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上期）
两个“六四事件”比较
1989年6月4日，发生了两件震惊世界的大事：中国军队的坦克、装 甲车在北京大街上镇压参加民主运动的群众；波兰民众用自己手中的选票把团结工会的领导人送入了议会和政府。这两件事一反一正，共同促成了柏林墙的倒塌、华沙条约组织的解体和苏维埃帝国的崩溃。
两个“六四事件”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反差，中国的八九民运失败了，波兰的民主运动却大获全胜呢？这是一个很大的课题，在我看来，至少有以下一些原因。
经过斯大林死后三次改革浪潮的洗礼，1989年“苏东波”的目标是清晰的，这就是用普世价值观（“新思维”）取代“无产阶级专政”价值观，用议会民主政体取代一党垄断政体，中国的情况则不同。苏联东欧国家的前两次改革是修正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性质的，而中国由毛泽东主导的前两次改革（五十年代的“整风运动”和“大跃进运动”，六十年代的文革运动）则反其道而行之，是用更加专制独裁的毛泽东模式来取代斯大林模式。与苏联东欧国家改革方向一致的“五一九”运动，其时间是短暂的，社会基础是薄弱的，影响也是非常有限的。因此，从四五运动到八九民运的中国民间改革浪潮，从其深度和广度来说，只相当于东德、波兰和匈牙利在五十年代的水平。同样是发生在1989年的民主运动，中国“反官倒”的运动目标，与“苏东波”的目标，存在着一个“代差”。
在整个八十年代，波兰团结工会都是一个有组织的政治反对派，在其背后还有一个更加有势力的组织——天主教会。国际社会通过各种渠道给予团结工会强有力的支持和援助。波兰政权究其本源来说，是一个由苏联红军引入和支撑的傀儡政权，因此反对运动可以依托民族主义的“软实力”。（同一时期的台湾民主运动，也有“省籍矛盾”的社会背景。）这些条件，都是八十年代的中国大陆民主运动所不具备的。1985年的学生运动，曾有意识地打出“反日”牌，但在当时并不具有广泛的社会动员力。
波兰团结工会得到了知识分子的全力支持，在1989年的时候，工人阶级与知识阶层已经拧成了一股绳，成为反对力量的两大社会支柱。而中国工人阶级“反官倒”、“反腐败”的要求，与知识阶层（包括大学生）“争民主”、“争自由（新闻自由、结社自由）”的要求，还没有完全合拍，以致在5月下旬的关键时刻，首都北京的产业工人没有显示自己的力量。在九十年代末，颇有一些下岗工人对我表示，非常后悔自己没有更加积极地投身八九民运，如果工人阶级在当时发出了声音，显示了力量，就不会出现后来几千万产业工人被“消灭”的局面。
邓小平在“六九”讲话中说：“最有利的是，我们有一大批老同志健在……他们是支持对暴乱采取坚决行动的。”（注14）1989年的时候，苏联东欧国家共产党的第一代领导人都已经不在了，1923年出生的雅鲁泽尔斯基最多算是第二代，1931年出生的戈尔巴乔夫则是第三代。由于“代际”的差别，雅鲁泽尔斯基、戈尔巴乔夫的治国理念与1904年出生的邓小平的专政意识已经有了不小的距离。即使同属于第一代领导人，如果不是邓小平当家，也不一定会调动几十万正规军来镇压民众。邓小平在上述讲话中说，“老同志”中也有“一些同志一时还不理解”（注15），指的就是徐向前、聂荣臻、张爱萍、叶飞等一些反对调军队进城镇压民众的老红军。连北洋军阀和国民党军人都做不出来的事，邓小平能做出来，这正是毛泽东欣赏他的原因。毛曾赞扬邓“开了一个钢铁公司”（注16），在邓小平主持镇压五一九民主运动之后，毛泽东就敕封他为中共这家“钢铁公司”的“副帅”了，毛本人则自称“正帅”。（注17）所谓开“钢铁公司”，就是无法无天，无畏“上书”（注18），能够心狠手辣地动用一切暴力手段来实施专政。除了毛和邓，即便像刘少奇、彭德怀、叶剑英这些中共第一代领导人，都是没有资格当“钢铁公司”老板的。邓小平这个人掌握军权，其实就是“六四”惨案的首要原因。
苏联东欧国家在八十年代都已经基本完成了城市化，军队的官兵大部分是城市居民的子弟兵，向自己的父母家人邻居开枪，是很难下手的，在“苏东波”的过程中，正是一些奉命镇压的军警倒戈，导致了专制政权的顷刻颠覆。中国则不然，毛泽东延误了中国的城市化进程整整20年，而且导致了严重的城乡割裂和对立。一支以农民子弟为主体的军队，接受了穷凶极恶的独裁者的命令，用坦克镇压了中国近代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市民运动，这就是八九民运的历史宿命。
六、“六四”之后的民主运动
“六四”以后的民主运动，与前述民主运动有一个显著的区别，就是脱离了与中共党内路线斗争和派系斗争的纠结，成为一个完全独立的政治运动。这首先是一个优点，使它能够旗帜鲜明地提出类似于“苏东波”的目标——结束一党专政，建立宪政民主；但同时也是一个缺点，使它无法运用具有合法性的运动资源，影响到社会动员的广度。
从秘密结社到宪章运动
本文把“六四”以后的中国大陆民主运动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从1989年至1992年，这个阶段的特征是分散的地下反抗运动。第二个阶段是从1993年至2002年，这个阶段的特征是公开的政治反对派运动。第三个阶段是从2003年至2009年，这个阶段的特征是从维权运动到宪章运动，运动的规模不断扩大。
“六四”以后出现了大镇压、大搜捕、大审判、大逃亡，即使是在这样严峻的政治形势下，全国到处都出现了秘密结社与地下反抗运动。九十年代前期我在北京市第二监狱服刑，得知在政治犯难友中有几位要求为“六四”平反而被判刑的地下刊物创办人：韩罡，28岁，《起跑线》主编，1989年7月被捕，判刑12年；陈宴彬，29岁，《铁流》主编，1990年9月被捕，判刑15年；张亚菲，28岁，《铁流》编辑，1990年9月被捕，判刑11年；尚子文，35岁，《钟声》编辑，1991年4月被捕，判刑6年；孙立勇，33岁，《钟声》主编，1991年5月被捕，判刑7年。
1991年，湖北公民张敏鹏等人秘密组建中国共和党，以“推翻专制，再创共和”为其奋斗纲领，不久便遭到当局的镇压，张敏鹏被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以“反革命罪”判处5年有期徒刑。同年，北京语言学院教师胡石根和王国齐等人成立了中国自由民主党。胡石根同时还参加了康玉春等人成立的“中华进步同盟”组织。1991年12月，胡石根和刘京生、高玉祥等人又成立“中国自由工会筹备委员会”。胡石根起草了《中国自由民主党政治纲领》、《中国自由民主党组织章程》和其它多份自由民主党、自由工会的宣传材料。1992年4、5月间，胡石根、刘京生等准备在“六四”周年纪念期间在北京、上海、武汉等地散发、投寄传单，并准备用航模直升机在天安门广场上空散发抗议“六四”屠杀的传单。1992年5月27日，胡石根被抓，中国自由民主党的其他成员随后相继被捕。胡石根被判刑20年，康玉春17年，刘京生15年，王国齐11年，陈卫、陆志刚、张纯珠、王天成、安宁5年，还有许多人被判刑和拘留审查。
1992年邓小平“南巡”之后，政治气候有所缓和，民主运动再次浮出水面，公开亮相。1993年11月，周国强、秦永敏、宋书元、杨週、刘念春、陈旅、李海、钱玉民、沙裕光等人签署并公布《和平宪章》(草案)，要求平反“六四”，开放“党禁”。1994年笔者第一次“保外就医”期间，撰写了《一九九五年的中国政治反对派》一文，指出：“由持不同政见者向政治反对派提升，已然是一种活生生的现实”，“反对派要有自己的独特立场、态度和做法，绝不把自己混同于执政党内的任何一个派系”。然而，“理性、负责任的反对派在知识界、广大民众和执政党内部都有坚定的支持者和广泛的同盟军。反对派要以自己的睿智和信心来鼓舞、团结各界人士参加争取民主转型的宏大事业。”“反对派在1990年可以做以下五个方面的事情：政治对话、时政批评、立法倡议、历史撰述和筹备参选。”
1995年，公开化的民主运动形成了一个高潮。2月，包遵信、王若水、陈子明、徐文立、刘晓波、陈小平、周舵、吴学灿、闵琦、沙裕光、廖亦武、金橙等人向八届人大三次会议递交《反腐败建议书》和《废除收容审查保障人身自由》两封公开信；刘念春、黄翔、王丹、王东海、陈龙德等人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交《关于废除劳动教养的建议》。5月，许良英、楼适夷、杨宪益、周辅成、吴祖光、林牧、丁子霖、蒋培坤、江棋生等人发表《迎接“联合国宽容年”，呼唤实现国内宽容》呼吁书；王之虹、王丹、包遵信、刘念春、刘晓波、陈小平、江棋生等人发起并公布《汲取血的教训、推进民主与法治进程——“六四”六周年呼吁书》；丁子霖、张先玲、李雪文、周淑庄、徐珏等“天安门母亲”致信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组成专门的‘六四’事件调查委员会，对整个事件进行独立、公正的调查”，“向全国人民公布调查结果，包括公布‘六四’事件中的死者名单、死者人数”，“责成政府有关部门按法定程序向死者亲属作出个案交代”三项要求。当局于“六四”六周年前后拘捕王丹、刘晓波、刘念春等人，将陈子明重新收监，压制了这一波政治对话。
1997年2月，邓小平去世。从江泽民访美到克林顿访华，中国大陆出现了一个政治“小阳春”，民主运动再度活跃。1998年6月20日，秦永敏在武汉成立《中国人权观察》。6月25日，浙江王有才、王东海、林辉三人向当地政府部门递交了《关于成立中国民主党的申请》并公布了《中国民主党成立宣言》。随后，秦永敏、谢万军等多个省份的反对派人士也递交了成立中国民主党的申请。11月9日，徐文立等在北京召开会议，宣布建立北京、天津中国民主党党部，徐文立任党的委员会主席，查建国、高洪明任副主席，何德普任监委会主席。会议向全国通电于2001年召开中国民主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当局于年底采取了镇压措施，将徐文立判刑13年，秦永敏12年，王有才11年。但是，这并没有能够阻挡民主党组党运动的发展。到1999年底，全国有28个省市设立了民主党党部，拥有1000多名党员。当局也继续进行打压，在全国先后逮捕了300多名党员，判刑30多人。
“九八组党运动”集结了北京之春和八九民运两次民主运动的参与者。前者包括徐文立、任畹町、秦永敏、何德普、查建国、高洪明、王泽臣、肖利军、王文江、岳天祥、姚福信、萧云良、朱虞夫等人；后者包括王有才、王东海、刘世遵、刘贤斌、吴义龙、谢万军、祝正明、唐元隽、佘万宝等人。但这一运动的弱点在于，由于当局的围堵打压，以及运动目标与大多数民众的切身利益有较大距离，运动范围基本上被限制在民主运动“老战士”的圈子内。
进入新世纪之后，随着互联网的迅速普及，而当局的管制措施又一时没有跟上，互联网成为中国大陆民主运动的一个重要工具。比四五运动、北京之春运动、八九民运当事人更年轻的一代人登上了民主运动的舞台，在互联网领域中引领着时代潮流，其佼佼者如余世存、余杰、王怡、赵晖（“莫之许”）、李永刚、范亚峰等，还有一些人则始终以“网名”示人。关注重心逐渐从政治方面的人权保障转向维护弱势群体的社会权利。2003年，出现了“新民权运动”或“维权运 动”这样的运动命名。在维权运动中，维权律师群体的作用凸现了出来。早在1994年，笔者就在《中国的民主：从说到做》一文中指出：“由于律师的职业特点，反特权、反腐败将会为他们提供‘选择性’的诱因，对他们个别地发生作用，使他们的个人动机与创造公共财有机地结合起来。在律师界与国内外新闻界的紧密配合下，一个民间监督网络将会逐渐形成，一代新型政治人物将会从中破茧而出。”张思之、莫少平、浦志强、高智晟、李柏光、李和平、许志永、朱久虎、滕彪、郑恩宠、张星水、江天勇等人就是维权律师群体中的翘楚。
2008 年12月，由刘晓波、张祖桦等人发起的“零八宪章运动”，显示了大陆民主运动新高潮的到来。这一事件的最大意义，并不是《零八宪章》归纳了中国宪政民主运动的基本理念和基本主张——这些理念和主张，在过去十几年的一系列联署声明与宣言中，已经有过充分的展示；而是实名连署者的人数之多与层面之广——既有体制外的狭义“民运人士”，也有体制内的“两头真”离休干部、院长教授、文艺名流，既有知识分子和白领阶层，也有全国各地的底层人士。民主运动必须具有广泛的社会动员与社会参与，才能对现行体制造成实质性的冲击，从而推动体制转型。
民主运动与民主化进程
民主运动是民主化进程的动力，但不是唯一的动力。民主运动是民主化进程容易观察到的表象，是冰山浮出水面的那一部分，而不是冰山的全部。
学者们已经研究过民主化转型的各种影响因素：包括一般的社会发展（人口规模、经济增长、教育普及程度等），包括社会的结构性变化（城乡结构、所有制结构、阶级和阶层结构等的变化），也包括政治文化的演变（主流意识形态的变迁、统治集团自信心的动摇、民众对于未来的预期等）。民主运动是社会变迁与制度转型的催化剂。我们已经看到，四五运动、 北京之春运动、八九民运对于三十年来中国社会的深刻变化——总体性社会的瓦解、市场经济的发展、公民社会的复苏——所发挥的重要作用。我们也会看到，未来民主运动在中国的民主化转型中将要发挥的关键性作用。
民主制度的建立是一种全社会的公共财。奥尔森说：“大团体或者说潜在团体根本没有生产公共财的诱因，……唯有个别而‘选择性’的诱因才能激发潜在团体中的理性个人为团体目标而努力。”（注19）为建立民主制度而奋斗的民主运动参加者需要类似一些宗教中的圣徒那样的品格：为了拯救众生，他们基于信仰而愿意戴荆棘冠、钉十字架、上火刑柱，但他们并不要求别人也这样做，不要求别人与自己一样付出代价，也不要求他们回报自己的付出，甚至对别人的不理解、别人的敌对也以德报怨。
一个致力于中国民主化的公民，既可以选择投身民主运动，也可以选择从事推进民主化的平凡工作。作为一名学者，翻译一部研究各国民主的理论著作；作为一名教师，在课堂上向学生进行公民教育；作为一名律师，代理一场“民告官”的行政诉讼；作为一名记者，如实介绍外国的选举真相……这些分散的、零星的活动不一定构成民主运动的组成部分，却是实实在在地为民主化事业添砖加瓦。
谈到民主运动，往往就会与失败、挫折、牺牲联系在一起。然而梁启超早就说过：“国民运动的价值，在政治本身是可限量的，在国民教育上是无可限量的。一个政治问题的运动，虽有成败之可言，从政治教育的意味看来，无成败之可言。凡国民政治运动总是成功——虽失败也算成功，为什么呢，因为靠他才能养成做共和国民资格，成固然养资格，败也是养资格。资格养成，什么事干不了，所以国民运动只 有成功，没有失败。”（注20）国人必须不断总结民主运动的经验教训，才能“养成做共和国民资格”，才能把挫折变为成功，才能最终转败为胜。
何家栋说：人们常常把传统与成功联系在一起，然而不经历一次次失败，在失败中坚持，从失败中学习，就不可能形成最伟大和深厚的传 统。在西方社会，自由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政党都曾经历了数十年到上百年的政治失败和挫折，才从在野党、反对党转化为在朝党、执政党。不经历长期的在野，就不会有政治上的成熟，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人们说“失败是成功之母”。1949年之后的中国，在“鸣放”运动、“文革”运动和“北京之春”运动中，曾经涌现过一批又一批争取民主的仁人志士，但是他们的名字，他们的言说，他们的追求，在大众媒体中、在多数人记忆中现在已经湮灭。如果每一次失败都意味着死亡，甚至是毁尸灭迹，失败者就会成为历史的孤魂野鬼。我们必须记住失败者的事迹，坚守失败者的信念，保存失败者的胤嗣，吸取失败者的教训，这既是一种道义责任，也是中国民主事业从失败走向胜利的前提条件。（注21）
笔者曾指出：推动中国民主化的力量是多元的，包括三股主要的力量。其一是体制外的狭义“民运”力量，其二是体制内外的“维权”力量，其三是体制内的民主化力量。狭义“民运”力量有明确和公开的政治诉求：以宪政民主体制取代极权专政体制。“维权”力量以人权、群体利益和个人权益为直接诉求。如果“维权”取得一个个的具体成果，实际上就是在逐步瓦解共产党的一元化统治方式。体制内的民主化力量只有一些隐晦的政治表达，有些人甚至是在“韬光养晦”，但他们以各种方式默默地为民主化作出贡献，并为民主化的突破积蓄各种资源。因此，这三股力量都是广义的“民运”力量。（注22）推动中国民主化需要大家分工合作、多元配合、齐头并进。要进一步开展民主启蒙和公民教育；要恢复历史真相，发掘民主传统；要系统剖析、批判现行体制和政策；要争取和维护各项人权与公民权利；要设计新的国家发展战略、政纲与宪政架构；要在适当的时候启动竞选、修宪、组党，实现中国民主化的突破。（注23）
（未完待续）
作者注：
（14）《邓小平文选》，第三卷，302页。
（15）同上。
（16）《中华人民共和国实录》，第三卷，（下），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1146页。
（17）《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八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版，196页。
（18）刘少奇曾对毛泽东说：“饿死这么多人，历史要写上你我的，人相食，要上书的!”见高晓岩对刘源、何家栋访谈录，载1998年11月20日《南方周末》。
（19）奥尔森：《集体行动的逻辑》，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1年版，58页。
（20）《外交与内政》，《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十七，45-47页。
（21）何家栋：《在失败中坚持，从失败中学习》，陈子华编著：《浴火重生》的序言，香港：明镜出版社，2004年版。
（22）陈子明：《推动民主化的多元力量》，http://minzhuzhongguo.org/Article/sf/200702/20070211150931.shtml。
（23）陈子明：《海内外华人齐努力》，载张伟国编：《薪尽火传——当代中国民主先行者传略》，香港：新世纪出版社，2006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