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与车克民相识并请他吃饭
大约在90年代的某一天，大连日报政法部记者陈序平打电话给我，说薄熙来的秘书安全局书记车克民想与我认识，我说没问题，因为陈不仅与与我是大学同学，又曾是报社同事，而且彼此关系处得不错。此前陈序平经常到文汇报驻东北办的办公室找我，亦常留我处吃午饭，所以常来常往，成了酒肉朋友，无话不谈。但出狱后我才知道陈的特殊身份。
那天，我们约见在大连傅家庄山跟底下一个小饭店里，只有我，陈序平与车克民三人，我不知道一个人的私人电话还能被它人监听，更不知道他是奉薄熙来之命与我交往的，我在《明报》刊发的文章已引起他们的高度关注，但只有我还蒙在鼓里，以为安全局是要通过我，向我手下的员工进行保守国家秘密的教育，我对车克民开玩笑地说，哪些东西属于你们规定的不能公开报道的秘密，请早点告知我们，以免出大的问题，他说不是这个意思，并转移话题，大肆吹捧薄熙来的丰功伟绩，说他很受中央领导器重，朱熔基近日又把他叫去中南海谈工作，江泽民更是有意裁培他，还说薄熙来到他家很是方便，象走平道一样，想什么时间去就能去，想谈什么事也无所谓，还说薄熙来比胡锦涛有能力，有魅力，有前途。车克民还不厌其烦地介绍薄熙来在金州时如何工作肯吃苦，如何深入基层，联系群众，如何扎扎实实地苦干，才一步步走过来的，他又怎样被其人格感动，而舍家撇业跟随他当秘书等等，因为年事久远，有些细节已变得模糊不清，但总的感觉，他是一个忠心耿耿的仆人，薄熙来是一个大野心家，需要他这样的狗腿子。
酒酣耳热之时，他还说薄与他一同去北京，一般情况下，不管多大的干部，设宴请客，请谁都能准时到位，他们为了搞好关系，请过北京中南海很多人，就一个人牛气，请不到，是胡锦涛，请他就是不到位。车克民说，胡锦涛不如熙来，从气质，能力，人品，外貌，他哪个方面也不如薄市长呀！他把“呀”的尾字拉得悠长，我看到他白圆的一张大脸上，目光如炬，泛着红光，使我想到清朝宫庭的太监李连英，我想，薄熙来能把一个厨师司机培养成对自巳忠诚的安全局书记，的确不简单，也不可思议！
车书记还半开玩笑地说，反正我也不被地方政府管，大连安全局直通部里，人事关系在上面，我们怕谁？他得意地讲着，脸喝得通红。我大方地抢先结了账单，他说等过几天我再打电话给你，约个时间回请你一次，还答应安排薄市长单独接受我一次采访活动，他一边写给我一个传呼机号码，一边说以后我们就是弟兄啦，有事尽管呼我。但自此没了下文。
不料，时隔多年，薄熙来派他将我在金广大厦附近的停车场将我拘捕，尔后，立即驶往距离此傅家庄海滨500米左右的大连蓝天宾馆门前，稍事停留，再换乘另一辆秘密特工的面包车，转往旅顺海军基地看守所关押。而以前车克民恰是在旅顺服过兵役的海军战士。他就是用这样卑鄙的手段，回敬了我的宴请。
大连市政府大楼第一次设了岗哨
我从80年代中后期由大连市沙河口区马栏北街，迁往西岗区福德街60号的，而此寓所与市政府大楼仅一路之隔，我时常围绕大搂散步，故亲眼目睹了它的“硬件”与“软件”的变化，前者指围墙护拦，后者指人员服务，以前在魏富海当市长时，大连市政府那栋米黄色的大楼门前从来不设警卫，谁都可以走进去办事，过了大门，只需在搂梯口告诉一个更夫既可，我记得他大约60多岁，个头很小，脸很尖，翘嘴巴，牙很白，只有他问：你找谁？你告诉他找谁，既可以获准入内，不告诉他也没关系。回想一下，那时聚众搂前吵闹呼喊的事极少发生。我想，虽然，当年与我共事的新华社大连支社记者大都已经退休，但除了邢立夫过世外，其它人都还健在，那时我们常去市政府办公大楼食堂吃饭，谁都有这种同感。
自从1993年薄熙来入主市政府大楼之后，情况便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他虽然主政修建了众多广埸草坪高速公路与大搂，还下令扒掉了原劳动公园与星海公园的砖砌围墙，使其变成通透敞亮的公共埸所，我对此是肯定的，但他也是第一个用铁栅栏与接待室以及围墙，阻断了老百姓与政府官员直接联系的市长。他颁布的一切政策大都与人民群众为敌，都是为权贵阶层与知识精英服务的，是惯于做表面文章的，因此，市政府大搂正门前不仅设有一个班的士兵，以升旗降旗为名，进行24小时的全天警卫，外来人员一律要先到传达室电话预约才能入内，而且还在市府大楼西侧设有可移动式警员岗搂，它实际上是一辆汽车，却装饰得象一座小房子，里面坐满警察，日夜停靠在那里巡视，随时应对访民与突发事件，总之，从薄熙来开始，大连市政府官员，成了藏在这个堡垒里领导这座城市的人。而在市政府大搂两侧，一左一右的两栋建筑，一个是法院办公大楼，一个是公安局办公大楼，虽呈三足鼎立之势，但都对这种刺刀下的经济繁荣与假民主保持沉默。
为了装潢门面，薄熙来当了市长，还经常在早晨8点30分之前，带领几个副市长，站在大楼门前的水泥台阶上，与外来上班的职员握手，然而，不用说他用围墙切断了与人民群众的联系，既使对与其陪合的一般机关职员，也违背国家有关政策，多次不给人家提薪，这亦是导致他们权钱交易的重要原因之一。因为手里有权又收入微薄的官员更易于贪腐。
为文汇报刊发的一则小稿恼怒
1993年初，筹备文汇报东北办之时，我编发了一篇短新闻，内容是有关大连交通肇事慨况的，本来它最先公开发表在《大连日报》上，文章说，近期大连发生的大大小小的交通事故，多达上百起，严重的数十起，我只不过是为了完成稿件数量，编转而已，但不料薄熙来读后，勃然大怒，他认为这是香港及海外敌对势力，在他履新市长之际，搞的所谓破坏话动，他批示给宣传部长王某全，出身于金县小学教师的王部长，是习惯于拍与屁的人，深知自已从《大连日报》小记者爬到常委兼部长这个位置实属不易，便对我开始施压。
以前，我与王某全个人私交不错，因为他早在报社农村部工作时，就与王智博关系最好，90年代初王智博移居加拿大多伦多之前，我曾与王某全一同，到位于大连湾的王智博亲友处参加了他小舅子的婚礼，特别是1992年，王某全以大连市委宣传部长身份拜访香港文汇报总部，张云枫社长亲自接待他时，便中问起我个人的情况，他曾为我美言了几句，因为当年我写信给香港文汇报自荐，报社并不了解我，假如没有他的首肯，我后来不会被副总编刘永碧等报社领导重用。
现在，王部长很生气地批评我不听话，他说你刚上任，就揭大连的疮疤，就臭大连，以后怎么办？随同刘永碧到访的外联部主任陈桂雄，一再奉劝我别这样干，并要求我向他道谦，结果我加以拒绝，但他提出的主动接触他的建议，我照办了，王部长这才息其怒。我念及他对我的协助，心里虽不服，也只有忍气吞声。
此后，有一年春节前薄熙来请记者吃饭，地点在大连宾馆，市委宣传部新闻处长叶枝盛通知我去，我想这应当是一个彼此沟通感情的机会，为了做好文汇报的工作，我可不想与他继续顶牛。但到了餐厅一看，一共请了六个记者，等了好一会儿，薄熙来才姗姗来迟，其中有《光明日报》记者孙言荣，《经济日报》李天斌，新华社大连支社李晓林，中央广播电台李朝奋，香港《大公报》孙玉光等，人的确不少，但他只与李小林与李天斌讲话，三个人有说有笑，对其它人都很冷淡，并在席间大讲如何给《经济日报》批地皮，让他们在大连中山区八一路搞房地产等，还指责有的报纸有意“臭”大连等等，一点也不倾听别人的不同意见，使我心中很不舒服。
我多么想直言我的想法，象80年代初在金县见到他时那样，让我们有一种平等的感觉，,以便我们交流，但他根本不看我，也不认真听取其它人的意见，仿佛他只认识上述三人，中途还被吴文康秘书叫出去两三次，虽然那顿饭全是山珍海味，鲍鱼大虾，美酒佳肴，价格不菲，但胸中块垒，如哽在喉，味同嚼蜡，心情抑郁。我想，薄熙来心胸狭小，很是记仇，他绝对不会忘记那篇不足百字的小稿的，所以，他请吃饭，又故意冷落我，是在警告我，在以后的新闻报道中，我只能护花，不能挑剌。否则就没有饭吃！看来他是老虎屁股摸不得啊！今天请客吃饭，要得就是这个令人尴尬的效果。
但我不怕，我既然做记者，不想当官员，也不想做老板，又不由地方政府管理，何必看他的脸色行事？所以后几年的春节聚餐记者会，我们也不参加，有时叫助手应付，有时索性不理久而久之，我便出局了。好在东北办涉及的地盘很大，大连的薄熙来不认我，我去吉林或哈尔滨采访，那里的官员与我保持联系密切，我还可以到其它地方去呼吸一下新鲜空气。
建办之初接触的两个官员之比较
文汇报建站之初的故事，也颇有戏剧性：曹伯纯从湖南株州市调大连任一把手，薄熙来由副市长升为市长既二把手，但两个人各在中南海都有靠山，性格又十分相左，针尖对麦芒，必有一伤。于是从如何接待香港文汇报来访领导的态度上，就可以窥视两人的不同体性。
关齐云失踪后，我在文汇报副总编刘永碧，王伯遥支持下，艰苦创业，筹建了东北办，我在市委宣传部外宣处当处长的大学同学王志强对我很好，所以一听说刘永碧要到访，便同意上报薄熙来，他说看看薄市长能不能接见她，但很快又说没有空，我知道薄熙来就是这个爱摆架子的德性，我不看重能否拜会此人的事，但无奈刘永碧很好面子，觉得薄熙来不见她，回到香港不好交代，所以我很为难。好在，我另有办法，我电话联系陈序平，请他转告曹书记，说文汇报副总编刘永碧一行到访大连，能不能见她。不料，很快陈答复我，曹书记十分高兴，还要安排在大连棒棰岛宾馆高规格宴请我们，这样我就算是完成了应酬的任务。
此后不过一个小时，宣传部副部长刘国良又改口，通知我说，薄熙来答应，次日上午见我们三人，但《大连日报》刊发的新闻稿上只能讲，是薄市长“接见”刘永碧一行，绝对不能象报道她与曹书记相识那样叫“会见”，实际上对我们来讲，“接见”也好，“会见”也罢，这都无所谓，只要能见两个当官的，能有一个人点头同意我们办站就行了，反正等刘永碧一走，还是我一个人负责，我便可以比较自由地从事新闻工作，官埸上的怪事，我才不在乎呢。
第二天上午10点，薄熙来约我们三人在市政府大楼三楼一个房间见面，我知道他不会准时到达，果然他又迟到十分钟，以示他日理万机，高人一等。他还故意让我们去旁听他主持的一个座谈会，坐席上全部是街道的老太太，他正在倾听这些“小巷总理”的种种诉求，场面相当热烈。只有我知道这是有意安排给刘永碧看的，因为这种会以前他从未开过。等开完了这个会，再接见我们。他要收到最好的效果。当然这个秘密，我不能告诉刘永碧。凡是不了解薄熙来的人，都不会相信。果然，刘副总编会后说，薄熙来很深入群众。
从上述两人的表现看，曹书记为人相当真诚，不搞两面派，但薄熙来头脑中，封建等级观念太重，一会说见，一会又说不见，这反映出他缺乏平易近人的真诚与善意，他喜欢玩权术，惯于变换两面派手法。最初他不想见，看曹书记见了，又怕被人家抢了风头，自己丢面子，因为他知道见了曹书记之后，香港文汇报不可能不发消息，那样会叫曹书记抢了头功。而在大连日报的相关报道中，他又在细节描叙上指示记者写成“接见”，这是上级接见下级，借此与曹书记以示区别，而曹书记根本不计较这一切。我当时还不太了解曹书记，但从此事，足见两个人的品质明显不同。
婉拒薄市长恩赐的一块地皮
《经济日报》大连站长李某斌，原为大连大化集团公司的宣传部干事，后来调入新闻界。过去在企业做久了，使他很有商业头脑，他先对薄熙来大肆吹捧，做感情投资，后是以建站为名申请地皮，薄熙来心领神会，给足了他面子，批一块在大连中山区八一路一带的地皮，给《经济日报》，这是一类地。叫“钻石地带”，这当然是好大的人情。然后，李某斌再通过工作上的便利，寻找一个财大气粗没有地皮的企业老板搞联建，而盖成大楼后，白分一半，卖光后记者站变成了“富翁”。报社有了房产，他也分了一套。这种空手套白狼，权稿交易的卑劣做法，是典型的“新闻腐败”，虽然臭名昭著，但其它媒体屡试成功。
在此之前，这个勾当，辽宁广播电台大连开发区站做过，新华社大连支社做过，一个叫田某的女人盗用人民日报辽宁记者站的招牌也干过，这使建站初始的香港文汇报亦跃跃欲试。所以有一次在大连，刘永碧曾向薄熙来提出了这个要求，他毫不犹豫，一口答应，他说一定给文汇报最好的地方，并给予最低的价格，还建议我们先给他打个报告，交给外宣办主任刘国良，再报他批准。刘做为大连市委宣传部的副部长，得到了薄熙来的信任，原因有两个，一个是他们同样爱好摄影，二是当年在宣传部工作时，刘国良对他是亦步亦趋，言听计从。
所以会见结束后，刘永碧认为这次见面，为《文汇报》办了一件大事，我也感到高兴，但我后来仔细思索之后的结论是，假如这样做了，香港文汇报就在经济利益上与薄熙来连为一体了，很难再保持媒体的独立性，而且报社领导离开大连后，我得去具体操做此事，会惹上很多麻烦，我不懂房地产，难免聘用其它人，管理人员又太难。特别是这样做法，将违背新闻自由的理念，将后患无穷。但我的一个朋友说，你应当抓住这个发财的机会，你一旦拿到这个好地皮，转手卖掉了，光回扣款一项就很可观，一辈子都够花了。这使我更加警觉。但我深思熟虑，已下决心，不为所动。
于是，我采取消极的办法，对这件事一直久拖不办，此后不论港馆领导督促，还是地方官员询问，我都说慢慢来，不着急，正在办理呢，但一直没有动作。时间长了，大家心灰意冷，最后也不了了之。
炒地皮 利益集团撕碎了大连
回想大连以前发生的故事，大连人难忘刘德才，70年代初刘以双重身份威震大连，他是大连驻军司令员，亦是大连市革委会主任，也就相当于现在的一把手加上二把手，当年他的专权也很厉害，但其下台的原因与罪名是大盖“楼堂馆所”，这一点匪夷所思。而上边领导指责他的所谓“楼堂馆所”，不过就是原大连动物园对过的小小的大连渤海饭店而已。
斗转星移，20多年后，同是共产党的一市之长，提出建设“北方香港”的口号的薄熙来，大炒地皮猛造声势，盖得每一拣大楼都要胜过大连渤海饭店10倍，然而，这却变成了骄人的政绩与步步高升的资本。这就是形势的变化使然。古人云，此一时彼一时也！
薄熙来是个政坛上的演员，因为他最了解身后的布景，布景就是国家的总体形势，因为他家族的成员，曾直接参与了国家经济政策的颁定，所以这种与权力，信息最近的便利条件，使他粉墨登埸恰逢良机，他选择的不是齐齐哈尔的舞台，也不是昆明的舞台，而是大连的舞台，因为大连看客多，易炒做，有钱攒，出名捞取资本又快。而炒地皮时，美丽的滨城则是最好的道具。何况，做了40年日本殖民地亡国奴的大连人，也习惯于顺从，甘当鼓掌的看客。
在薄熙来任市长之后，经济转型，社会转型，土地由无偿划拨变为有偿使用，名义上公开招标，实际上是他一支笔定夺，而出卖大连的地皮，有一个前提条件，就是会“忽悠”大连，或者好听一点讲，是“宣传大连”，“对外招商”。
恰恰在这一点上，薄熙来独具特长，他不仅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毕业的硕士生，而且又当过宣传部长，同时这个演员又一表人才，伶牙利齿，风度潇洒，口若悬河，妙语联珠，于是他通过媒体把大连炒出了名声，造成了气氛，地皮值钱了，自然可以待价而沽。
然而，真心实干的领导者却默默无闻，比如原大连水产养殖埸旧址，现在的星海湾商务开发区，就是大连经委副主任李某某带头干的，我经常去他简陋的办公室与工地，与其交谈。那时，这个地方，没人知道，对外招商十分困难，李主任在没有资金的情况下，仅靠一台挖掘机拼命干，和工人们流汗在一起，每天中午只吃一个方便面。。。。。。但后来地皮炒热了，他也被调走了。薄熙来的小兄弟，都把功劳记在他的身上，仿佛星海湾是他倡导建立的。这是贪天之功归己有！
他知道土地值钱，还安排亲信郑某当上了房地产开发办公室主任，这个人给他顶门户，实权掐在自已手中，从此他有意让北京的高干子弟与权贵集团成员以及金州以至大连的亲信，抓住机会，先买块地皮，再转手倒卖，攒个好价钱，掘了第一桶金。最初，高干子弟王某在大连开发区搞所谓“五彩城”，“美食城”，或者从国外引进二手设备建磁带厂等等，故意坑骗中方，攒了一大笔钱，后是抢占有利地段，强迁圈地，名为开发，实为掠夺与炒卖，不客气地撕碎了大连城。
而站在舞台上，大肆叫卖的人，就是薄熙来，他不仅通过卖地批项目结交了大量外商，巩固了与北京权贵的交情与互相利用的关系，同时，还通过太太谷开来开办的所谓律师事务所，亦直接参与经商，大发不义之财。这个活跃在中国政坛上的天才表演家，真是名利双收。
郑某曾是我帮助过的朋友
90年代初，大连房地产开发办公室主任，是一个令许多官员垂涎三尺的“肥缺”，薄熙来亲自选定由郑某当权，自有他的道理。我比任何人都了解郑某，是指其发迹前那段历史。他曾是我的朋友，80年代中后期我曾帮助过他。
郑某原为大连城建开发公司副总，副科级，这个公司的上级主管是诚建局，他是大连的部队干部子弟，我的一个亲友与郑某是朋友，也曾在部队任职，经他介绍我认识了郑，那时开丶发公司的一把手姓滕，他们搞违规开发，被毕锡桢书记下令追查，我曾去调查报道此事，郑某向我诉苦，后又通过我的亲友找我，要我介绍他认识某市委书记的公子，我便给他们引见了，后来他们都成了更为密切的朋友。更为有趣的是，郑某没有文凭，与我那个姓彭的亲友一道找我，要上辽宁大学历史系函授就读，我有求必应，不仅给他们引见了靳某前老师，还代付了报名费。。。。。。然而就是这个交情，到了90年代后期，郑某先抱住副市长李振荣的大腿，后又靠上了薄熙来，立即翻脸不认识我了，连在房地产展销会上见到我，都装做不认识，对我形同路人。
就是这样一个无情无义的势利小人，却被薄熙来选中重用，他一步步地从副科级到处级再到局级干部，明里是他及其所属的房地产开发办公室，在依据国家的士地政策，办理地皮审批手续，但实际上每一块地皮都由薄熙来一个人一支笔签字，郑某只是一个具体办事的傀垒，但郑某有一个特点：有奶就是娘，过去大连城建开发大权掌控在城建局长邱某手里，后在副市长李振荣手里，他就与这些人走得很近，等前两人退休了，他巧取豪夺了邱的房子，又把笑脸转向薄熙来，甘愿死心塌地为他卖命，但郑某有一点很精明：嘴紧，保密搞得好。薄熙来让他把一类地卖给谁，价格多少，背后有何种交易，只有他一个人可以证明，但薄熙来早就用经济利益堵住了他的嘴，他们是一条线上栓的蚂蚱，正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
在中共高官中，最早充分知道土地出让能获暴利之人，唯薄熙来莫属，而且他刚从监狱放出来不久，又刚从大学毕业，故能高智商地暗中以权谋私，瞒天过海，而郑某一直往上爬，但苦于无才无德，又没有机会，所以薄熙来与郑某一拍即合。其实，郑某心里也很清楚，薄熙来也是在利用他，但他深知北京高干子弟的神通，并给自己留下了后路。所以，他在当薄熙来的替死鬼与挡箭牌之时，已把太太小孩都移居到了美国落杉矶。这个故事详情后面再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