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底我三弟逝世，我比他大近8岁，认真回顾了他的一生，写了《非正常活着的生命——痛悼三弟治平》，这才意识到中国人“非正常活着”。
三弟，我家最聪明、最有志向的小绅士，因为品学兼优被某公立初中破格录取。但开学典礼上，方主任说：“坐在这里的一个新生，他爸爸、姐姐都是反革命，都在劳改，姐姐还是从我们学校毕业出去的，说明阶级斗争是多么尖锐。”这番话像把刀，把12岁的治平逼上了非正常活着之路。
多年后，治平告诉我，从那一刻起，他读书的兴趣丧失殆尽，终生不再有梦。治平后来成了麻将桌上的“赌鬼”。他天天去赌场报到，风雨无阻，直到他重病倒床。不过，这个赌鬼很奇怪，他按时去按时走，输赢都不恋赌，完全没有赌瘾。他不读书不学习，去赌场是要把困扰他一生的垃圾——时间——杀死。英文也有这个词：kill time。
杀死时间就是杀死生命，真正的齐治平早就死了，他活着，但非正常活着！中共建政后，“非正常死亡”（Unnatural Death）的人数估计是八千万，真实数字可能更多。这种大规模毁灭生命的滔天罪行，人神共诅，决不允许它在地球的任何角落再发生。可我们长期忽视了另一种生命现象，那些被侮辱被迫害被践踏的“非正常活着”（Abnormal living）的中国人，它的数目达几亿人之多，那些遭受迫害者，包括被牵连的家属、亲戚、朋友。这种强权制造的非正常活着，也决不允许在地球的任何角落再发生。
“非正常活着”的人，他们的美梦、理想、智慧、青春、尊严、价值，人世间可能有的美好的一切全部被摧毁，强加在他们身上的是另一种本不该属于他们的、非自愿的、由另外一种力量操控的生活，这种生命的惊人浪费和难以言说的苦难，与“非正常死亡”相比，区别只在于，一个是钝刀子慢慢割死，一个是快刀屠宰断气。我们不能仅仅因为前者还活着、还喘着一口气，而对之熟视无睹，不予正视。
墨尔本的阿木先生认为，“非正常活着”这个慨念真实贴切地表述了中国人的生存状态，其不只是大陆百姓，也包括海外华人，这是几代人的问题，它值得我们进一步挖掘、探讨，以求摆脱“非正常活着”的桎梏，正常地生活。香港的武宜三先生认为此论极是，他认为在中国，几乎无人可以幸免“非正常活着”，包括毛泽东、江泽民在内。他曾经找过几个文友，打算就此主题“清谈”，再把记录整理成文在网上发表，使世人警觉。
焦国标起而响应，他为万耀球先生《滚爬血腥路——忆我贱民平民人生》一书写了篇推荐文章，提出关于“非正常活着”的概念“有必要隆重推荐给每一个中国人”。他说：“全体中国人民都应该思考非正常活着这个现象。至于胡江吴温，尤其应该警醒非正常死着的问题”。后来他又写了几篇文章探讨“非正常活着”。
我邀请焦国标作为我的新书《红狗》（红狗就是我，一个非正常活着的人）讨论会的主持人，他欣然允诺。结识这位思想敏锐、见地独特、勇敢无畏的学者，是我的幸运。我非常感谢他从北京来到香港，为这次新书讨论会添辉。焦国标送了我一幅他的手迹：“你们赞美大自然令人赏心悦目的千姿百态和无尽宝藏，你们并不要玫瑰花发出紫罗兰一样的芳香，但你们为何要求世界上最丰富的东西精神只有一种存在形式呢”。焦国标告诉我这是马克思年轻时讲的话。
我想到了一个问题，有没有正常活着的中国人呢？我46岁半离开大陆，回忆在中国活的大半辈子，亲眼见过一个“正常活着”的人。这是个奇迹，一个正常活着的人怎么可能在中国这个如此不正常的社会环境中，阴差阳错地成活下来呢？想来是老天发慈悲，安排她到人间做种，召唤中国人正常地生活，拯救中国。只是，老天的慈悲敌不过现实的残酷，正常活着的人活不下去，非正常活着的人才能一代一代活下来。
这个正常人叫熊兴珍，劳改时我俩同在一个反革命组里。当时我们，包括本人，都认为熊兴珍是个疯子，不然怎么人人都喊毛主席万岁，她非要喊打倒；人人都说毛主席是大救星，为人民谋幸福，她说，毛主席来了吃不好、穿不好、玩不好。文革时，谁都可以骂，就毛主席一个人万万不能骂，熊兴珍偏偏说谁都是好人，谁都不骂，她就盯着毛主席一个人骂。我帮她写检查，故意不写她讲的几句话，念给她听要她签字。熊兴珍说：齐家贞，你写漏了，帮我添上“打倒毛主席，坚决打倒！”
熊兴珍在强权的压力下不接受扭曲，不懂得说假话，这个中国稀有的正常人，于1971年8月27日被枪毙了。她死了，只活了43岁。还有，遇罗克、林昭、张志新……不接受扭曲，不懂得说假话的正常人统统枪毙，统统禁声了。
非正常活着的例子很多：某女士1935年参加革命，1957年被打成右派，革命老公赶快离婚，儿女平半分，小儿子跟了右派妈妈，不久就疯了。从此，右派妈妈时时含一口水在嘴里，避免自己开口讲话。她等了22年，终于等到了平反，内心里至死对毛主席充满了感激。
重庆一位运动员，1949年后不停挨斗，平反后当了政协委员。很长一段时间里，政协一开会，他就赶紧走到最前面，低首垂眉准备接受批判，争取从宽处理。
劳改犯黄俊出狱后，一天到晚想自杀，叨念“没得人了，没得人了”，连忠贞的老婆都离婚了。他不想跳河、上吊，但总是盼着什么地方失火，他冲进去救火，或什么人掉进水里，他跳下去救人；火灭了，人救了，而自己被烧死、淹死。这样，他就不至于死了还被认为“自绝于人民”，影响改了嫁的妻子和改了姓的两个儿子。
劳改农场的某男犯遇上天赐良机，正与一个女犯做爱，外面锤门：“队长来了，还不开门，你想死呀？”他回答：“我活都不怕，还怕死吗？”这句劳改名言，流传至今。
《红狗》书中，每个人都在非正常活着。大弟兴国三十好几岁还不交女朋友，厂里的人说，这个男人真稀奇，见到女人不动心，不是神经有问题，就是一个中性人。兴国为母亲和我生病住院欠了债，几乎还了10年。二弟齐安邦，一个从小就表现出做生意天才的年轻人，如果逢时，他可能会是中国最早的百万富翁。但当初，连扫大街的清洁公司都拒绝接受他，于是他参加了街道运输队。他在运输队，一天打鱼五天晒网。安邦烂赌一生，一生保证戒，一生都在赌。有钱，48小时不倒桩；无钱，天天睡在床上养神，梦想天上掉下“发火柴”（四川话：赌本）。
小弟齐大同，想不起爸爸是啥模样，见了面不会叫爸爸。下? 乡时，他表现极好，被评为“好知青”，当地多次推荐他进工厂，但招工单位都拒绝要，因为父亲是劳改犯。最终他装肝炎病人，送金鱼笼络户籍官，才终于回到了重庆。
医生叫劳改释放的林方赶快结婚，不然用进废退，野鸭变家鸭飞不起来了。林方的四哥说服了自己的妻子，要她一女侍二男，遭林方拒绝。自此，四嫂经常唱情歌向林方示爱。
胡薇薇最最要好的朋友偷看她的日记，为了进步、入党，把胡的日记交给了党委。为此，胡薇薇被送进了劳改营。3年劳教期满，她被送回家，但父亲拒绝接受她，把她退回了监狱。胡薇薇说，后来的14年刑期是我父亲判的。
我的父亲——一个“不以善小而不为，不以恶小而为之”的君子，一个只认理不认钱，视钱财如粪土的清教徒，一个在军代表面前拍胸膛：“我就一分钱没有贪污过”的正经人，一个每晚10点钟就上床睡觉、天上掉金子也不出门捡的傻瓜，却宣布他要做坏人！为了给小儿子结婚多送点礼，他带了一个坏人到家里，于是家里每个人都成为这个坏人的受害者。
齐家贞，我自己，一个非正常活着的典型。在劳改队里，她是个棒棒都打不死的年轻女囚，每天都在盼星星盼月亮、盼着出监狱，哪怕在狱外的牛皮菜地里自由地走几步也是幸福的。但出狱没几年，她哭得太多，数次想自杀，盼望重回监狱……还有比这更加不正常的了吗？
时至今日，中国人仍然普遍“非正常活着”。一党专政的制度没变，非正常的环境没变，因此“非正常活着”就有它生长的土壤和温床，就不可避免地蔓延。在许多方面，其程度和性质甚至比过去严重多了。可“非正常活着”的人，常常不知道或者不承认自己在非正常活着。不少海外华人到了自由民主的西方社会，仍然在非正常活着，却还自以为正常得很，反而认为正常人是愚憨、傻瓜、疯子。需要说明一下，民主社会也有不正常活着的人，那是出于其它原因，而绝非政权强制的结果。“非正常活着”的状态不可能自己改变，除了社会、制度的改变，也还需要本人竭尽努力。
出国22年之后，齐家贞是正常活着还是非正常活着呢？通过学习、思考、观察，以及对自己的要求，我学着逐步正常地生活。有时候我做到了，但常常还是非正常活着，毕竟我在“非正常”的中国所遭遇的太多太深了。
我多次在梦中又进了监狱：
这一次判我4年，又是为的什么呢？我的头都想痛了。
我和父亲已经满刑，他们却不释放我们，还得再审查。父亲挪动双脚，想走出队伍看稀奇，我赶紧拉住他，生怕他继续遭关押。
男犯女犯混在一起，向另一个劳改营转移，远远看见自己混杂其中，随着浑浊滞重的人流，缓缓前行。醒来，心里还窝着刚才的块垒。
我的余生，如果梦中还出现劳改营的故事；如果我对生活享受的兴趣不能从零开始逐步增加到正常；如果我不能像西方人那样，对发生在世界任何地方不自由不人道的事件一视同仁地关注，眼睛只盯着我们的中国；如果我不像澳洲绅士那样将房前屋后的草地修剪好（像男人没刮胡须，没脸出门见人）；如果美丽的花儿被丛生的杂草覆盖，我却视若无睹……那就说明我还是不能完全地正常生活。
野渡先生在《红狗》讨论会上提出：“争取在不自由的环境里活出自由”。在中国，怎样才能在非正常的环境里活出正常，这是一个更加严峻艰难的课题，我们无法不正视。希望大家积极参与对“非正常活着”问题的探讨，弄清什么是“非正常活着”，通过对“非正常活着”的病态人生的回顾，自觉地从“非正常活着”的桎梏下解放出来。我们需要思考什么才是正常生活，怎样才能正常地活着。我们必须摆脱不正常，活出正常，不管是大陆中国人还是在海外的华人。这是个长过程，是一代、两代甚至三代人的事情！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总该有个开头才行。若这次我的新书《红狗》——对非正常活着的中国人的探讨，能起一个抛砖引玉的作用，我就欣喜无比了。
2010年4月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