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大利亞）嘉蔚
在我从今日寄到的《大洋时报》上读到齐家贞《红狗就是我，我就是红狗》一文的半小时前，我刚刚在读《匈牙利悲剧》。这本书是群众出版社于1982年“内部发行”的。20多年前我刚买来就读过。今天找出来重读，是因为昨天半夜从SBS电视看到了后半部纳吉。伊姆雷的传记电影。电影被我看到时，纳吉已在狱中。由于我对1956年的历史记忆犹新，因此马上知道那个囚犯是谁。演员长得象，演得好。没有任何煽情，几乎是冷酷地纪实。从囚禁的日夜，到审判，到绞索套上脖子，眼镜从垂死的手中跌落到水泥地上，然后是六个刽子手把尸体钉进薄板棺材，埋进狱中院子里，十二只脚把泥踩实。时空跃过三十年。人们从地下挖掘这位为民族殉难的英雄。一双几乎变成雕塑的皮鞋，连着四根腿骨……。我在网上查过纳吉。伊姆雷的词条。匈牙利人为他们殉职的领袖做了一座人情味十足的雕像。铜像是穿风衣带礼帽的纳吉，靠在一座木桥的栏杆上。他永远不会高耸在人群之上，任何一位心存感激的后人都可以走过去轻拍他的肩膀。
纳吉是一个老派的人，留着1950年代少见的大八字胡子。那把胡子很象李大钊的胡子。李大钊比纳吉早31年，也是在一座现代化的绞刑架上被勒死了。李大钊与纳吉一样，是一位共产党人。李大钊在为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奋斗过程中，被反共的敌人绞死了。纳吉在无产阶级专政建立之后，被无产阶级专政绞死了。
纳吉为什么会死？我在齐家贞的启发下，想到一个模仿她版权的词，叫作“非正常思维”。纳吉曾企图让非正常活着的匈牙利人换一个活法，换成比较正常地活着。但是他的这种正常的思维在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解释里被确认为是大逆不道的叛国罪行，因此由执掌专政机器的只会“非正常思维”的同志们送上了绞架。
毛泽东比苏联老大哥或者匈牙利小兄弟们多读了两千年的古书。他不会把他的同志们送上绞架。“刀下留人”，“一个不杀”，“赔我一个王实味！”为什么？“留作反面教员”。也就是说，不让你好死，也不让你好活。再借用齐家贞的版权，叫作“让你非正常地活着”，活得猪狗不如，活得生不如死。
谢天谢地！达尔文的进化论一直有实证。纳吉被绞死了31年之后，在1989年6月，他的人民为他举行了隆重的国葬。同一个月里，匈牙利的悲剧竟再度上演，只是布达佩斯的布景换成了天朝首都。剧本却几乎是照搬。不过后来的结尾有所变动。这一次处在纳吉位置的另一位共产党人不必上绞刑架了，甚至还可以在服刑（无期徒刑，但美其名曰软禁）期间打打高尔夫球。只是必须：
“非正常活着”。
中国人是否也要再等31年呢？
这就是要“粉碎那旧世界的锁链”的那个党的历史。布莱希特写道：“一个共产党人的钢盔上弹痕累累，有些是他的敌人打的。”精辟至极的黑色幽默。
《匈牙利悲剧》这本书的作者山道尔。科帕奇同时有三个身份：抵抗纳粹的共产党游击队员；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的警察局局长，内务部上校；匈牙利事件中的起义者与纳吉的战友。以他的第二个身份，他可能被起义者杀死；以他的第三个身份，他本已内定要与纳吉一同绞死；而他的第一个身份（他的父亲是游击队领导人）救了他的命。苏联人同意将死刑改判无期。
科帕奇记述了他在此后七年的牢狱生活以及于1963年“大赦”出狱之后直至1978年获准赴加拿大的另外15年“非正常活着”的日子。期间的故事不说也罢，每一个有无产阶级专政下生活经历的读者均可以想象到。
后来呢？他的生活正常了吗？
他后来的生活，每一个有澳大利亚生活经历的读者也均可以想象到。而且他有不离不弃的妻子（他入狱时只有30出头），有女儿以及女儿的女儿。但是直到他写书时，“我大约每隔两周梦见一次绞刑架。”而出国之前的二十年里，他“几乎每夜都梦见自己被处决。”“到加拿大后，我的发病时间的间隔变长了。”
那么那些把自己的同志送上绞刑架的人们，后来活得正常一些没有呢？
科帕奇回忆起他在匈牙利最后的那些日子里，当年要求判纳吉和他以死刑的那位检察官（电影里也有这个角色）托朋友捎话要见科帕奇一面。科帕奇同意了。
已成为老人的前检察官向科帕奇：
“山道尔，你能原谅我吗？”
“您以谁的名义来请我原谅？”
“以我所否定的、以你所否定的、也就是我们的主和救星耶苏基督的名义。”
科帕奇说，当然会原谅，但又问道，他怎样同那些已不再活在我们之中以及不能再宽恕他的人互相谅解呢？
那位前总检察长盯着黑暗的窗外，“这是我的罪过。”他小声说。
八天之后，他独自去到一座湖畔小茅屋，死在一把躺椅里。尸体三天后才被人发现。
希望齐家贞原谅，我讲了半天都是在讲那些属于给她和她一家带来灾难的那个阵营里的“同志们”的故事。
不过如果说创造了，并掌握着或曾经掌握过“无产阶级专政”（So called）权柄的那一大群人自己都不能正常地活着，象齐家贞这样的小小老百姓们能指望过上正常生活吗？
更何况我们的伟大导师还曾努力要用他老人家一个人的思想来统一十亿中国人的思想，要“灵魂深处爆发革命”。
什么是地狱？无处可躲，无路可逃，无门可出，这便是地狱。它的入口处金碧辉煌，上书“共产主义天堂”。
2010年5月17日记于听雨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