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人：美国最高法院风云》，(美)杰弗里·图宾著，何帆译，上海三联书店2010年4月版，35.00元。
在苏联崩溃之后，美国已经成为这个世界上意识形态最为浓厚的国家：在缺乏人种、民族和文化共性的前提下，美利坚合众国这个“熔炉”必须依靠某种超国家的认同，那就是一整套以民主、宪政和人权为核心的价值观。这一切对美国来说实在再重要不过了：在国内，两党常常围绕着相关议题反复辩论。这一整套体现美国精神核心的价值观，事实上就是这个共和国的圣杯，而看护这一圣杯的，历来都是一小群精英：美国最高法院的九位大法官。
确实，即便是在美国国内，人们常常可能连一位大法官的名字也说不上来，但这并不影响以下基本事实：这些“世上最昂贵的守门人”常常捍卫着美国的核心理念，并比其他人更能影响和决定着国家的走向。他们并非经过选举产生，不对公众承担任何形式的责任，任期终身因而不必逢迎民意。理论上说，他们独立裁决，不受任何外部势力的制约。
当然，那只是一种最理想的可能，在现实中，大法官一直都由总统提名，而总统常常会基于党派利益，选择与自己理念相接近的人选。虽说三权分立，但近几十年来的历任美国总统，都试图通过对任命大法官来使最高法院的力量对比朝着对自己有利的方向倾斜。由于自1968年以来长期都是共和党人出任总统，以至于1991年后，大法官的组成始终都有七八人是共和党总统任命的，虽然这未能即刻使最高法院右倾，但也足以让许多人对此保持警惕的了。《九人》所要描述的就是1980至2007年间围绕着大法官提名展开的各种潜在力量的角力，这说到底是一场决定“美国要向何处去”的价值之争，其重要性也就不言而喻了。
这一角力，说到底仍是美国1960年代那场文化/价值观内战的延续。大致以1968年为分水岭，此前和此后几乎是两个美国：当时围绕着自由民权、种族隔离、堕胎等一系列议题，最高法院作出了许多重大判决，使自由派获得压倒性胜利。例如1973年的罗伊诉韦德案判决堕胎合法化，一举废除46个州的相关法律，在司法、宗教、政治、道德、文化等各个领域都产生重大影响，引发全国范围内的讨论，改变了涉及这一问题的政治语言，此后政府的行政、司法、立法三大分支都卷入了这个问题，其深远影响至今余波未平。
但自由派的胜利随即引来保守力量的反弹，1968年之后的四十年里，除了克林顿之外，所有总统任期均由右翼保守的共和党人出任。他们一直试图要扭转这个国家的走向，而这首先就必须改变当初的一系列最高法院判决。他们大力推动的议程主要包括：扩展行政分支权力；终止对黑人的任何种族优惠政策；加快死刑执行速度；推动宗教进入公共领域。当然，最首当其冲的，是推翻罗伊诉韦德案的判决，允许各州禁止堕胎。这个问题攸关生命权利，是左右两派争论的最大焦点，例如前两年总统选举时，副总统候选人莎拉·佩林就因其坚决反对堕胎的态度而大受共和党极右翼的推崇。
在新保守主义的推动下，前些年美国呈现日益右转的态势，连最高法院也不免被意识形态波及，判决越来越呈现5：4的分裂趋势。最高法院在某种程度上已成为两党的战场。这实际上是一场“价值内战”，在涉及堕胎、州权分配、持枪自由等一系列问题上，都有两个美国在激烈争辩，而双方都试图让最高法院站在自己这一边。这就尤其考验这九位圣杯守护者了：他们必须保证自己内部不因此出现无法弥补的裂痕，同时看护好美国的价值观能有一个恒久不变的核心，而不为一时的政治形势所左右。九人中的肯尼迪大法官一直被认为立场摇摆，但如书中所提到的，他对此同样有清醒的认识：虽然他本人是天主教徒（天主教反对堕胎），但他也清楚法官不能像天主教徒那样思考问题，即便某个判决他内心可能并不喜欢；他本人反对堕胎，但却从未质疑宪法是否应当维护这一权利。
这九位大法官平素在公众眼里多少有些神秘莫测，但在作者笔下，他们也并非不食人间烟火，倒是每个都颇有个性。给我印象尤其深刻的是其中的戴维·苏特。他是个单身的新英格兰人，因而法官生活就是他的全部；他生活极有规律，个性外冷内热、不喜交际，在填写表格的礼物栏和受邀旅行栏中，只有他年复一年都是同一个答案：无。他当初被提名时，老布什总统认为他是个保守派，但最终他的判决却证明他是一个十足的自由派。表面看来他为人古板冷峻，但他却从不在异议意见中使用挖苦和刻薄的字句。虽然他常常远离现代科技产品，但在涉及相关问题时却能作出令人信服的判决。
大法官们从不愿意被看作是政治人，罗伯茨大法官声称“法官不是政治家”，但除了苏特和斯蒂文斯两位大法官，所有人都对政治舞台饶有兴趣，因为要赢得大法官提名就得对政治事务有深入了解。早前的小罗斯福总统时代，最高法院与政府针锋相对，判决废除其大量新政法规，随后罗斯福借助在大萧条和二战中获得的“超级权力”，试图修订《司法法》，为最高法院新增6名自己人，以使之像国会一样听话，所幸最终双方及时妥协，才避免了一场严重宪政危机。
前不久奥巴马总统则提名其首席政府律师伊琳娜·卡根接替斯蒂文斯大法官，她没有任何法官经验，观察家们普遍认为这背后有着重大政治考量。卡根现年只有50岁，不出意外的话可以再做至少25年大法官。她本人意识形态色彩较淡，在奥巴马看来能有助于弥合左右两派的分歧，从而改变许多案件的判决结果。自由派在最高法院的弱势（这是《九人》中作者最担忧的）也能有所改观，桑斯坦在《走向极端》一书中研究发现，把自由派法官放在一个小组时，他们会变得更加自由化。这种潜在影响将在医改法案、金融改革法案、气候问题等方面的变革上有利于奥巴马新政。美国的社会和政治争论最终都会演变为法律诉讼（例如医保法案刚生效，有13个州的总检察长就向联邦地方法院提起违宪审查诉讼），奥巴马也是学法律出身，对此自是了然于胸。
所有这些，都证明这些圣杯守护者的位置是多么关键，而围绕着的则是各种力量的激烈竞逐。但美国精神还有最后一点令人钦佩的关键之处：即不管人们如何持有何种不同立场，对于最高法院判决结果，双方都会表示接受。在2004年总统选举的布什诉戈尔案判决后，戈尔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告诉自己的首席发言人：“请确保我方无人批评最高法院。”这就使对立双方得以避免重大宪政危机。要是像巴基斯坦和泰国那样，民众丧失对司法判决的信任，认为判决只是政治家的橡皮图章、是政治决定，那么就会演变为持久的政治冲突。正是民众对司法的信任，与这些圣杯守护者一起，使美国内部在争论的同时，仍维持着统一的认同，而这本身也是“合众国”最重要的价值观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