政府背不起经济的重担，为减轻三十年折腾造成的负担，权力垄断者被迫向民众让出了一部分市场的自由。按照耶鲁陈志武教授的说法：“个人的自由选择权被解放得越多，权力对权利的束缚被结束得越快，老百姓的经济福利就增长得越多。” 因此他认为，“简单地把老百姓手脚放开，释放人要生存、要过更好日子的本性，这就是中国过去三十年方方面面新政策的主旋律，也恰恰因为这一‘释放自由’的政策主旋律，等在中国门口数十年的全球化力量也能进入中国，让中国社会终于能尽情分享发展了两个世纪的工业革命和全球贸易秩序的好处。简单地释放自由就能带来经济繁荣，如此之快地提高生活水平，这当然是奇迹，但这是‘自由’的奇迹，不是‘大政府主义’的奇迹。”
由此可见，改革开放三十年来，值得肯定和彰显的是老百姓获得部分自由后所释放的积极性，所发挥的创造力，及其谱写资本主义爱情故事的光辉篇章，党和政府的威权又有什么功劳可讲！恰恰因党政机构及其官员死抓权力和滥用权力，中国的经济让另一只看不见的手搅混得昏天黑地，问题成堆，至今仍缺乏充分的市场自由。这只手已被证实是从中作梗的黑手，捞取好处的脏手，把利益天平压制得严重失衡的巨手，它就是罪恶的党手。正因权力的垄断滋生了腐败，才弄得本来就倾向于仇富的国人在后毛时代的中国更多地看到了西方的过去——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罪恶。
现在中国已成为美国国债的最大持有国，中国人的阿Q德性于是又有了新的表现，连街上摆摊子的老太太都喜形于色，为崛起的祖国攥了一大把美国打下的白条子而倍感自豪。有论者预测人民币将取代美元的地位，更有人断言美国的经济还会进一步恶化，甚至走向彻底的崩溃，中国的崛起指日可待。西方的危机再次让某些喜欢随声附和的国人油然生出了“社会主义就是好”的自慰。如今的时势似乎又回到本文开头所提到的那个年代，随着西方的形象在金融危机中光彩尽失，“中国模式”一时间被烘托得自我膨胀起来。得意忘形的中共当局再次摆出东风压倒西风的强势，在严控国内媒体，大搞网络封杀的同时，更不惜花费巨资，对国外的媒体大搞起渗入和收买的活动，妄图组织起媒体的“国家队”，在世界市场上搞一场非市场竞争的宏大宣传。
改革三十年，中共政权到底进步了多少？从本质上看，与其把中国当前令人感到可喜的某些方面归结为执政当局的进步，不如把那一切视为中共集团被迫作出的撤退：今日的时局充其量只能说退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纲领所许诺的包容程度，不过相当于国民政府训政时期的状况罢了。只可惜当年的重庆谈判最终搞成一场空谈，后来的政治协商仅止于形成书面上的共识，中国的民主宪政进程在最关键的时刻突然刹车，前功尽弃于血腥的内战。抗战胜利大接收导致的政府腐败，中共优势宣传造成的民间民主诉求与国民党专制独裁的尖锐对立，反饥饿、反迫害的呼声，特务横行，进步人士被逮捕遭暗杀……所有那些一直被指责为国民党失去民心，导致垮台的王朝末日景象，现在越来越多地重演和倒映在中共当局身上，其复现的程度可谓后来居上，变本加厉，而且比前者更加卑劣和蠢笨。齐泽克大段引用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批判德国旧制度的言论讥讽今日西方的困境，其中有一段可摘抄在此，谨供读者对比今日中国的情况。马克思说：
现代德国制度是时代错乱，它公然违反普遍承认的公理，它向全世界展示旧制度好不中用；它只是想象自己有自信，并且要求世界也这样想象。如果它真的相信它的本质，难道它还会用一个异己本质的外观来掩盖自己的本质，并且求助于伪善和诡辩吗？现代的旧制度不过是真正主角已经死去的那种世界制度的丑角。历史是认真的，经过许多阶段才把陈旧的形态送进坟墓。世界历史形态的最后一个阶段是它的喜剧。……这是为了人类能够愉快地同自己的过去诀别。我们现在为德国政治力量争取的也正是这样一个愉快的历史结局。
现在可以清楚地看到，所谓“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只是中共当局“想象自己有自信，并且要求世界也这样想象”的一个说辞罢了。马克思呼吁德国政治力量争取的“愉快的历史结局”是什么？就是劝告德国执政者走出僵化的旧体制，“实现德国人民的不可抗拒的要求”。《零八宪章》吁求的其实也是一个让旧体制愉快地与过去诀别的结局。但中共当局却执迷不悟，拒绝与过去诀别的任何可能，他们若不延续那使他们幸存下来的过去，就会立即失去得意的现在。他们犯的是马克思所说的“世界历史性的错误”，时至今日，他们依然在想象他们相信事实上他们已不相信的东西。改革三十年，这个剥夺人民的寄生群体一直在加倍繁殖，至今已形成权力与财富结合的利益集团。这个集团的日渐壮大让人联想到卡夫卡小说中的“变形记”故事：有天早晨，梦魂颠倒中的共产党人睁开意识形态的醒眼，忽然惊觉到自己一身资本主义甲虫的模样。那“甲虫”虽在津津有味地自肥，却不免因自身的异化而暗怀恐惧。为了用“异己本质的外观来掩盖”眼前的变化，权贵们与毛派行动分子沆瀣一气，排演起召唤毛魂，重构红色经典的闹剧。从大唱革命歌曲到一系列重拍革命战争故事影视剧的陆续上映，直到建国六十年大庆的游行中再次推出毛泽东巨幅画像，在“真正的主角已经死去”的今日，身着毛装的胡锦涛及其同伙真是装得不像，磨得不亮，一副串演闹剧的丑角嘴脸。毛尸毛像以及中共革命史神话已成为维系现政权合法性的最后一道防线，几十年持续造假，终于造成现有的大业，他们当然不会自揭老底，不会向人民承认任何历史错误。为了将意识形态的老调子硬唱下去，官方大量投资俗滥的文化消费市场，展开了一项至关重要的革命传统修复工程。
六
这一剂共产主义春药带动的资本主义做爱，在纪录片《红色之旅》中反映得极为生动，通过制片人简艺巧妙剪辑的音像记录，革命传统教育与商业消费发生的肉麻关系达到了匪夷所思的高潮。
简艺从小在井冈山下长大，他从当地不少老人口中听到过很多完全不同于党史教材的说法。经历过红色浩劫的老区百姓自有他们的惨痛记忆，据他们所说，红军当年在吉安一带打家劫舍，杀人放火，所制造的恐怖和灾害远甚于原来盘踞在井冈山上的土匪。老区本来就很穷，经过革命战争的破坏和“解放”后的历次运动，老区变得更加穷困。70后出生的简艺因此才得知，原来国民党叫红军“共匪”并没叫错，错的只是国军败在共匪手下，反被扣上了“蒋匪帮”的帽子。成王败寇，历史就这样由强权定下了铁案。然而山不转水转，铁案已铁得很久，如今终到了它开始锈蚀的一天。龚楚《我与红军》那类揭露红军罪行的书籍，中共可以长久封杀下去，但老区百姓的活记忆却一直在口耳相传中延续，任何禁锢也抹煞不掉。这一历史真相的透露对简艺自然影响深远，它使这位年轻的制片人不屑于为赚钱而去凑主旋律的热闹，而是从真实出发，建立了他观察事物的独特视角。同样是在拍“红色之旅”的纪录片，他的摄影机记录下来的场景就与官方主旋律宣传的制作有了很大的不同。与迈克•摩尔那种主持讨论的介入方式也迥然有别，作为制片人的简艺完全退出了电影叙事的整个过程，他的《红色之旅》妙就妙在直接把现场中人的行动及其事件的展开推到观众眼前，让镜头摄下的画面自己说话，叙事者自始自终都未发表任何主观的评论。导演的视角隐蔽到与观众的视角同一的地步，一组组跟踪摄像的巧妙剪辑，使观众从他们习焉不察的日常生活片断中看到了党文化与生意经交配的杂种是多么恶俗。
中共利益集团深知，随着他们与包括老区人民在内的大多数民众差距越来越大，执政党的合法性最终难免褪色的危险。为了让举国上下看到新一代领导人对革命传统的忠诚，胡锦涛及其同僚先后以古代帝王封禅祭天的姿态登上井冈山树立威信，宣示他们抗拒腐败，坚持社会主义路线的决心。技穷的中共当局企图通过“红色朝圣”象征性地重新武装自己，顺便也给老区百姓带去一场温馨的慰问秀，从而塑造他们的亲民形象。一面要强化意识形态，一面又得搞扶贫工程，中央的指示下达到地方，正符合了当地政府急于致富的谋划，激发了民众靠山吃山的热情。革命圣地于是被按照旅游观光地的卖点装点起来，山野风光加上人造的历史景点，呈现出一派游乐场的热闹：毛像不再是被瞻仰膜拜的对象，昔日的伟大领袖如今电影明星一样笑容可掬，作为一项专供旅客合影的服务，你交了钱就可与那块塑料板人像勾肩搭背地亲近片刻，在数码相机中留下那时髦怀旧的作态。连毛在井冈山的革命罗曼史也被改制成商业品牌，山路上跑饥了的旅客去饭馆用餐，服务员送上的套餐竟被称作“毛泽东贺子珍婚宴菜”。革命现在以被出卖的方式达到了狂欢的自赎，“祭神如神在”，按照官方的预期，红色商品即使被消费者当物件把玩，最终也要以它批量的粗制滥造占领市场的一席之地。革命之魂消解已尽，它的骸骨被制成旅游纪念品甩卖出去。更为滑稽的是，各级行政干部从全国各地组织起前来井冈山公费旅游，党挪用纳税人的钱给官员买单，官员的度假日也别有名目，被赋予了政治学习的内容。他们打起接受革命传统教育的招牌，在尽兴地游山玩水后走进烈士陵园，献上花圈，留张合影，算是圆满结业，带回一张瞻仰过圣地的证明，给入党或提职创造一个不可忽略的条件。对现世享乐的要求于是与关于人的处境的幻觉荒谬地混淆在一起，奉行红色迷信的公务员和生意人买上大把的香火和纸钱，在烈士墓前烧香烧纸，口中念念有词地求亡魂保佑他们早日升官发财。权与钱、官与商、共魂与市场的杂交在今日中国已不伦不类到白日活见鬼的地步，即使让巧辩诡思的齐泽克身临其境，一时间恐怕也难以从中理出他拉康式心理分析的线索。
七
现在我们不难看出中共的“中国特色”、“中国模式”及其“中国奇迹”的本质了。不可否认，它带来了经济起飞，提高了GDP，保住了那个“8”，也制造了一批富人，还在发达国家深陷金融危机的今日持续地稳步增长。但由于中共当局处处死守党权的垄断，在中国今日所取得的一切成就中，也就处处突现出一种反自由市场竞争机制的可怕现象，那就是劣化的倾向。中国人以为一场华尔街的金融海啸，美国的经济从此就一蹶不振，将来的世界就可能是中国的天下了。走资本主义道路，搞自由市场的竞争，其前景犹如大海行船。美国的情况好比远洋巨轮，恰在扬帆万里处遭遇风暴。虽险象环生，但冲破巨浪后，前面还会有无限风光。而中国的航程尚在近海，现在的幸免并不意味着党和政府英明会玩，而是船小吃水浅，可在风和日丽中挺进一阵。等将来赶到美国那么远的航程，碰上的风暴一旦更甚于美国今日的遭遇，弄得樯倾楫摧，无处抛锚，中国人就知道喇叭是铜锅是铁了。最近巴菲特在一次談话中就美国经济度过难关，向未来的繁荣发展作了令人鼓舞的展望。他提到了美国至今仍领先世界的四大支柱（four anchors）：以芝加哥为中心的强大的重工业，以机动车辆制造为中心的整个配套系统，以硅谷为中心的高科技，还有以纯粹的私有化产业为主的自由市场经济。
其它三个方面，可按下不表，仅就美国除邮局的半国营以外全为私营的经济体系而言，就是拖着国营重担的中国经济拼死拼活也无法比拟的优势。科尔内在其《社会主义体制》一书中指出，社会主义体制下的国有企业的根本问题就是由所有制带来的预算软约束问题，这导致企业不关心如何通过提高产品质量、增加品种等方式来提高利润，而是只关心如何通过讨好上级以及与上级讨价还价来获得利益。在中国的突出表现则是，企业的领导只关心如何利用国有资产为本单位和自己捞取好处，而不关心如何为社会提供更好的服务。他们赚了钱在企业内部随意消耗，还漫无边际地向国有银行借钱，贷款不还，积压坏账，最后势必造成不堪设想的金融崩溃。朱镕基正是有鉴于国企这一不容饶恕的原罪，对国企展开大规模的改造，关闭卖掉了一大批烂摊子工厂。也就是在那个国企度日维艰的日子，政府放手发展民营企业，大施优惠招商外资，希望靠民营与外资救助国民经济。民营经济的复活——也可以说是民国世代的 “中国特色”在中断多年后的复兴——给国民经济注入了新的活力，历经三十年的休养生息，民营经济重新成为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比重和增长速度超过国有经济，贡献了一半以上的GDP，提供了大量就业岗位，成为国家的主要税源。然而中共的政治权力垄断在很大的程度上是与经济权利的垄断相依为命的，国家之所以绝不放手能源、交通、电力等关系国计民生等大型企业以及文教媒体等机构，就是要把体制内的群体牢牢抓在利益集团的手中，形成与体制外群体的对立，将中国人分成两个等级。据《华尔街日报》近日报导，国企实际缴库的金额仅占GDP的很少的部分，大部分的盈余仍保留在国企内部。包括三家石油公司、三家电信公司与两家电力公司在内的大型国企，2009年的获利比前一年增长30%，企业总部富丽堂皇，员工平均薪资较私人企业高出82%。某石油企业斥资20亿团购商品房，更成为舆论的众矢之的。国营的大公实际上实现的乃是一小部分人的大私，中共体制的劣化导向如今已把国家民族推到了内部大分裂的边缘。
冼岩在最近的一篇博克文章中指出：“中国的民主化不会发端于民间的自组织化进展或基层运动，也不会发端于地方分权或纳税人权利意识的觉醒。相信这些路径的人，都是怀揣着华盛顿、伦敦或华沙的地图，在寻找北京的王府井。在中国，由于政府相对于民间的巨大力量优势，除非发生严重经济衰退致使这种优势消退，否则改革的发动力只能来自于权力高层内部。民间的躁动，只可能延迟这种发动。在中国推进政治民主化的最现实可行途径是：等待权力上层的‘多头化’。”冼岩的冷峻分析在很大的程度上是道出了今日中国残酷的现实，但应该看到，社会状况永远处于动力关系之中，树欲静而风不止，确认这个令人气馁的事实并不意味着我们都甘心认命，只能无所作为。冼岩愿意在他的自我绥靖主义中等待上层的分裂，那就让他守株待兔去吧，从目前出现的变化来看，我更赞成于建嵘的见解。在谈到中央免去农民的农业税问题时，他向听众指出，“中国的政治改变并不一定是由于中央政治理念的改变，不是由于领导人的爱民或者亲民，而主要是来自于社会压力。当时中央分析，这种社会压力下，征收农业税所获得的利益和成本相比，还不如放弃农业税，从政治上、经济上考虑之后，中央才做出了这么个决定。”
在中共当局仍坚持稳定压倒一切的严酷局面下，任何正常的抗争都被定性为破坏稳定的行为，中国民众今天实在已无任何退路。人们除了在各自的领域内为各自的权利向政府施压，迫使强权后退，再也没有任何改善现状的出路。维权者在通过诉讼、上访、抗议的行动展开每日每时的维权活动；三亿多网民在网际与网警及其五毛党兵来将挡，推广着无孔不入的言论自由；在三月一日两会召开的前夕，十三家报章和三家网络发表共同社论，直指违背宪法践踏人权的中国户籍问题；日前，成都公安悍然阻挠著名作家廖亦武出国参加科隆文学节活动，其野蛮无理的行径已引起公愤，出现了世界范围的声讨……中共的权力垄断如今正陷于四面楚歌，八方围剿之中。
这将是持续、漫长和曲折的斗争，民要向官讨公道，民营要与国营争优势，人大、政协在向政治局要实权，地方在一步步摆脱中央的控制……只要越来越多的人拥有了私产，只要权利意识日益增强，只要公民社会的基础铺垫起来，中共的权力垄断就难以为继。针对其垄断和霸道，各种争利争权的斗争一直会持续下去，直至政治经济的民主规则建立健全起来，自由竞争的优化机制大行其道。而到了那个时候，中共的权力垄断也就在它自己劣化的颓势中走向消亡。
2010年3月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