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节期间，新疆大学法学院院长秦鹏教授写信给我，说为纪念新大法学院复办三十周年，他们要出版一本纪念文集，并希望我能够为这本书写个序言。这是一个很大的荣誉，我自忖没有资格，推辞再三，但他说因为我已经在石河子大学支教一年了，对于新疆的法学研究以及法律教育的观察有一种局外与局内两个视角兼具的优势，理应有一些独特的观感。拗不过我的这位老同学，只好勉力为之，写一点粗浅的意见。
新疆属于边陲，许多人往往把地理的边缘想当然地视为文化的边缘。不过，新疆却是一个独特的所在。不久前我粗读了美国著名中亚史学家米华健的《欧亚细亚的十字路口：新疆史》（James A. Millward， Eurasian： A History of Xinjiang，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7），感触良多。作者把新疆视为连接欧亚多种文明（汉、印度、希腊、佛、伊斯兰、基督、西方、俄罗斯以及社会主义等等）的枢纽地带。我们都知道，一种文明的生命活力来自于异质文化之间的交流；长久地自我封闭适足窒息一个民族的创造力和想象力。所以，从文明的角度说，新疆正因为地处各种文明的边缘交错之处，反而成为一个中心区域，是交会融合的兴奋点，是文化创造的梦工厂，是文明再造的实验区。从斯坦因文物里，我们看得到印度与希腊风格并存的神像。维吾尔语里有许多来自俄语和汉语的“外来词”，同时，此间汉族人的话语里又有为数甚伙的维语音译词（如“巴扎”、“巴郎”、“皮牙子”等）。建筑、绘画、饮食等都存在着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情形。
我到这里支教后，一直留意阅读有关近代西方在新疆传播基督教的有关资料。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在南疆这一伊斯兰教信仰最坚定的区域，一些西方尤其是瑞典传教士作出了艰苦卓绝的努力，几乎可以说是费尽移山心力，不过在说服人们皈依基督教方面却所获无几。说起来，瑞典人之所以如此热心在南疆传教，或许跟一个后来证明为虚假的说法有关。1710年，法国东方学家克鲁瓦（Petis de la Croix）在《成吉思大汗的历史》一书中提到，马克·波罗曾游历喀什噶尔，同时又加上一句令人惊诧的话：“瑞典人正是来源于这座城市。”按照瑞典当代著名突厥学家贡纳尔·雅林（Gunnar Jarring）的考证，这种说法的始作俑者乃是瑞典博学多闻的旅行家斯巴温菲尔德（Johan G. Sparwenfield）。虽然后来严肃的学术研究证伪了这种说法，但它还是激发了不少瑞典人对喀什和新疆的浓厚兴趣。瑞典建立了喀什噶尔传教团，传教士们传教之余，又建医院、学校、印刷所，进行世俗性质的慈善事业和文化传播。那位在喀什传教三十多年的豪格伯格（Lars Erik H？gberg）用熟练维语布道之外，又兼做医生、木匠和设计师。著名的英国驻喀什总领事馆就是他的杰作。这座俗称“秦尼巴克”或“中国花园”的建筑体现了多种风格的交融，一些高级建筑装修材料直接从瑞典采购，据称那或许是新疆与瑞典之间的第一单贸易。
毋庸讳言，文化的交会不总是在亲切友好的气氛中进行，也伴随着冲突，甚至是战争、杀戮、毁灭及其遗留下的隔阂和仇恨。新疆的历史存在着不少断裂，中亚史专家在试图描述十八世纪之前的历史细节时，常常坦白地承认，难以获得足够的材料，如同拼图游戏，缺失很多，不少画面只好付诸阙如。这当然跟此地战事频仍、兵连祸结的经历有关。古罗马有法谚谓“枪炮作响法无声”（Inter arma silent leges）；的确，战乱对法治事业造成的是最严重的伤害。政治格局的不稳定导致良好的法律秩序不易形成，而没有良好的法律秩序则很难孕育发达的法学。在这片辽阔的土地上，我们可以看得到不同族群在器物、语言和观念层面上有很多融合，但是，在法律制度领域却进展不大，成果微薄，原因大抵在此。
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可以重新审视新疆大学法学院的成就和未来使命。在过去的三十年里，新大法学院为新疆的法律教育和法治建设作出了巨大贡献。不只是在新疆，还有许多毕业生活跃在其他地方甚至海外，将法学院和新大的影响扩展到更广阔的空间。在新疆各高校中，新大的法学教育历史最久，规模最大，而且师生的族群多样性是其重要特色。毫无疑问，这些特点都使得新大法学院具有一种独特的优势，即最有条件在这个多元文化重叠的区域探索法律文化融合与创新的途径。不只是一般意义上的法学研究，也不只是对于伊斯兰法或习惯法的探讨，而是在坚实的历史和实证研究的基础上，寻求体制、原则以及规范的重整与再造。
古人说“三十年为一世”。就高等教育而言，三十年属于相对短暂的时光。不过，在短短的一世时间里，新大法学院所取得的成就令人对于她的前景有更美好的期待。我愿意在这里表达自己衷心的祝福：新大法学亚克西！
2010年3月26日
时支教于石河子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