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后，在检讨战争责任问题的时候，尤其是把德日两国加以对比，试图以德国对战争反省和赔偿的彻底来质疑、批判日本在历史问题上的“首鼠两端”之暧昧属性的时候，常常遭遇一种认识分歧。尴尬的是，这种认识分歧往往并不仅仅来自日国内那些持右翼保守立场的所谓“自由史观”论者，相当多的主流知识社会的分子，甚至一些对华“友好人士”也概莫能外。譬如，在谈论从九一八事变到七七事变、从全面侵华到太平洋战争，何以会产生如此步步升级的战争政策的时候，认为日本并不存在一个像希特勒那样的政治独裁者；在谈论南京大屠杀的时候，认为日本并不是像德国屠杀犹太人那样，存在一个庞大的有预谋、有组织、有步骤的种族灭绝计划，等等。而当你发现，有时这种“认识分歧”，并不能完全尽归之于旨在把战争历史合理化的“诡辩”；或者假如悉数以“诡辩”一言以蔽之，将遮蔽某些政治构造上的节点，反而不利于复原历史真相，剖析战争历史成因的话，那么，重新检讨历史研究的视角问题便是至关重要的。
可以说，旅日作家俞天任的新著《有一类战犯叫参谋》（以下简称“俞著”）便是这样的一种学术尝试。而这种尝试，则始于他的一个发现：在战后由美国主导的对日战争犯罪的审判（即东京审判）中，被正式起诉的甲级战犯共有28名。其中，被判处绞刑者有7名。28名中的2/3，7名中除广田弘毅（曾任战时文官首相）外的其他6名，为“超甲”的一群。这群人的共同特征，都是参谋出身——此乃基于对横向“面”的考察；除此之外，还有对纵向“线”的考察：从皇姑屯事件、九一八事变，到一二八事变、七七事变、张鼓峰事件、诺门罕事件……一直到太平洋战争中的诸多战役，“处处是皇军参谋们忙碌的身影：不是无端生事，就是假传军令、扣押情报”。而所有这一长串的战争祸水中，始作俑者是皇姑屯事件：以高级参谋河本大作为首的几名关东军少壮军人，在沈阳郊外的皇姑屯安置炸弹，炸死了安国军大元帅张作霖。此事件为典型的军人暴走，“下克上”行动，所谓“将在外军令有所不受”，不仅没有一个人受到军法惩处，就结果而言，从议会政府到天皇等于是“追认”了关东军行动的“合法性”。
皇姑屯的浓烟尚未尽散，另两位关东军高级参谋石原莞尔和板垣征四郎又如法炮制，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兵不血刃便取得了“满洲”，从而确保了日本的“生命线”。“满洲事变”（日对九一八事变的称呼）的成果，直接造就了日本现代史上数一数二的战略家石原莞尔（时任关东军作战主任参谋，军衔为中佐）的崛起，其“最终战争论”也为后来的“大东亚战争”（日对太平洋战争的称呼）奠定了理论基础。从皇姑屯事件和九一八事变中尝到了“甜头”，出征前线的陆军参谋出身的少壮军人们奋起效颦——议会政府完全被军部绑架。正是这位雄才大略世所罕见的石原莞尔，虽然在“九一八”前后是激进派，但后来却是主张日本保有“满洲”、宜适可而止的“战争不扩大派”。1936年“绥远事变”爆发之际，时已升任参谋本部战争指导课课长的石原大佐飞赴现场试图说服阻止，被武藤章（“绥远事变”的黑手、后甲级战犯）奚落道：“我们只不过是在重复石原前辈在满洲干过的事情，有什么不对的吗？”
正是从上述横向“面”和纵向“线”的交叉中，俞天任发现了日本战争政策决定机制中的一个秘密：参谋。“在日本，说一个人喜欢犯上、自作主张，就说他是‘关东军’；说一个人狂妄、自以为是而又昏招迭出，就说他是‘大本营参谋’。参谋，尤其是‘大本营参谋’，是邪恶、不可理喻的化身”；“跟通常理解的‘幕僚’或‘军师’不同，旧日本陆军的参谋是一种荣誉资格，是‘精英’，他们不但出谋划策，还直接指挥战争。中国人常说的‘日本军国主义’，实质就是军队挟持了政府，而挟持政府的，却是参谋。”应该注意的是，此参谋非彼参谋：日文语境中的“参谋”，有别于中文中作为“幕僚”、“策士”、“谋臣”的参谋。
对日本陆军参谋们的倒行逆施，活跃于从中日全面战争前夕到抗战前期的民国“知日派”高宗武也有所体察。在新近于大陆出版的《高宗武回忆录》中，高曾写过一个故事：1938年在上海，彼时只是大佐军衔的陆军军务课课长影佐祯昭对他说，“近卫公爵不久就要辞去首相，我们正在草拟下届内阁的名单。”“他给我看一个名单，后来那些名字果然组成了接任近卫的内阁。到那时我才真正知道课长权力之大。影佐也告诉我在那个时候，他作为课长的意见，必须为军务局接受，而陆军省正副首长也必须接受，意味着内阁也必须接受。” (1)
那么，这究竟是怎样的一种魔鬼权力构造呢？俞著指出，问题其实就出在军政和军令的二元化上。由于东京审判是美国主导的，对日本文化及战争指挥系统的运作缺乏了解，致使被指名为甲级战犯的战争罪犯都集中在军政系统，也就是陆军省和海军省，而二元化系统下日军另一个系统——军令系统，即大本营的参谋本部和军令总部，则根本没有受到追究(2)。 而二元构造的根子，则源自“统帅权独立”。
战前的《大日本帝国宪法》规定，对军队的“统帅权独立”，越过内阁，直属天皇。名义上，天皇通过独立于陆军省的参谋本部执掌军队，参谋本部直接对天皇负责——直达天听。而参谋本部的首任参谋总长，就是被称为日本军国主义祖师爷、战前担任过两届首相的山县有朋。除此之外，军部大臣（即陆、海军大臣）须由现役军人出任的规定客观上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有了这两种法律装置，内阁对军部便只能惟命是从。“根据这个机制，如果文官领袖制定的政策不为军事领袖所喜的话，陆军大臣或海军大臣提出辞呈，以没人接受空出的职位来强迫内阁总辞，直至新内阁提出的政策被军方批准后，新的内阁才能组成。”(3) 至此，议会政府已成摆设，且动辄得咎，连基于英美压力和对现实国力考量的裁军动议，都被指为“统帅权干犯”，乃至浜口雄幸首相遇刺身亡。1938年3月，另一名陆军参谋出身的佐藤贤了在国会为《国家总动员法》作证，遭议员们的激烈质问。这位当时仅“官”拜陆军省军务局军务课国内班少佐班长的参谋不堪雄辩，恼羞成怒，居然对着议员大吼：“给我住嘴！”——此乃史上著名的“住嘴事件”的由来。可见面对强横的军部，议会政府是何等弱势。
坦率地说，如此发现，其实也不单是俞著的学术贡献。战后长期以来，日本主流学界和媒体，一直致力于从制度、文化层面探求、检讨和揭示战争的发生机制问题，并取得了引人瞩目的成果。战后60余年和平发展的成就，以“和平宪法”为柱石的民主主义建设，象征天皇制、自卫队国家化等国家基本政治制度的生根，应该说已经堵死了战前的那种通往战争的道路。但由于种种原因，特别是日本社会的封闭性，这种知识社会的学术反思成果始终难以“越境”，对我国学界、媒体的“辐射效应”则更加有限，至少在公共话语圈，认知度近乎为零。
在这种情况下，俞著从一个独特的视角，爬梳东洋百年战争史，描绘了一群昔日皇军陆海军参谋出身的精英少壮军人，如何以“下克上”、先斩后奏为看家秘笈，玩弄“统帅权独立”的宪法漏洞及军政、军令的二元构造于股掌之上，在分不清是个人野心还是国家战略野心的驱动下，开足马力，暴走于战争之路，在绑架政府和国民的同时，也走向自我毁灭的过程。更难能可贵的是，作者以近乎说书人的去学术化的形式，娓娓道来，时叙时议，生动诙谐。这种寓历史于“话本”之中的尝试，无疑缩短了学术进入公共领域的距离，不失为一种高效的学术再生产。
《有一类战犯叫参谋》：俞天任 著，语文出版社，2009年11月第1版
(1) 高宗武：《高宗武回忆录》（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9年1月第1版），第108页。
(2) 俞天任：《有一类战犯叫参谋》（语文出版社，2009年第1版），第2页。
(3) 高宗武：《高宗武回忆录》（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9年1月第1版），第10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