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读这本血泪浸透的回忆录，心情分外沉重。
因为我分明感到，所面对的不仅是曾经的过去，更是当下的现实。
我反复吟味这泣血的诗句：“难友阴魂犹惊梦，骇世阳谋耐反思”（罗建云），不断自问：今天我们为什么要“反思”？在现在的中国，“反思”为什么竟是如此艰难？——我想，这也是本专集的每一位作者在提笔时，都要追问的：问自己，也问我们这个世道。
因此，这不仅是控诉历史罪恶的悲情书，更是针砭现实的警世书。
在我看来，本书的警示意义有二。
首先是让我们看清当今的中国现实。因为历史正在重演，正在有限度地（不是不愿，而是不能，只能有限度地）回归制造右派千古奇冤的毛泽东时代。
当年所谓“阳谋”，就是先许诺、后收回、剥夺言论、出版自由，从此建立起了对思想、舆论实行绝对、严密控制的“五七体制”。这样的控制之网始终存在，近年则大有逐渐收紧之势。于是我们注意到了今年通过的两个法律。一是经修订后重新公布的《著作权法》，其中规定：“著作权人行使著作权，不得违反宪法和法律，不得损害公共利益。国家对作品的出版、传播依法进行监督管理”。这里所加的“不得损害公共利益”的限制，就给党和政府任意干预出版自由，以极大的法律空间。因为“公共利益”是一个无法界定的概念；而在中国官方意识形态、政治语境下，党和政府是先天地代表“公共利益”的，因此，党的各级组织和政府，都可以以“损害公共利益”的罪名，对它们不喜欢听到的声音，不喜欢看到的著作的“出版、传播进行监督管理”。
还有4月修订的《保守国家秘密法》，明确要求电信运营商和互联网服务提供商必须“协助警方和国家安全部门对泄露国家秘密案件展开调查”。而我们知道，在中国现实政治条件下，“泄露国家机密”又是一个可以任意、无限扩大的罪名，这就事实上赋予警方和国家安全部门按照自己的主观认定，随意侵犯使用互联网与电信的公民的隐私权的绝对权力，从而根本上剥夺了互联网上的言论、信息传播自由。
这里所发出的信息，是应该引起严重注意的。它表明，当局正在有计划地剥夺公民的思想、言论、出版、信息传播的自由，强化对思想、舆论的管控。这一方面是前述“五七体制”的延续，同时又有了新的发展：不再是“无法无天”，而是自觉地运用法律手段（这也就暴露了当局所谓“依法治国”的本质）；并且用“维护公共利益和国家安全”的名义，代替以“反党，反社会主义，反革命”的控告治罪。这是一种更加精致、严密，更加“现代”的思想、舆论控制，更具有“合法性”、隐蔽性、欺骗性，因而也是更令人恐怖的。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来考察最近对《往事微痕》的打压，包括对本专辑编辑工作的干预，就可以明白，这都绝非偶然。当局正是要借此而发出明白无误的信息：第一，不但不允许发表反对意见，也不允许发出当局不愿意听到的声音，包括历史的反思。我们在一开始就追问“反思为什么如此艰难”，原因就在这里：在当下的中国，言论自由只限于欢呼“就是好，就是好”（当局称为“主旋律”），其他的声音都是“不和谐音”，都是随时可以限制、取缔的。第二，一切当局无法控制的民间聚会，哪怕仅是茶叙，也都在严禁之列。——而这两点，如果完全、彻底、普遍地做到了，就真的离反右运动和文化大革命不远了。本专辑里的许多惨痛的记忆，就不再是历史了。
而且耐人寻味的是，出面干涉《往事微痕》这些言论、活动的，都是公安部门，国家安全部门和所谓“维稳办”。这就表明，当局是把这些右派老人视为“有碍国家安全的不稳定因素”的，其潜在的罪名，依然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革命”，不过换了一个说法。这更是说明，反右运动的逻辑依然支配着当下中国的统治者，影响着政治、思想、文化国策的制定，这或许是更加值得警惕的。
“五七体制”的另一个重要方面，就是严密的，无所不在的，对社会的绝对控制，建立了严厉的监控、惩治机制，不仅有监狱、劳改所、收容所这样的专政和准专政的国家机器，还有群众专政的告密、监控系统。这是一个真正的天罗地网，将社会每一个成员的物质生活、精神生活，以致最隐蔽的私生活，都控制得严丝密缝，少有疏漏，并将一切钻网的努力都消灭于萌芽状态中，如有破网者更是严惩不殆。——这是经历了毛泽东时代的大多数人都有的切身体验；本专集里的许多文章，都在这方面留下了血的记忆。
问题是，这样的毛泽东遗产，正在被自觉地继承和发展：在2008年的奥运会经验总结中明确提出，要建立“打防结合，预防为主，专群结合，依靠群众”的“社会治安防控体系”。这样的经验，在2009年的国庆庆典和2010年的世博会，都得到更为严格的实施，并有了新的发展。这就是在全国各基层，发展“维稳信息员”、“治安志愿者”，用网上的说法，就是将“卧底”遍布全国。这本来就是前述毛泽东时代社会控制的重要手段，不过当年是秘而不宣，现在却作为经验公开宣布；当年是用政治手段培养卧底，现在却是用金钱收买，将其职业化。——我想，每一个毛泽东时代的过来人，面对这样的新发展，都是要倒抽一口冷气的。
这绝不是历史，是我们必须正视的现实：当下的中国，在强化政治、思想、社会控制方面，正在自觉地向毛泽东时代靠拢。
问题的严重性更在于，这是有社会、群众基础的。鲁迅说过：“曾经阔气的要复古，正在阔气的要保持现状，未曾阔气的要革新。”（《而已集。小杂感》）。在当下中国，“曾经阔气”的毛泽东时代的骨干与积极分子，“正在阔气”的权贵资本阶级事实上正在联合（尽管他们之间也会存在矛盾），自觉推动毛泽东时代的复活。他们正借着“中国崛起”打起“爱党爱国”的旗号，试图影响年轻一代，这样的蛊惑，对完全不了解毛泽东时代的历史真实，而又富有爱国主义、民族主义热情的年青人的吸引力是不可低估的。更值得注意的，是一些知识分子也在将这样的复活毛泽东时代的努力理论化，合法化，他们声称，强化政治、思想、社会控制，这是建立“强有力的有效政府”所必须的，是“中国道路、中国模式”的优越性所在。所有这些都表明，今天的中国，正形成了一股试图复活毛泽东时代的从上到下的强大的社会势力和社会思潮，正在深刻地影响着中国现实和未来的发展，这是绝对不能视而不见，掉以轻心的。
因此，如何认识毛泽东时代，是当下中国政治、思想、文化、学术的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努力恢复毛泽东时代的历史真实，就具有了极大的现实重要性与迫切性。本专集里的历史当事人的回忆和反思，正是在这样的政治、思想背景下，显示出它的现实意义。尽管这还不是对毛泽东时代的全面讨论，那是一个更加复杂的问题，需要对历史事实进行更全面、精细的发掘、梳理，和更深入的学理的研究；但第一，它是真实的——之所以要这样强调，是因为今天正有人对年轻人说，毛泽东时代的一切错误、灾难，包括大饥荒所造成的大死亡，都是不存在的，或是被夸大的。因此，我们必须用事实，而且是血的事实，戳穿这些遮蔽历史重要方面的谎言。对待历史的科学态度，绝对要求面对“一切事实”，包括本专集所揭示的这些让不了解那段历史的善良的人感到恐怖，也让一些人不安的事实。第二，如前所说，这里所揭示的事实，在今天的中国，还在以不同的形式继续发生，而且还有人要当作历史的正面经验加以推广，它就有了警示的作用。——我读本专集里的文字，就总要想起年轻时候读过的《绞刑架下的报告》里的那句话：“人们啊，你们要警惕！”
本专集的第二个警示意义，就是它提醒我们思考：要做怎样的“人”？——当下的中国，正面临着深刻的人的危机，民族精神的危机。
我读完本集中的文字，脑子里萦绕不去的，是两个人的形象：老共产党游击队员，原广西环江县的首任县长、县委副书记王定，底层百姓、原广西鹿寨小学教师傅世杰，他们在1949年后的中国，地位悬殊，文化程度也不同，但却有着同样的遭遇：都被打入右派深渊，受尽磨难，但又始终不屈不饶地追求自己的人生目标：完全可以把他们视为广西，以至全国右派的典型代表，而又有不同的启示意义。
王定，心中唯有老百姓，其为官之道是“察民瘼，摸民心，为民谋利”。因此，1955年就发现了农业合作化所滋生的弊端，于1956年在全区、全省，甚至全国首先倡导并推行“包产到户”，因而在1957年划为“极右分子”，整个县委也被迫改组。在王定自己已经成为贱民后，他依旧关心人民疾苦：1958年大跃进中新任县委书记一手炮制的“密植夺高产的假戏法，”放卫星后的高征购“，”追瞒产置人于死地“，以致最后”大饥荒，饿死五万人“——所有这些发生在环江土地上的荒唐事、大悲剧，他都看在眼里，”感到揪心地痛楚“。他冒着巨大的风险，先后十二次向广西区党委和党中央反映、申诉，却毫无回响。在他自己获得”改正“以后，又为之奋斗了近二十年，最后才在报上发表文章《狂热及其灾难》，揭开了40年前环江惨剧的真相，”对历史作出了严正交代“。而历史也给他以公正的评价：”当之无愧的环江人民的真正公仆“。（参看：王定：《一颗”卫星“五万人命》，卢蒙坚：《中国包产到户首创者王定的遭遇》）——在我看来，这同时也就树立了一个”为官“的标尺，并向今天每一个执政者发出拷问：你自称”公仆“，但你能够像王定这样为维护人民的利益，不惜得罪上级，以至丢掉”乌纱帽“吗？你能够几十年如一日地坚持说真话，坚持为老百姓”鼓与呼“吗？
而我们特别感兴趣的，是同在环江县，王定之外，还有一位继任县委书记洪华，他的为官之道就是迎合上级，作假虚报，打击说真话的干部，压榨百姓，不惜以百姓的生命来染红自己的“乌纱帽”。对于宣称以“为人民服务”为宗旨的中国共产党，本应该以王定这样的党的干部为依靠对象，这才是立党之本；而洪华之流则是真正的“害党之马”。但正是在毛泽东时代，王定被整得家破人亡，洪华则步步高升。这样的“选劣淘优”的“自噬”机制，显然是中国共产党自身腐败的重要原因。而下面这个事实却更为发人深省：洪华曾因民愤太大而判刑，到了八十年代，却被宣布“平反”，而王定则和所有的右派一样，只获“改正”。这样的鲜明对比，正说明即使在改革开放以后，或许直到今天，也依然延续着毛泽东时代的“自噬”体制。这是现行体制的一个致命伤，同样应该受到拷问。
傅世杰，这是在广西城乡随处可见的普通妇女，但她身上却处处闪现人性、人格的光芒。一是善良：她自己身处困境，却卖血为右派难友雪中送炭；在遭到反诬和伤害后，却绝不记恨，仍然以善待人。二是活得尊严：拒绝下跪，拒绝挂牌，因此失去工作，陷于生存的绝境，却绝不后悔。三是坚韧：以柔弱之躯，独自支撑着有着四个儿女的家庭，凭借自己的劳动，清清白白地活着，并且总能绝处逢生。因此，当苦难结束，她能够坦然地说：“我，作为一个大写的人，问心无愧，理直气壮地活在这个星球上”。（傅世杰：《血泪浇心——一个女右派的悲惨实录》）——在今天，这同样是对我们每一个人良知的拷问：在这价值混乱，道德沦丧的时代，你守住了“为人”的底线了吗？你活得尊严吗？你的灵魂还是干净的吗？在出席张志新、林昭塑像揭幕典礼时，我在纪念册上写道：是这些民族圣女“在民族精神堕落的黑暗年代，拯救了我们民族的灵魂”；现在，我又要说，傅世杰也是我们民族灵魂的拯救者。今天，当再一次面临民族精神危机时，我们要高声呼唤“傅世杰”！
无论是当年，还是今天，与傅世杰们同时存在的，还有告密者，吹牛拍马者，出买灵魂者：社会从来就是这样。问题是，一个健全的社会，会“扬善抑恶”，傅世杰们备受尊敬，出买灵魂者则为人们所不耻。如果相反，傅世杰们处处受压，出买灵魂者横行于世，这样“扬恶抑善”，正气不彰，邪气上升，这个社会就出了问题，而且是大问题了。——不幸，我们正生活在这样的社会，过去如此，现在也如此。这也是一种“自噬”，民族的自噬，这是应该引起警觉和深思的。
我们为王定们和傅世杰们的存在，感到自豪与欣慰，从中看到了希望；我们又为王定们和傅世杰们总是摆脱不了不幸的命运，感到悲哀，从中看到了危机。
正是这两个方面，构成了历史与现实的中国的真实。我们要从正视这样的真实出发，开始新的思考，新的探索，新的努力。——我们的“反思”就真正有了意义。
2010年5月10日——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