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极端主义的历史状况
极端主义在历史上和现代都有许多实际的表现并对人类产生过严重的危害。希特勒的德国法西斯是最臭名昭著的极端主义典型之一。这个政权蔑视一切个人权利和个人自由，强调国家和民族至上，宣扬德国民族优秀，应该由他们统治世界；以集体吞噬个人，自由被剥夺，野心家领袖则以国家、民族的名义发号施令时，德意志国家、民族和老百姓也跟着吃尽苦头，给世界带来莫大的灾难。德国法西斯的崛起受到了尼采超人思想的蛊惑是一重大因素。德国人是在高唱“德国，德国，高于一切”和“德国，德国，统治世界”，去屠杀犹太人和祸害世界的。
日本法西斯的产生与崛起则和德国法西斯又不同。日本国土狭小资源短缺，“生存危机”的阴云始终笼罩着日本，对日本社会知识分子和民众的心理影响极大。正是在这种大的社会心理的背景下，一些民族极端分子长期的培养和塑造武士道精神和改造日本的神道教思想，宣扬好战和不怕死的“武士道”精神；又利用神道教的“祭祀国郡乡土功劳者的神社”和“祭祀国家功臣的神社”的祭祀亡灵的习惯，对国民进行热爱战争和不怕死亡甚至追求为日本民族而死亡的信念，使之为战争与极端民族思想服务；同时又宣扬“日本种族优越”说，在这一点上日本和德国法西斯一样，都是利用民族主义，把整个民族都绑架起来为极端主义卖命，从而对世界造成了极大的祸害。苏联号称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而所谓“社会主义国家”据说又是人类最先进最完善的国家制度，在这样的制度之下，人民不仅享有最完全的民主，而且都能过上最满意的生活。就在苏联这样牛逼哄哄的社会主义国家，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就曾发生过惨绝人寰的大饥荒——而且，饥荒的原因不是天灾，而是人祸。而且，饥荒发生后，苏联当局还极力隐瞒欺骗人民，还一如既往地宣称自己国家到处莺歌燕舞，更有潺潺流水。
然而，历史真相终有大白之时：二○○○年十一月二十四日至二十九日，乌克兰在首都基辅的“乌克兰之家”展示了保存完好的克格勃档案：在一九三二年至一九三三年，仅苏联十五个加盟共和国之一的乌克兰，就饿死了七百万至一千万人！每天饿死二万五千人。但是学者指出，当年的官方档案并不完善，实际上每天饿死三点二至三点三万人，总共饿死人数占乌克兰当时人口的三分之一。乌克兰如此，联想当时的整个苏联共有15个加盟共和国，那么苏联当时饿死了多少人，应该可想而知了。这场惨绝人寰的大饥荒是怎么爆发的呢？
首先，是斯大林强行推行“农村集体化”的结果。苏联的“一五”期间，斯大林强制推行农村集体化运动，“将富农作为一个阶级消灭”（斯大林语）。当时被当作集体化的敌人消灭的不仅是富农，还有那些反对集体化的农民，甚至贫民和一些常去教堂作礼拜的人。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克格勃）对那些不愿意搞集体化的农民户主实行大逮捕，后来这些都被枪决了。到了１９３０年初，国家强行把几千户“富农家庭”装上运送牲口的平台火车，拉到荒无人烟的西伯利亚地带，任凭他们死活。为完成这次一千多万人的大迁移，国家专门招募了两万五千多名年轻的党员，经过两周的培训，组成“二万五千人大队”。这支大队专门负责迁移“富农”和组建集体农庄。大队的成员残忍、冷酷而又干劲十足，把被他们管理的农民当成“制造反革命阴谋、意在阻挠社会主义胜利的阶级敌人”，他们毫不怀疑自己工作的正义性，“用机枪围住村子……只管朝一大群农民开枪”，认为自己“是看不见的战线上的战士……是在同富农和破坏分子战斗”。１９３０年的３月初，“二万五千人大队”把一半以上的农民赶进了集体农庄，他们把村子搞得一片混乱，民不聊生，民愤越积越大，四处潜伏着反抗的危机。在这种情况下，斯大林只好下令停止集体化行动，他在《真理报》上发表文章，指责工作人员没有实行“自愿”的原则。在此之后，集体农庄减少了一多半，但是在庄稼顺利收割之后，集体化运动就又一刻不停地开始了。
集体化的低效率、急剧扩大的余粮收集、干旱以及１９３２年的欠收，造成了前苏联可怕的大饥荒。这次饥荒就是在整个欧洲史上也是空前的，１９３２年至１９３３年间，有七百万人死于饥荒，按人口的比例算，这已经相当于中国大饥荒的规模了。一位前苏联的官员后来对饥荒的惨景进行了绘声绘色的描述：“１９３３年的春天，我目睹了人们在饥饿中死去。我看到妇女和孩子们肚子浮肿，皮肤发青，尽管目光已失神无彩，但他们还没有咽气。到处是尸体、尸体，裹着破羊皮的死尸，脚上是肮脏的毯子，农舍里的死尸，在正在融化的雪中的死尸……”。
斯大林政权的胡作非为在这场史无前例的大饥荒中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１９３３年饥荒时期，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克格勃）执行了两项重要任务。首先他们将饥饿中的乌克兰人同外界隔绝起来，不让往灾区运送粮食，而乌克兰人也不准离开住地。所有的火车被克格勃占据着，没有特别通行证的人被赶下火车，甚至一些乌克兰的国家干部也未能幸免。人吃人的现象到处发生着，非常普遍又非常正常。由于刑法中没有人吃人的惩罚条款，所有吃人的就被交到克格勃的手中。与此同时，克格勃还在执行着第二个任务，严密封锁有关饥荒的消息，让饥荒中的人们在密不透风的环境中死去。
更为让人瞠目结舌的是，灾难发生后，苏联当局对真相进行了处心积虑的隐瞒。斯大林政权掩饰饥荒的另一个方法是，把一切由自己一手造成的灾难的责任全部推给“垂死阶级残余分子”和国外的反苏势力。在每天都有大批人饿死的日子里，克格勃夜以继日地揭露“阶级敌人”和“反革命阴谋分子”的破坏事件。被他们揭露出来的阶级敌人有似乎毒死了牲畜的兽医；有被指控集体谎报气象预报的工作人员；有被怀疑破坏了拖拉机并往种子里掺草籽的人员；还有没完成任务的集体农庄主席。乌共中央第一书记斯塔尼斯拉夫。科肖尔甚至宣布说，在国家许多机关部门“发现了一大批反革命巢穴。” 克格勃接二连三地揭露出农村的破坏阴谋，为斯大林所认定的“阴谋无所不在”的理论提供了肥料，使其越发肆虐的疯长泛滥。把农民的饥饿说成是反苏维埃的战争，这样的话也只有斯大林才能说得出来。纵观发生在前苏联历史上的这次大饥荒，前后经历了由强行推行集体化而造成大饥荒，人为地阻隔灾区人与外界联系而加重灾难，制造假象欺骗世人掩盖罪恶，最后把一切罪行都推到“阶级敌人”和“反苏势力”头上。（以上文字，取自于相关研究论文）
又一个极端主义的个案是中国的大跃进。1956年中国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1957年又完成了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进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新时期。在这种情况下，由于毛泽东、中央和地方不少领导在胜利面前滋长了骄傲自满情绪，急于求成，夸大了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的作用，没有经过认真的调查研究和试点，就在总路线提出后轻率地发动了“大跃进”运动。
在大跃进中，高指标、瞎指挥、虚报风、浮夸风、“共产风”盛行，各地纷纷提出工业大跃进和农业大跃进的不切实际的目标，片面追求工农业生产和建设的高速度，大幅度地提高和修改计划指标。在农业上，提出“以粮为纲”，不断宣传“高产卫星”、“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粮食亩产量层层拔高；在工业上，错误地确定了全年钢产量1070万吨的指标，全国几千万人掀起了“全民大炼钢铁运动”，并且“以钢为纲”，带动了其它行业的“大跃进”。于是众所周知的中国大灾难便出现了。
大灾难出现之后，大跃进不得不结束，刘少奇总结这场灾难为“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将责任归于毛泽东的错误领导。毛泽东不得不退居“二线”，刘少奇主持重要日常工作，纠正了毛的部分政策；但也为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埋下伏笔。
中国大陆《炎黄春秋》杂志2007年第2期上发表的谢韬的《民主社会主义模式与中国前途》中称：“三年大跃进，饿死了三千七百五十万人，成为古今中外最大的暴政。”
现代的另一个极端主义的例子是红色高棉奉行极端主义。在极端主义横行的不多的几年里，至少有一百多万人因为屠杀、劳累、饥饿、营养不良和疾病而死去。这个死亡的人口相当于柬埔寨当时全国总人口的四分之一，可见红色高棉推行的极端主义书多么罪行累累。
在红色高棉执政的三年八个月二十天时间里，其恐怖程度空前绝后。他们以肃清亲越分子、克格勃间谍、美国中央情报局特务和新混入党内的异己分子为借口开始了内部清洗。最集中的一次是1978年对被认为是亲越派的东部大区干部和军人的清洗，由西南大区的领导人塔莫负责，一次屠杀了近十万名自己人。 S-21杀戮场，主要用来审讯、拷打和处决党内敌人。据估计，仅在这个中心一处，就处决了两万人。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在S-21发掘出近九千具尸体。还有许多死人坑尚待挖掘。这些人死得极其恐怖，红色高棉为节省子弹，杀人多用棍棒重击或以斧头砍杀。许多陈列的头盖骨上，留有被斧头砍出的裂痕。1976年 1月柬共颁布新宪法，改国名为民主柬埔寨。4月西哈努克被迫退休，随后遭到软禁。他的子女亲属十几人照样作为“新人”下放劳动，最后下落不明。
在大屠杀的同时，民柬对外处于极度的自我封闭状态，国门被关闭，受害者无路可逃，只能束手就擒，惨遭杀戮。到1978年底，只有为数很少的几个国家与之互派外交人员。
在短短不到四年的时间里，红色高棉取消城市、强制人口迁移、取消货币、取消商品、取消家庭，用暴力达成社会改造，建立一个最纯粹的社会主义社会，整个国家没有商店、没有庙宇、没有学校或公共设施，文明被践踏，百姓遭涂炭，国民经济全面崩溃。
波尔布特宣布要在十到十五年内使国家实现现代化。首先要把每一个城里人改造成农民。每个人必须重新登记，交代以前的历史。凡在朗诺政权服务过的人、对新政权不满者、地富反坏、不愿自动离开金边者，一律格杀勿论。接着是清理阶级队伍，有产者、业主、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教师、医生及其他专业人士都不是无产阶级，属于清理之列，连戴眼镜的人也不放过。然后是种族和宗教迫害，会说外语也是死罪。禁止所有的宗教信仰，关闭或摧毁所有的教堂和庙宇，佛教徒被迫还俗，回教徒被强迫吃猪肉。除了整肃党内异己，普通百姓以越南、苏联间谍、美国特务等罪名遭疯狂屠杀，大多数遇难者全家都被斩尽杀绝。
红色高棉视知识为罪恶，不设正规学校，禁用书籍和印刷品。只准唱革命歌、跳革命舞，取缔传统歌舞戏剧，严禁西方文化传播。人们不能自由流动。全国没有邮政电信，也没有医院。在严格的监督和管制下，食不果腹地从事超强度的体力劳动，强迫所有百姓必须放弃原来的民族服装和服饰，男女老少一律穿上黑色革命装或者军装。妇女不论多大年纪，必须剪清一色的齐耳短发。红色高棉成员的脖子上则多了一条红白相间的长布围巾。被放逐的人和原先的乡下农民都按军事编制分为男劳动队、女劳动队，一律强制劳动，男女分住在各自的营房，连夫妻也只能在获得批准的前提下一周相聚一次。
吃饭在公社大食堂，每人配以碗筷，定时去集体食堂排队打饭。刚开始时一天三餐，到后来认为吃三餐多余，改为一天两餐，没过多久，粮食配给越来越少，干饭变成了稀饭。野菜、草根、树皮，蚱蜢、甲壳虫、蟋蟀、壁虎都成了果腹的美味佳肴。很快连这些“美食”也找不到了。每天都有人饿死，发展到最后，就像中国古书中记载的大灾之年，人甚至吃死人的肉。
人们被迫学习农活，种地修渠，为了完成规定的劳动限额，白天必须在田里干十几个小时活，晚上还要开会学习。居住的条件尤为简陋，用竹子搭成无法遮风雨的吊脚楼，家徒四壁，没有任何家具。辛辛苦苦打下的粮食，必须全数交公。允许种蔬菜瓜果，但收成归公。偷吃瓜果被定为偷窃罪扭送村委会处治。据不完全统计，在此期间，至少有一百多万人因为劳累、饥饿、营养不良和疾病而死去。（以上文字来自有关研究文章）“柬埔寨曾经发生了一场以社会重构为目的的民族和种族的大屠杀”，是对这场人类灾难的比较确切的描述。这就是真正的极端主义的表现。
再一个极端主义的例子是1994年的卢旺达种族大屠杀。卢旺达地处非洲中部，有“千丘之国”之称，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家，1992年被联合国列为世界47个最不发达国家之一。胡图族和图西族两个民族占到了全国总人口的99%，其中胡图族人口占85%，图西族人口占14%。
造成卢旺达内战和部族大屠杀的原因十分复杂。卢旺达部族矛盾由来已久。历史上，西方殖民主义者对卢旺达实行“间接统治”和“分而治之”等等，使原本和睦相处的两部族反目成仇。这次内战便是部族矛盾长期蓄积的恶果。 另一方面，这次卢旺达部族仇杀也是一场争夺土地的战争。卢旺达独立时人口仅有300万，到内战前夕已增至800万，而国土面积仅有2.6万平方公里。作为非洲人口密度最高的国家，卢旺达许多农民无地可种，难以谋生。在此情势下，流亡国外的难民要回国，而国内居民又担心危及自身生存而反对，也导致了社会矛盾的激化。
1994年4月6日，载着卢旺达总统朱韦纳尔•哈比亚利马纳和布隆迪总统西普里安•恩塔里亚米拉的飞机在卢旺达首都基加利附近被击落，两位总统同时罹难。该事件立即在卢旺达全国范围内引发了胡图族人针对图西族人的血腥报复。7日，由胡图族士兵组成的总统卫队杀害了卢旺达女总理、图西族人乌维林吉伊姆扎纳和3名部长。在当地媒体和电台的煽动下，此后3个月里，先后约有80万至100万人惨死在胡图族士兵、民兵、平民的枪支、弯刀和削尖的木棒之下，绝大部分受害者是图西族人，也包括一些同情图西族的胡图族人，卢旺达全国1/8的人口消失。另外还有25万至50万卢旺达妇女和女孩遭到强奸。
以上所有的血腥事件和灾难，全都是人为制造的。是人类极端主义分子操控下制造的历史的和现代灾难。
二、极端主义的特征和危害
总结起来，极端主义具有以下几大特征和危害：
1．违反人类普遍的道德伦理性质；
2．严重违反社会与人类的一般处世规则与原则；
3．具有逆天而动的性质，严重违逆客观规律：违逆自然规律；违逆社会规律；违逆人类的伦理与道德；
4．常常具有极端自私的性质；
5．具有极端武断的性质；
6．常常具有极大的破坏性与严重的危害性，具大灾难性；
7．极端主义是迄今为止所有人类人为大灾难的最大根源与元凶，具有严重的反人类性质；
8．所有的极端主义历史事件都表现出一个总规律：即由一个强人或者一个强人群体（例如政党等），带着一种强烈的主观的思想意识观念倾向，为达到某种人为设定的目的，而不顾实际的疯狂推行与行动，以试图实现原先人为的设定目标。这种行为的特征一是具有强烈的主观思想愿望与价值的倾向；二是由不受制约的强人或者不受制约的强权团体所主导；三是严重违逆当时的各种条件和客观的规律，包括严重违逆当时的社会现实；
9．所有的极端主义恶魔分子，几乎都利用了民族主义。对此人们应该充分予以重视。它至少告诉人们：要非常的警惕那些玩弄民族主义的人物，不要让这类人成了气候，当心他们要制造人类的大灾难。
把以上几条总结，去对照历史上和当今所发生过的极端主义的情况，就会发现非常的符合。
三、极端主义在当今时代的抬头值得人们警惕
极端主义在当今许多国家都持续的有所表现，各国的极端民族主义和极右势力分子就是代表。
2010年4月17日，约50名“国家社会主义运动”者在洛杉矶市政厅前集会示威，这些美国白人至上主义者，身着黑制服黑帽盔，举着带有美国字样和纳粹标志以及南方联邦旗帜，举手行纳粹礼，遭到近千名反示威者的反对。据报道，当时一名半裸的前胸后背都纹着纳粹符号的白人冲进反示威人群，引起双方冲突，洛杉矶防暴警察到场维持秩序，混乱中2名白人至上主义者被打伤，有5人被捕。
2000年8月5日，德国警方在东部地区一处旅游胜地逮捕了数十名新纳粹主义的支持者，这些人企图不经政府同意举行游行集会。据悉，德国极右翼政党“国家民主党”曾企图在东德地区的旅游胜地白德•伯卡举行游行示威活动，但因有可能危害公共安全而遭到了司法部门的否决。尽管如此，仍有近100名极端主义分子企图举行游行活动，警方为保护公共安全而将这些人暂时拘押起来。
与此同时，德国北威州首府杜塞尔多夫爆发了有2000多人参加的反新纳粹示威游行。示威者曾来到7月27日发生针对外来移民爆炸事件的火车站静默，向在这次事件中受伤的人致意，并要求德国政府和全体公民一道反对新纳粹。游行者强烈要求政府取缔“国家民主党”，谴责新法西斯势力的抬头。在7月27日的爆炸案中，曾造成10名前苏联移民受伤，其中6人是犹太人。
以上的情况只是问题的冰山一角。
其实，当代最严重的鼓吹极端主义者，却是在中国大陆。
何新，中国高层的参谋之一，曾经非常受宠于当年的一些高层人物；以出卖灵魂与人格为筹码，换来了些须荣华富贵；此人曾经恬不知耻的“发明”了有饭吃就是“最大的人权”的所谓“人权理论”；近年来有些江郎才尽，黔驴技穷了；又加上被体制内的知识分子看不起其人格；民间知识分子也认为其太卑鄙：真是到了有些四面楚歌的地步；于是便处心积虑、绞尽脑汁的发明了他的所谓“国家主义”主张，以期再次得到高层的重视，能再次得到高层的宠信。
何新是知道“国家主义”曾经被日本法西斯和德国法西斯所利用来为法西斯服务的。他解释道：“在近代史上，大不列颠民族、日本民族、德意志民族，为我们树立了始终以国家主义作为全民族至上信念的政治榜样。这也正是这三个伟大民族迭经变乱，而国运始终不衰的精神秘密之所在”。
何新的这个“国家主义”的要害，就是所有极端主义推崇的民族主义这一破烂货，这正是所有法西斯都具有的特征：绑架整个民族，来为野心家推行极端与暴力服务。
何新声嘶力竭的鼓吹 ：“国家主义只有一个信条，一个最简明的信念，这就是国家神圣，国家主权至高无上。一切与国家相关的事物、荣誉以至象征，神圣不可侵犯。”“只有以国家利益为神圣本位，才有权要求所有的人，在国家至上的信念导引下，抑制和放弃私我，共同为国家的独立、主权、繁荣和强盛而斗争！以至在必要时为捍卫祖国而战！”
“国家是一种信念。它的正义性不需要逻辑论证，不需要充足理由。国家存在于那里。你既生为这个国家的公民，你的天赋责任就是要爱它，不管它是一个什么国家。哪怕它是女皇制度、天皇制度或者任何其他什么制度！对于任何人来说，叛国是一切罪恶中的第一大罪！没有什么社会契约，能拥有比国家主权更高的权力。”“国家主义必须依靠全民灌输！使它成为一种天然的信念！全民共同的信念！这种信念要从幼儿园《三字经》教起。”
何新树立起这个国家至高无上、甚至中华民族至高无上的旗帜，和当年希特勒鼓吹德国民族是最优秀的人种；日本法西斯鼓吹“日本种族优越”如出一辙；而且何新鼓吹这种民族至上的口号，有迹象表明其目的也和当年的日本法西斯和德国法西斯一样：都是为了强行绑架整个民族，来为推行民族扩张和民族暴力来服务。
大家对于最近从某些阴暗的途径流露出来的一些“内部消息”、“内部讲话”都有关心。这些东西没有人出来证明，也没有人出来否认，说明这些东西很有些耐人寻味。
这些“内部消息”鼓吹使用核武器和其他“高科技”方法消灭世界上的几乎所有的别的民族，而差不多也就仅仅保留中华民族人种；以及其他一些骇人听闻的主张。和历史上的法西斯一样，这些“内部讲话”也鼓吹中华民族是最优秀的民族，而且还赞叹当代中国青年们有“敢于对妇孺大开杀戒”的“优秀品质”，“真是民族的骄傲”云云。
以上这些极端主义的言论，以及何新的一系列关于“国家主义”的鼓吹非常的吻合；而且非常奇怪的是这些“内部消息”中也大力推崇何新，说他是“非常有头脑的”“战略家”云云，真是遥相呼应。这些现象颇耐人寻味。
在中国除了上述已经出现的迹象外，还有的就是一些以左派理论家面目出现的，一些形迹可疑的左派理论大佬，他们的所作所为几乎全部都是为了转移中国国内的内部矛盾，要把民众的仇恨对象，全部转移到外国去；又一句接一句的煽动性的呼喊“中华民族已经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口”、“中国已经被敌对势力团团包围”、而在那里刻意的挑逗左派群众、刻意的挑动民族主义和对外仇恨、反对民主、竭力的鼓吹仇恨与民族主义，鼓动暴力，实际也是法西斯极端主义的东西。
在中国出现的以上所有的极端主义的言行与“理论”，最后的结局都是一个：鼓动民族主义、鼓吹民族至上、鼓吹国家利益至上、鼓吹暴力和战争、鼓吹杀戮：在一系列极端主义的气氛下，掩盖国内的矛盾；而这些人的最终目的也只有一个：转移国内人民的不满与国内的矛盾，而在法西斯的思路下把人民凝聚起来，继续维持既得利益集团的统治与奴役，甚至变得更加专制与独裁：当然这些人也认为这样的国内局势也是最符合这些人，即这些阴谋家的利益的。
他们的思路是，如果法西斯的东西能够帮助他们保护住权力和他们的特殊利益的话，那么挑起世界大战，发动侵略战争，再次出现一个比日本军国主义和德国法西斯更加凶恶的法西斯大国都是值得的。只要能保持他们这一小撮人的特殊利益与特殊地位，那么使世界陷入地狱他们都在所不辞；世界都毁灭只要能保持住他们的富贵就行。
大家可以看出何新和左派理论大佬们是什么样的真实面目了么？
至于那些所谓“内部消息”，未必就是具体所指之人所讲，而是另有势力的企图试探，倒是更合乎情理一些。
但无论如何，真真假假之中却暴露了一个事实：
当今世界的最大极端主义，正蠢蠢欲动的孕育于东方的中国，倒是有些真实的。
四、人类应该重新认真对待和处置极端思想与极端分子
从极端主义竟然再次以冠冕堂皇的方式企图复活，说明我们人类在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还是有些太大意了。
这不能不引起渴望人类文明人士的注意。
人类应该重新审视极端主义的问题；人类应该把防止极端主义死灰复燃并再次祸害人类，当作一件非常重大的事情来对待：如果人类不想让恶魔希特勒式的人物再次屠杀全球、不想让红色高棉式的恐怖再次发生、不想让由斯大林亲自导演，在几年内饿死几千万人的事情再次重演的话，那么我们就不得不认真对付极端主义的东西。
人类过去显然对于极端主义和法西斯的东西清算不够，留下了隐患。现在应该考虑补救了。
人类应该把防止和禁止极端主义、特别是禁止法西斯政权的有可能再次产生列为人类最重要的任务之一，放在一个相当重要的地位。
作为一个哲学家我现在就向全世界建议：我们现在能够做的，至少可以从世界的舆论方面，来一次对于极端主义的批判与声讨，先让这些人类本身具有的最万恶的东西，来一次遗臭万年的展览；先从人们的心目中，把这些人类最丑陋的东西给狠狠的臭一番，让它们先还原自己的本来面目吧。
第二，人类中的优秀知识分子，应该思考从法律上杜绝法西斯和极端主义的再次产生。为此我建议法学家特别是思想家应该考虑发明与起草《人类法》，就象当初思想家发明《国际法》思想一样。《人类法》应该从全人类的利益和人权的角度考虑问题，从人类道德和全球伦理的角度考虑问题。
反极端主义和反法西斯是全人类的重大任务；历来的极端主义也常常造成严重的反人类的灾难后果；人类不能再对法西斯的存在与继续招摇撞骗视而不见了。
应该创建《人类法》，对所有反人类与严重祸害人类、压制人类文明与进步、严重违反人类基本道德准则和违反人类基本价值观、迫害思想家、迫害律师、迫害记者、迫害作家、侵犯人权的事件进行约束与管制：人类中的任何分子，不管其有多么大的权力和权威，都不能再为所欲为了；那种一旦拥有强权，就可以任由自己胡作非为无法无天的人类野蛮时代已经过去，应该让那样的时代永远消失，再也不会出现了。
显然的，保护人权和保护律师的不被迫害、保护思想家的不被迫害、保护记者与作家的言论自由和正常报道的权利，这一切人权保护的内容都应该是《人类法》的管辖范围。
整个人类的利益显然高于个别国家的利益；因此《人类法》的地位高于任何国家和任何单个民族的利益，也必然高于任何国家的主权。
在流氓国家非常严重违反《人类法》的情况下，国际社会有权发起集体军事行动来捍卫《人类法》在世界局部地区的贯彻。象红色高棉和卢旺达那样的事件如果再次发生，那么国际社会完全可以以《人类法》为法律与道义依据，对有关政权或社会政治势力进行摧毁性的军事行动，以伸张正义和贯彻《人类法》。
在一些专制独裁国家侵犯人权的情况下，国际社会有权依据《人类法》予以谴责；《人类法》高于任何国家和民族的主权。
《人类法》所特别要保护的，就是公民的基本人权，以及记者、律师、作家、思想家、法官、编辑等等的基本权利和人权。
《人类法》的执行主体可以是任何一个愿意作为执行主体的国家和愿意联合起来作为执行主体的缔约国家联合体；而执行客体就是违反了《人类法》的一个或者几个国家。
执行主体的执行方式对于严重违反《人类法》的情况下可以是军事行动，包括颠覆其流氓政权；对于轻度违反《人类法》的情况可以是声明或联合声明谴责违反《人类法》的国家或政权。一般情况下采取军事行动的应该争取联合国的授权与同意。当发生极端的反人类罪行之时，可以先行采取军事行动，而后追加联合国的授权。
对于法西斯和极端主义必须予以有力的制止与打击，这是历史给予人类的深刻教训。人类不能再犯类似严重的错误了。
在当今世界，不要过分的期望联合国来制定一部先进的《人类法》，因为思想意识观念落后的国家太多。而且即使那些经济发达的国度，人民受教育程度很高很普及的国度，也依然是歌星的威望比思想家的威望更高，现在各国都是庸俗的东西占据着上风，即使美国的新闻与知识界也是这样：因此指望现在的联合国来制定先进的法律，只能是很不切实际的空想。
在当今世界，能够制定一部先进的《人类法》的，只有各国的民间思想家和民间知识分子的共同联合行动才有可能。
一部先进《人类法》的出现，应该把过去被文明社会很看好的各种人权宣言、妇女儿童保护公约、国际人权公约、民主宣言等等一系列不具有法律性质的原则和期望，以法律的形式予以颁布，予以公告全世界；这种把文明措施和正义上升到法律形式的行动，实在是促进人类由野蛮进化为文明的重大推动行动，是人类优秀思想家对人类文明进步的重大贡献，是值得大书特书的好事情。
回顾人类文明史我们可以看到：
国际法的出现是人类第一次从野蛮步入文明的开始，是人类走向文明的第一步：制止战争中的无法无天，保护战争中的平民和战俘等；
《人类法》的出现则是人类步入文明的第二步：钳制邪恶政权，强制保护人权和保护思想家、保护记者与作家；钳制权力的作恶，达到保护人权与捍卫人类基本伦理道德等的目的；
将来《大地法》的出现则是人类步入文明的第三步：目的是钳制人类的邪恶欲望的膨胀，使众生和谐共存，人类不应该再以人类自我为中心了，应该维护天地与自然的应有秩序等等。
有人也许会问：思想家创造的东西凭什么就作为人类社会的法律？你有什么依据这样做？
宣昶玮回答他：
其实思想家是人类一切合理行为准则和法则的创立与制定者；他们自己应该在无法无天境界中思考：所以思想没有禁区。
这就是法的特质，也是逻辑和哲学的特质。
从这种角度来讲，一切悖论都是人自己的悖论，即是人自己制造了悖论。
一句话：思想家是人类社会一切法律与规则的最正当的立法者：不管这个社会是局部的小圈子还是全人类的大圈子。
宣昶玮本人就是思想家，他清楚的明白这里面的所有哲学奥妙。
宣昶玮的思想看似约定论的，而其实却远远高于约定论：因为宣昶玮知道真相，而彭加勒等所有西方哲学家根本就不知真相为何物。作为一个哲学家，宣昶玮的真知远远高于历史上的所有西方哲学家，尽管现在还没有得到人们的承认。但最终将会被世界承认，这只是迟早的事情而已。
最后宣昶玮在这里郑重向全世界的正义的民间知识分子和思想家呼吁：
我们应该行动起来，创造一部先进的《人类法》。
期望人类民主进步的人们，请以各种方式支持我们的这一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