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访日、美的前前后后
这一年的夏、秋，本人再次“未经批准”，出访日本和美国，这是后来哲学所发布“限期调离决定”的表面理由，也是当局判断我的行为越加“出格”乃至“改变性质”的重要根据，值得在此详述。
早在3月份，我就接到了日本庆应大学东亚研究所打来的电话，邀请7月份去东京，出席庆应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关于中国政治转型的学术研讨会。4月份收到正式邀请信。由于办理赴日签证也需要单位开具证明信，5月5日，我把日方邀请函交所人事处，要求所里开具职业证明。5月7日，吴尚民、余涌约谈，老吴还是先“履行职责”，告知最近本人在香港出版的新著《解构与建设：中国民主转型纵横谈》再次违规。关于去日本，老吴亦表示所里不能批准。 我明确回应：因政治观点不同而被剥夺出国学术交流的权利是不可接受的。去年已经发生去德国未批准弄个“不称职”的事情，今年会有更多的出访邀请，不仅是日本，还有一家美国大学也会很快寄邀请信来，此类事情必须找到解决办法。老吴说，现行规章制度规定得很清楚，所里只能执行这些规定。我答，规章制度都是人定的，规章制度也是可以改变的。在这样一个转型年代，院方应该转变思路，除旧布新，即便是某些规矩不能一下子全改，也应该创造一些“灰色地带”，给改革提供空间。我还把刚刚出版的《胡耀邦与中国政治改革》送给所里一本，“你们都是中共党员”，我对吴尚民说，“希望你们都来作党内民主派，作中国宪政改革的促进派”。
过了3天，5月10日，北京知识界一群朋友在香山召开研讨会，纪念“六四”民主运动20周年。这个会筹备得很周密，没有走漏风声，会议整整开了一天，居然没有受到任何骚扰。我为这个会特意写了篇文章《论敌对思维》，文章指出：“敌对思维”是极权主义政治文化的一种表现。发生于20年前的党国当局对1989公民维宪爱国运动的镇压，从镇压者一方来说，即典型地体现了这种“敌对思维”逻辑。它把对当政者的善意批评，解读为居心叵测的“阴谋”；把对现存体制的质疑、分析，解释为对现存政权的恶意否定。这是邓小平等中共领导人铸成历史大错的开始。可怕的是，这种“敌对思维”逻辑至今还阴魂不散，阻碍着我们这个民族走向民主、走向光明，阻碍中华民族真正迈入现代政治文明。文章强调，中国的宪政转型是一个伟大的、正在进行中的事业。它正在呼唤一种新的原则作为转型自身的根基，这就是建设性对话的原则，宽容的原则，真相、正义与和解并重的原则，把一切个体生命体都视为有限存在、只有在人类整体的发展中追求无限的原则，严肃、审慎地面对过去又满怀信心地争取未来的原则。这个原则体现了人性中更加美好的东西，代表着更高水平的人类道德，是一种广布于宇宙人间的大爱。它是“敌对思维”逻辑完全不能比拟的一种道德精神状态。
7月13日，我动身飞赴日本。赴日签证也是采用去德国的办法，由日本邀请方帮助联系解决的。到东京后，先是受独立中文笔会的委托出席了在这里举行的国际笔会亚太地区会议，这是一件临时加给我的任务。本人是独立中文笔会会员，笔会参加这个国际会议需要一位国内会员出席，于是找到了我。这个会开完后，我住进庆应大学为我预定好的宾馆，继续参加这个学校有关中国转型问题的学术研讨活动。同时受邀出席研讨会的还有北京世界与中国研究所所长、我的老朋友李凡。我在研讨会上的主题发言是“中国宪政改革的动力问题”，李凡介绍了中国民间基督教的发展情况。研讨会开得很热烈，也很成功。据邀请方讲，这是他们首次邀请中国大陆独立学者参与这种学术交流，充分体会到了说真话的感觉和力量。
正是在日本开会这几天，我们从互联网上看到公盟组织被政府强力取缔的消息，不禁感慨万千。老李和我与公盟的小伙子们都很熟，知道他们干的事情充满阳光和建设性。前不久北京的一些维权律师被打压，有关部门不给他们换发执照，我还写了篇文章声援他们。如今又发生这样的事情，足以说明2009寒流有多么肆虐！
7月20日庆应大学的会开完后，我又从东京赶往香港，出席中欧论坛在香港理工大学召开的民族主义问题学术讨论会。由于前不久刚刚发生了新疆7?5事件，我在这次会议的主题发言中专门谈了对新疆问题的看法。这个发言后来被整理成文字，以“威权政体语境内的民族冲突”为题，在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中文网站上发表。文章强调，新疆问题有其历史与国际地缘政治的复杂性，但这些年来民族冲突加剧，政治体制的不合理仍然是根本原因。西藏、新疆问题已经成为中国政治转型的重要“瓶颈”。藏、疆问题不解决，中国的政治转型不可能最终完成；反过来说，没有宪政改革的实质性启动和深入，民族地区的体制矛盾和被这种矛盾强化、深化的民族矛盾也不可能真的化解。无论对执政者还是对民间反对派来说，这都是巨大的考验。这篇文章特别对民间反对派提出以下建议：第一、“独立”不可取，虽然少数民族公民的民族自决权应该得到充分尊重，但政治是一件非常复杂又非常现实的事情。民族自决权的实施有两个基本前提，一个是“自决”必须出自公民意愿的真实表达，再一个是公众的判断能力和理性化水平要成熟到足以支撑这样的“自决”，使它在整体上是一个理性的、而非情绪化的过程。无论在西藏还是新疆，目前乃至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都不具备实施这样的民族自决的条件。更重要的是，经过60年的演变，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和中原、沿海汉人聚居区在经济上已经成为一个紧密联系的整体。“独立”既违背绝大多数汉族民众的意愿，也不符合藏、疆等少数民族的根本利益。第二、“暴力”也不可取。暴力造成普通公众的生命、财产损失。针对平民的暴力在任何情况下都应该受到谴责。第三，还是要强调以建设性的态度推动中国的宪政改革，在整体性的体制转型进程中谋求藏、疆问题的解决。文章强调，反对派人士对政府遇到的“麻烦”不要抱着“看笑话”甚至幸灾乐祸的心理，不要轻言放弃与对方对话的努力。这既是反对派政治道德的应有高度，也是转型战略的需要。
从香港返回北京后，我马上投入美国之行的准备。早在6月份，我已经收到美国罗杰?威廉姆斯大学的邀请函，8月底去美国访问6周。6月16日，我正式向所里提出赴美申请，一直没有答复。从香港返京后的7月28日，才得到回音：人事处长小许转达所里意见，鉴于出访涉及政治问题，太敏感，所里从关心角度提出意见，美国还是不要去了。我说：好吧，我知道所里的意见了，能否给我出一个文字上的东西，记录所里的这个决定？小许表示需要请示。过了几天，小许告知，所里已经研究过，不能出文字东西，“过去无此先例”。看来，人家也知此事不光彩，不愿意白纸黑字留个存照。但这样的连字据都不敢留下的“意见”能挡住我出访美国么？
8月27日，我和妻子乘美国大陆航空公司的班机，从北京直飞纽约，开始了50天的美国之行。罗杰?威廉姆斯大学位于美国罗得岛州的Bristol小镇，我们住的宾馆濒临海湾，景色优美。妻子自从嫁给我，穷日子过了几十年，还要担惊受怕，这次带她出来走走，也略微减少一点我对爱妻的愧疚之情。
邀请方罗杰?威廉姆斯大学的讲学安排，内容相当“中性”。我在该校进行了两次学术讲演，一次谈“全球化语境中的中国”，另一次的题目是“如何理解中国的崛起”。当然，既然到了美国，总免不了见见朋友，包括一些海外异议人士。大家都关心中国的转型和未来，就这些问题进行讨论是正常的，我也很想听听海外朋友们的意见，并和他们交换看法。在接触中，我深深感到海外朋友们坚持民主诉求的艰难，他们远在异国他乡，很多人回不了国，有些朋友甚至连基本生存问题都没有解决。长期脱离本土这块土壤，他们的一些判断未必客观，但他们的忧国忧民之心日月可鉴。当政者往往把他们之中的一些人划入“敌对势力”范畴，认为他们充当了“西方反华势力的走狗、代言人”，这是极不公正的。即便这些朋友中的某些人严厉批评共产党，但他们对祖国、对我们这个民族仍然抱着一颗赤诚的心，希望我们的国家通过改革走向进步。
在华盛顿，我还接受海外华人NGO“公民力量”的邀请，出席了这个组织和美国传统基金会合办的“中国族群问题研讨会”。参会之前，我曾接到会议组织者的电话，告知维吾尔海外流亡人士热比娅女士也将出席研讨会并发言，问我参会是否有困难。我当即表示没有问题，热比娅女士也是我的同胞，我们有什么不可以同台参会的？过去，中国人习惯于“划清界限”，谁要是被指责为“敌对分子”或“分裂势力”，最好躲得远远的，少招惹是非。说穿了，这还是敌对思维逻辑在作祟。其实，在一个多元化的时代，在中国民族问题凸显、宪政改革遭遇困难的这样一个时刻，正需要不同族群、不同政治主张的人士和组织之间加强对话，加强相互之间的了解，这对化解矛盾、走向未来只有好处，没有坏处。参会那天，我在会上作了“中国的宪政改革与民族问题”的主题讲演。热比娅女士也发表了讲演，在讲演中，她一方面批评政府民族政策存在的某些问题，另一方面也表示自己作为非汉族的中国人，并不希望国家分裂。
这里还可以告诉读者一个并非故事的事实：在随后两天“公民力量”组织的“各族青年领袖研习营”的研讨活动中，的确有些少数民族与会人士持有较极端的观点。在这样的场合，反倒是大陆去的一些朋友平心静气地和他们对话，强调国家不能分裂，我们应该通过积极的政治改革，改掉国家政治结构中不合理的那些部分，为各民族和睦相处创造真正的政治基础。这样的场面是令人感动的。遗憾且叫人愤怒的是，恰恰是这些大陆来的朋友，有人刚刚回到北京，就遭到警方的无端骚扰，似乎这些“异议分子”都是置国家民族利益于不顾、居心叵测的“敌人”！
在美逗留期间是短暂的。由于这段时间正逢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60周年，海外各大媒体都组织了相关的时事或回顾类节目。我在罗得岛Bristol的海滨宾馆中，就再次接受了BBC记者的电话采访，从人权和民主建设角度回顾“60年”，此外又应德国之声广播电台之约，写了一篇短文，强调从新的史观重看“60年”的必要。事实上，在飞赴美国以前，我已经开始动笔写另一篇长文《“共和”60年：关于几个基本问题的梳理》，它可以视为《权力语境内认知逻辑与利益逻辑的双重嬗变：也谈改革开放30年》的姊妹篇。文章在美国期间没有写完，是回到北京之后才最后杀青的。在美国写的另一篇文章，是应“中国人权”之约而作的《中国需要什么样的软实力？》一文。当时刚刚发生了著名的“法兰克福书展风波”，风波主角之一的诗人贝岭就住美国波士顿，临去德国前还和我通了一个很长的电话，尽管我们并没有见过面。这些事情促使我更深入地思考“软实力”问题的复杂，并把思考结果融入到那篇文章中。
10月18日，我和妻子结束访美行程，回到北京。休息两天，我又乘火车去深圳、进香港，从香港飞赴台湾，出席台湾中华大学召开的“地方政府与公共治理学术研讨会”。这是我第一次去台湾，8天行程，非常紧张。除了开会，还结识了蓝、绿两界的一些朋友，参观了中央研究院胡适纪念馆和台北殷海光故居，走访了台湾老兵住的“眷村”，甚至在台湾中央警察大学给警官们讲了一次课。台湾给我的印象是深刻的、美好的。从宪政转型角度看，这个地方值得进行更深入的探究和考察。
“限期调离”：驱除令来自更高层？
2009夏、秋的这些密集“活动”，自然都在社科院和“有关机构”的“关注”和“视野”之内。按照官方的惯常思维，张某人的行为似乎越来越肆无忌惮了，不但有“言论”，而且还开始有“行动”。须知，在美国和那些异议人士接触，是完全可以被解释为“与境外反华势力和敌对势力相勾结”的！问题的“性质”已经发生变化。当然，没有人公开和我讲过这样的话，但社科院的“调查”证明了这一点。从美国回到北京的第二天，10月19日，书记吴尚民和副所长孙伟平就把我约到所里，了解美国之行的细节。我很坦率地把和热比娅女士同台讲演的事情告诉了他们。从台湾返回后的11月24日，孙伟平和人事处长小许再次找我谈话，了解赴台情况，并问我是不是要写一部有关西藏问题的书，并且“由藏人作序”。我笑道：看来你们的“消息”有误，我自己怎么都不知道有这回事呢？
这些谈话从侧面反映了当局正在抓紧动作，结局已经日益明朗。在这之前的11月5日，网上已经爆出社科院法学所副研究员范亚峰被除名的消息。我和小范通了个电话，得知法学所的正式决定是“限期调离”，3个月以后不再保留档案。亚峰是青年法学家，中国“政法系”的领军人物，也是家庭教会和民间基督教发展的积极推动者。亚峰被“铲除”，说明社科院开始动真格的了。果不其然，12月21日，也就是范亚峰被“限调”一个半月以后，我接到了哲学所同样的“限调决定”。这就是本文开头描述的那一幕。
在对我宣读那份“红头文件”时，余涌和孙伟平曾反复强调这是哲学所领导班子的“集体决定”。我想，它有两层意思：第一、明确告诉我，社科院“高层”与这个决定无关。第二、这是个“集体决定”，也就是说，哲学所“所长办公会议”的所有参加人都对这个决定负有“集体责任”，而不是哪一个单独的人负责。
作为“组织处理”，程序上这个决定确实要由所一级单位做出。但这仍然说明不了任何问题。谁都明白，决定发布这个驱除令，不可能是哲学所本身，哲学所只是个执行者；它甚至非社科院一家所能定，而有更多的权力部门和更高的权力层级介入、乃至最后“拍板”。后来得到的一些非正式消息至少间接地支持这个判断。
这个文件的拙劣还在于，它不敢公开以我的言论或“行动”定“罪”，而要假手“行政违规”。因言治罪毕竟有损社科院和当局的声誉，这和他们希望塑造的自己在国人和世界面前的形象是不符的。然而，用“旷工”界定一位学者的学术出访，仍然滑天下之大稽。
最后，文件的发布者强调“集体决定”，恰恰暴露了他们在历史的大是大非面前不敢承担责任的懦夫心态。在强权面前，他们既不敢坚持真理，担当道义，生怕丢了自己的乌纱帽，又不愿坦坦白白地做小人，“集体责任”就成了他们自以为可以躲避、洗刷心灵之罪的庇护所。但是，既然做了，就已经钉在历史上，逃也逃不掉。
我在事发当天发表的《声明》中明确宣布：为了推动社科院的改革，为了中国的言论和学术自由，为了免除更多人遭受专制之害，本人特把哲学所的《决定》和这个“声明”公之于互联网，同时公布一年前本人写给哲学所领导的两封信，以便公众评论。我相信，在今天这样一个大变革的年代，没有人愿意做历史丑角和恶人。毕竟，我们都要接受历史的检验，承担历史的责任，不管这个责任是正面的，还是反面的。
各方反响和网络封杀
事情发生后，海外媒体的反响是迅速的、热烈的。除了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新闻外，美国之音记者在当天晚上也打来电话，详细了解事情的原委，并迅速推出报道《中国敢言学者张博树遭社科院“扫地出门”》。自由亚洲电台记者丁小也在当晚进行了电话采访，他们的报道标题是《宪政学者张博树被社科院除名》。已经快到子夜，正准备休息，又接到《亚洲周刊》资深记者江迅从香港打来的电话。江迅是我的老朋友，早在《从五四到六四》（第一卷）和《中国宪政改革可行性研究报告》在香港出版时，江就专门做过采访。江迅对这次发生的事情深表遗憾，嘱我放平心态，并连夜赶出报道稿件《宪政学者张博树被打压》，称“北京学者张博树，因发表批评中国现存政治体制、主张推进中国宪政改革的文字，遭保守领导打压，被中国社科院哲学所‘扫地出门’”，“温和的建设者失去了研究岗位”。在接下来的两三天里，台湾、香港、新加坡的一些通讯社、报纸和网络媒体也相继报道了我被社科院除名的消息，有关评论也开始出现。香港作家张成觉撰文，强调专制体制扼杀学术，扼杀人才。诗人孟浪也在台湾《旺报》发表时评，结合几乎同时发生的刘晓波被重判事件，指出“这显然是当局中的反改革势力、保守势力所刻意制造，与中国政府宣称‘构建和谐社会’的承诺与目标完全背道而驰，也污损中国政府近年来煞费苦心经营的‘大国’形象”。
国内网友的反应也很热烈，很多人对社科院的做法提出谴责。一位署名“细雨惊涛”的网友撰文《不许民众发声》，其中讲到：《调离决定》附带明确的限期：3个月走人，没商量。怎么也想不到，堂堂中国社科院对待自己的科研人员竟然是如此的冷酷无情，着实令人愕然。再一琢磨，这也是在“情理”之中。否则，就称不上是具有“中国特色”了。张博树所从事的研究主题是“20世纪中国专制主义批判”，由此就可以明白社科院为什么会做出这样的决定，或者说为什么上面有人强令社科院出面做出这样的决定。所谓“违反哲学所有关请假规定”只不过是个尽人皆知的借口，是个连几岁孩子也哄骗不了的拙劣把戏，竟由一个鼎鼎大名的科学殿堂—-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来主演，实在是对哲学研究以及所有研究者的一种极大的嘲弄与讽刺！先砸了你的饭碗，看你还写！至少“组织上”明确表达了这样一种态度：不抓你已经算是客气了，还会出钱供养你来研究揭露我的疮疤。这就是专制者的心态。
著名博客作者杨恒均在推特留言：“社科院张博树兄被勒令3个月自谋出路，理由竟然是没有请假而外出。不久前还有朋友说：你看，社科院能够容忍张博士，说明中国有希望。我就不明白，北京为啥就不能给这些人留一点‘希望’？社科院养了多少废物？难道不能养一个有用的人？”北京一位公民刘小平干脆写了封致社科院领导的公开信，警告社科院的掌权者不要“为虎作伥”：“张博树先生依照神圣不可侵犯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四十七条，自由前往国外参加学术研讨，犯了贵院‘家法’，贵院居然‘小儿科’地以‘旷工’为名责令张博树‘限期调离’，这是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粗暴践踏！”
体制内不少老人也很关心我的情况。何方老先生和夫人宋以敏老师在事发不久就发来电子邮件，文字不多，但情感真挚，态度鲜明：
博树：
惊闻你遭到社科院极不合理的处理，我们感到非常震惊和愤慨，对你表示深切的同情和慰问，祝愿你在推动宪政研究方面继续发挥作用。诸希珍重。
祝新年快乐！
何方 宋以敏
钟沛璋老先生也发了电子邮件，还特意打电话询问我的生活有什么困难没有。钟老是体制内著名的“两头真”老人，上个世纪80年代做过中宣部新闻局局长。2008年，我曾和钟老合作，发表呼吁推进中国新闻制度改革的文章。林京耀、周成启、何祚榕等先生也通过各种形式表示对事件的关注和对我的关心，有的数次打电话，另我备受感动。
另一位体制内老先生、国防大学退休教授辛子陵则公开写了篇批评社科院的重文《黄钟毁弃，瓦釜雷鸣：有感于张博树被社科院开除》。该文强调：中国社会科学院应该是海纳百川的学术殿堂，不应该是唯我独尊、自私偏狭的官僚衙门。处理张博树，陈奎元院长躲在幕后，让哲学所出面，哲学所正所长还不出来，叫两个副所长出来跳加官，这本身就说明了他们的心虚胆怯。陈奎元同志也许是个不错的党的工作者，但让他当社会科学院院长实在是难为了他。凭他制定的那些规章制度和政治纪律，社科院将永远与诺贝尔奖项无缘。
河北科技大学副教授谢志浩也写了篇短文《中国最牛助理研究员张博树》，该文用讽刺笔调描述“张被调离之后的中国社科院，将会是一片和谐的大好局面。学者纷纷表示以张博树为鉴，坚持主流价值观，遵守考勤纪律，绝不无故旷工两个月；哲学所部分学者，余涌、孙伟平给社科院党组提出合理化建议，取消社科院不坐班的传统陋习，天天刷卡，这样才能体现社会主义学者的集体主义的主流价值观。上班第一件事情，在院长率领之下，宣读中央文件，学习《人民日报》。老一代学者，听说中国社科院的新举措，欢欣鼓舞。张先生的导师，社科院哲学所80高龄的徐崇温老先生，坚持乘坐和谐号地铁来到社科院参加政治学习。在徐崇温事迹报告会上，老先生激动地表示：别看我老头子不中用了，不能拼搏在学术研究的第一线了，身体零件运转还算正常，马克思不允许我提前报到，命令我坚守马克思主义研究的阵地。所以，我就要在社科院发挥余热，争取把我不争气的弟子由于旷工耽误的工作弥补过来，听到这里，整个报告大厅回荡着经久不息的热烈掌声。”……
当然，网上也有不同声音。《博客中国》贴出辛子陵先生的文章后，两三天内就有近200个跟贴，大部分支持辛文观点，但也有反面的，比如“张博树一贯反动，早该开除”、“张博树反动买办文人应得下场”，听上去像是五毛党在奉命发言。这里就不必详述了。
现在看看网络封杀情况。毫无疑问，“限期调离”、我的《声明》和网络上到处可见的谴责声，是当权者不愿意让百姓听到、看到的。这个消息“出口转内销”没有几个小时，封杀行动就已经开始。在后来的几天里，封杀越来越严厉，《五柳村》网站就有这样一篇“日志锁定通知”：
Blogbus：日志锁定通知
2009-12-27 17:05:58
尊敬的用户：
您好！很遗憾地通知您，您的日志“张博树发表声明不接受社科院哲学所‘限期调离决定’”已被我们设置为私有，您无法公开。我们知道您写日志时倾注了大量心血，但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我们不得不将该篇日志隐藏。非常抱歉，望您谅解！
转帖这个“通知”的网友还特作如下说明：现实de中国、搜狐圈子和天涯博客发出的《张博树关于社科院哲学所“限期调离决定”的声明》也已被删除。
搜索引擎的变化更能说明问题。2010年1月9日，我曾尝试性地在“百度”上键入“张博树”3个字，结果显示只“找到相关网页28篇”，顶端则有一行明显的文字提示“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部分搜索结果未予显示”！我换了一种方式，除名字外，又键入“中国”两个字，结果显示“找到相关网页约15800篇”，大大多于那个“28篇”。显然，“张博树”这3个字已经成为“有关部门”勒令实施网络过滤的对象。更有甚者，我继续在“百度”先后键入“张博树社科院”和“张博树 调离”这两组文字，得到的结果居然是“搜索结果可能不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未予显示”！
在“谷歌”上做相同的实验，同样验证了关键词过滤的存在。在中文“谷歌”上键入“张博树”，只显示234条结果；加上“中国”两个字，一下变成91200条结果。而在英文“谷歌”上搜索“张博树”，则显示有95100条结果！显然，中文“谷歌”也在执行中国有关机构的指令，搞这套网络封锁的把戏！难怪最近“谷歌”开始向中国政府说“不”，这种违背信息自由原则、违背人类文明基本准则的网络屏蔽行为，确实为任何正直的公司、厂商所不齿！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