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交来此文有电邮特别说明，写作时“故从他（杨宪益先生）与中共的关系角度切入。因我想，当他大去之日，若只谈他的打油诗等，似乎把他对中国知识界的典型以至典范意义估低了。当否，请阅审。”又说，“宪益先生的风骨不应埋没，而应为更多的人所知。”
──明报月刊编者
一九九三年为港版《银翘集》写过一篇《读杨诗》，二OO一年为邹霆着的杨传《永远的求索》写过一篇《了解杨宪益》，那都是在宪益先生生前。现在却是在先生身后议论他，合着俗语“谁人背后无人说”，我在这里说得对不对，已经无由请教，姑妄言之，设想先生有知，像往常一样宽容地微笑说，“无所谓”，我也就放宽心了。
在跟宪益交往的二十多年中，我永远不能忘记的，是那个冬季，某一天，我不能确切地说出日期，因为在那之前已经戒绝了写日记的恶习——有多少人是因为信件和日记这些私人文字被查抄而遭灾惹祸的，谁说得清？
我退党了
那一天上午，接到电话，“我是宪益，”听了高兴，还没答话，他平静地说，“我退党了。”我正不知怎么对答，他简单说了经过，经过也简单：他接连几天被所属单位找去开会，追问他的思想，他实在不耐烦了，因为再也没什么可说.今天早晨一上班，把声明退党的报告交了出去。如是而已。
次日我去百万庄他的寓所看望，才知道他们那个部门的党委系统表现了空前的出奇的效率，在他提出退党的当天下午，即通知他上级党委已将他开除党籍。其意若曰，如果同意了你退党，就是让你享受了一次自主和自由，没那么便宜，最后一分钟，也得给你个“党内处分”！你说你有党章上规定的退党自由，我说组织上更有给你处分的权力！
宪益此时则已出离愤怒，他并不计较这些，“有酒有烟吾愿足，无官无党一身轻”矣。
面对这样的长者，我却不能不回头想起他几十年来与中共的关系.
迎接解放
一九四八年国民党撤退前夕，像对一些知名的高级知识分子一样，也给杨宪益夫妇送来了去台湾的机票。但他们选择了留下“迎接解放”，在国民党和共产党之间选择了共产党.杨宪益当年的左倾，固然有中共在国统区的宣传之功，有他早年在欧洲受到的马克思主义影响，更多的应该还是因他由英伦回国十年间，在国民党“一个主义，一个党，一个领袖”的法西斯式专政下，听到看到和亲历了这种党国政体的全面腐败和残民以逞，面对着社会的、经济的、文化的危机，使他把希望寄託在反对国民党的政治力量身上，期待一个自由、民主、富强的新中国的出现.此外，在重庆时，中共地下党借助於朋友与亲戚等关系，接近了宪益的母亲，母亲把早逝父亲留给她的遗产，除生活必需外都无偿地支援了地下党组织（后来文革中，老太太因阶级成份被罚扫街时，欲求当年有关的知情人出具证明而不可得，也许是当事者正自身难保之故），想来宪益在家中作为独子和长兄，不会不与闻其事的吧。战后在南京国立编译馆时，宪益已经积极参加地下工作。一九四九年南京易帜，宪益正当三十五岁的中年，他是欢天喜地告别了旧中国的。在他和夫人戴乃迭一起於一九五二年调北京工作前，他以非党身份出任中共统战机构南京市政协副秘书长，这表明他与党的关系是密切的，尽管乃迭因英国国籍而常遭冷眼，他也遇到过若干不快。不过，他因早早离开了南京，南京市原中共地下市委及其所属地下工作者们受到的歧视和打击（所谓“降级安排，控制使用，就地消化，逐步淘汰。”之类），一时还没有殃及他。
此后十几年间，宪益和乃迭把全部心力专注在中国古今文学名着的英译上。百千万字经他们夫妇的口头切磋、书面推敲，一遍一遍地通过打字机打字定稿。这里凝聚着他们对中国文学遗产的尊敬与热爱，对英语世界读者的体贴与关怀。其间虽不断有政治运动的干扰，包括反胡风后“肃反”时对宪益的怀疑（所谓“特嫌”，已见文革的苗头），幸而没有伤筋动骨。浪费的时间他们都以加倍的勤恳补足了。
铁窗四年 儿女流落
然而，在与知识分子为敌者的眼里，像这样自觉的工作者，不过是（借用一下）“不用扬鞭自奋蹄”的老黄牛罢了，不但可以“鞭打快牛”，还可以弃之道旁，送进汤锅。“驯服工具”用完了，随时可以弃之如敝屣。文革来了，批斗临身，比过去运动中更加无法无天，野蛮而肆无忌惮。一九六八至一九七二年，他们夫妇同时被捕，分别关押，铁窗四年，儿女流落。儿子杨烨被迫害导致精神错乱，最终竟自焚身死。这算不算“家破人亡”？杨烨一人在那时代非正常死亡人口中不过是几千万分之一，但对杨氏夫妇来说，却是百分之百的老年丧子之痛。宪益晚年有诗悼乃迭云：“结发糟糠贫贱惯，陷身囹圄死生轻”，交代了入狱一段；但於爱子的死，却无一句及之，为什么？想就是孔子的“我欲……无言”了。
开始於一九四五年“七大”的毛泽东时代，理论上该是结束於一九七六年毛泽东之死和江青等“四人帮”的垮台。杨宪益这时口出《狂言》：
兴来纵酒发狂言，历尽风霜锷未残。
大跃进中宜翘尾，桃花源里可耕田？
老夫不怕重回狱，诸子何忧再变天。
好趁东风策群力，匪帮余孽要全歼。
这是我们看到的他在“新时期”的第一首诗。在80年代胡赵新政虽有迂回挫折然而总方向是改革开放的形势下，宪益夫妇一直保持着这样的精神状态：天真加上理想主义，希望中共通过政治改革，改弦更张，建设好的社会主义，为此，宪益在生活中也在诗中对流毒和时弊直言不讳.他们继续把精力集中於英译《红楼梦》的定稿出版和对外推荐当代新人新作，也还要接见作者，接见记者和外宾，促进文化交流。他们拼命工作，除了抢时间以不负初衷外，当也有用繁忙以掩盖、挤压、排遣、抵销（实际上抵销不了）丧子之痛的一面，这是他们没有明说过的。
1985年杨宪益加入中共。宪益夫妇是在“胡耀邦平反冤假错案”的大潮中得以恢复政治名誉，那时候胡耀邦决心在1982年前完成所有积案的平反，同时大力落实各项知识分子政策，表示了共产党与知识分子重新修好的愿望。这是宪益和当时一些知识分子入党的大背景。据说党组织经由友人传话给宪益，让他写一份入党申请，百十多字即可，而宪益竟一气写了八千字，他认为不如此不足以表示严肃和郑重。
但我在一则宪益入党报道的字里行间，发现了一些毛泽东时代佔统治地位的极其有害的观念仍然根深蒂固，如记者力图肯定宪益的思想高度时，习惯地说：“杨宪益同志热爱社会主义祖国、热爱党，即使在长期受审查的情况下，仍然坚定信仰马列主义……”
法治缺席 主观判断
我无意深责记者，也相信他出於好心，但套话中的“审查”和“正确对待”两词触疼了我──在对杨宪益“审查”之前，知道他“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吗？如果知道，为什么还要关起来“审查”，“审查”些个什么？如果“审查”以前不知道，经过“审查”确认了杨宪益不仅“热爱社会主义、热爱党”，而且“仍然坚定信仰马列主义”，杨宪益岂不应该万分感激这样的“审查”吗？那末这样的“审查”不是应该坚持推广，大家都该欣然步入铁窗，任凭关他几年、十几年以至几十年么？
既然如此，为什么会对“（杨宪益）即使在长期受审查的情况下，仍然坚定信仰马列主义”似乎有点大惊小怪，言下之意默认这种“审查”本来应该摧毁或至少是动摇人们对马列主义的信仰的，然则这种“审查”跟白公馆渣滓洞的宗旨不是异曲同工了吗？（《读杨宪益同志入党消息》，载《记者文学》，1985年第3期）
这里所以不厌其烦抄录旧文，因为这一则消息中的套话，透露了其所由出的意识形态和相应的政治、组织机制的要害。那就是法治缺席，主观武断，设对立面，树假想敌，有罪推定，无视人权，所谓“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杀鸡吓猴”，滥施镇压，在炫耀暴力的同时，还要对受迫害者继续愚弄，大讲所谓“三个正确对待”，即“正确对待”组织（指共产党）、群众（指被蒙蔽操纵裹胁的人）和自己，实际鼓吹一种奴隶道德：受到错误的以至非人的对待，也要骂不还口，打不还手，莫吭声，别告状，更不要控诉、抗议，甚至事后也不要回忆，否则就是没有“正确对待”，理应从严查处。既是“惹不起”，又是“常有理”的声口，不仅出之於基层弄权的“专案组”，也出於高层口含天宪的威权人士。杨宪益对自己人生理念的忠实，对世态横祸的饮忍不发，就这样又被他们在宣传上利用了一次。
到了1989年春夏之交，这一套专政武库中并未弃置的不讲逻辑的逻辑，不成理论的理论，终於再一次出笼.而平和的杨宪益也到了忍无可忍的一刻。
那年四五月间由胡耀邦逝世引发的学生运动，在杨诗中有所反映，如：
惊闻大地起风雷，痛悼胡公逝不回。
谁道书生无志气，须知大学有人才。
千夫所指都该死，万马齐喑剧可哀。
五四精神今再见，会看群力扫阴霾。
然而杨公想得太天真了，他只看到了昂扬的士气和旺盛的民气，却忽略了政治舞台幕后的利益关系，更没有足够地认清无产阶级专政的非人道性和反人道性。
“六四”英语广播谴责专政
从6月3日晚约9时50分在木樨地听到第一声枪响，野战军奉命在北京市内，向学生和平民发动了“平息反革命暴乱”的战役，似乎在6月4日早晨即开始打扫战场，可谓速战速决.就在这个6月4日，北京电台年青的英语播音员吴小庸，七十五岁的老翻译家杨宪益（通过BBC），不顾个人安危，分别用英语向全世界谴责了这一法西斯暴行。
他们正义的声音，我当时没能听到，后来也没有机会听录音。但我相信，这是中国整个20世纪后半叶向全人类发出的真正的人的呼声。未来世代的孩子们，当他们开始学习英语的时候，应该首先背诵这两篇虽然不长，却浸透血泪的中国的良知的发言。他们两位都没有留下自己执笔的中文译稿，是个历史的遗憾。
此文写到这里该结束了。无论表述为杨宪益退出共产党，还是共产党开除了杨宪益，总之，这一断裂是很难弥缝的。因为各有各的坚持。40年前，宪益以反对国民党法西斯式的一党专政而投身於标榜民主宪政的中共领导的民主革命，40年后，他和一两代像他一样的所谓体制内知识分子一样，经历了几乎相似的心路历程而大彻大悟。他在参观辽渖战役纪念馆后写的一首诗里，慨乎言之：“早知国共都一样，当年何必动干戈！”虽云说史，也是伤今。可惜在他的诗集里只能看到《兴城杂咏十一首》，而不是十二首。这失收的第十二首，我也仅记得其中两句，又是一个遗憾。
2009年12月6日，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