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2日，鸠山由纪夫首相辞职所引发的政坛地震，其烈度显然不足以引发政坛重新洗牌，也基本上未动摇民主党的江山。结果，众院不解散、不延长，民主党内部迅速“调整”，很快选出以原副首相兼财务相菅直人为党代表的新的执政党领导体制。6月8日，菅将组成新内阁，从而正式成为日本第94任首相。这是民主党执政以来，甚至是民主党做大以来最重要的一次权力重构。至少从形式上，以“小（泽）鸠（山）”的双辞为标志，民主党将终结为国民和舆论诟病不已的党与行政的双重权力构造，迎来党政一体化的“菅”时代。但毕竟面临即将于7月11日举行的参院选举，为确保民主党在参院的执牛耳地位不动摇，此番组阁多少体现出菅的“维稳”优先的良苦用心：原鸠山内阁11名阁僚留任，新入阁者仅限于消费者少子化担当相的华裔（台湾）女性参议员莲舫等几人。
菅直人出身于普通工薪阶层，在世袭如云的日本政界，是草根的代表，风格清新。其至今赁屋而居的安贫乐道的生活方式，在日本社会日益“下流”化、贫富差距扩大的今天，被媒体广为报道，传为美谈。而其早年参与市民运动，跻身政界后，历经社会民主联合、先驱新党等政治势力，后成为民主党实力派领袖之一的经历，更说明其与奉行所谓“政治是票数，票数是力量，力量是金钱”的“厚黑政治学”，从旧自民党田中派到竹下派，直到继承其衣钵的民主党小泽派的谱系是完全绝缘的“清流”，被认为有助于与过去的政治玩法“诀别”，重建“清洁政治”。这不仅是国民的期冀，从菅自己过去的政治履历中，亦可找出可支撑此判断的相应的数据、业绩：譬如上世纪80年代，他在围绕土地问题的斗争中崭露头角，被看成是市民派的“政策通”；1996年1月，村山（富市）内阁辞职后，菅入阁桥本（龙太郎）第一次内阁，出任厚生大臣，出面应对了彼时的“药害艾滋事件”，挑战了“厚生族”官僚的既得利益，为受害者主持了公道。如此作为，在尚处于“1955年体制”后期的自民党一统天下的时代，被看作是“异类”。
但众所周知，今天日本最吃紧的课题是景气恢复和财政重建。这个资源匮乏的国家，何以在深度卷入世界金融危机、扛了40余年的世界第二经济大国的看板即将让位与中国、在经济持续萧条的情况下又遭遇人口老龄化的发展瓶颈的时期，恢复竞争力，重建社会的自信，是民主党政权务须优先考虑的课题。鉴于此前鸠山内阁的失策，菅内阁打出的口号是“第三条道路”，用菅直人自己的话说，则是“最小不幸社会”。而要想实现不幸人群最小化的理想，既不能像过去自民党政权那样依赖公共事业投资，也不能过度优先规制放缓和市场竞争，而是要以社会保障为基轴，一方面重视、强调政府的作用，同时大力养成、促进医疗护理、环境能源等契合日本社会发展模式的产业的发育，扩大雇佣规模。此所谓“菅流”的“第三条道路”，本质上接近凯恩斯主义（所谓“第二次凯恩斯革命”），被《日经新闻》等日媒评价为“菅主义经济”（K ansianEconom ics）。此方对症与否及能否药到病除，还有赖于菅的政策魄力。
在财政问题上，事实证明，民主党当初以夺取政权为第一考量的“贴补型”财政（如儿童补贴等）已捉襟见肘，离“触底”不远。不仅是国民和舆论，欧元危机以来，日本在发达国家中堪称倒数第一的赤字财政问题，已引发以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 ECD ）国家为代表的国际社会的密切关注与焦虑，财政重建实属当务之急。值得注意的是，菅直人作为前财务相，在增税问题上一向持现实立场，面向即将全面铺开的参院选战，围绕将现行5%的消费税上调至10%的问题的政策检讨很有可能浮出水面。21年前，大藏相出身的前首相桥本龙太郎将消费税率从3%上调至5%；21年后的今天，同为财务相（即过去的大藏相）出身的菅首相是否胆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出此决定性的一手牌，是对其胆识和政策执行力的考验。
在外交领域，菅内阁的担子不轻，其中主要是修复因普天间基地问题而变得“僵硬化”的日美关系，这也是鸠山被扳倒的原因之一。对此，小泽的退场，不失为一个有利因素。但除此之外，几乎所有“函数”都未改变。这种情况下，能否创造条件，破解此难解的“方程式”，不仅是菅本人，也是整个民主党政权的试炼。
与日美关系相比，被认为相对容易“搞定”的是中日关系问题。菅作为“左翼”活动家出身的政治家，长期以来相当重视中日关系，在中国的官民两界，均深耕多年，有不薄的人脉。尤其难能可贵的是，其上台伊始，便大胆任命华裔阁僚（莲舫），起用资深“知华派”民间人士（伊藤忠公司前会长丹羽宇一郎）出任驻华大使，上台第四天便启程访华，凡此种种，都应视为日方释放出的推动两国关系的善意信号。对此，中方理应在作出积极评价的同时，“接招”并有所回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