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28日，中国著名异议人士刘贤斌被遂宁公安局以“涉嫌颠覆国家政权罪”刑事拘留，刘贤斌的被抓引起中国异议、维权界的反弹，国内“刘贤斌公民关注团”迅速成立，短时间内几百名公民签名要求中国政府释放刘贤斌，与刘贤斌同为“八九一代”的学生领袖王丹发起连署《关于刘贤斌被捕的声明》，为此，《参与》记者采访了王丹先生。
记者：王丹先生，你好，你和刘贤斌先生在上世纪九十年代曾共同签署《汲取血的教训，推进民主与法治进程》等呼吁书，可否请您谈一下你们当时的交往情况？
王丹：我于1993年第一次坐牢出来后不久，贤斌也从监狱里出来，感觉经历、思路比较接近，他的性格也很容易交往，于是我们就有了比较多的联系，后来，联系就很密切了，在六四之后一片肃杀的严酷的政治气氛中，我们感到中国的民主事业不能靠等，要一点一滴地做事积累，于是，我们尝试与各地朋友开始联系，加强交流与沟通，并开始就一些社会和政治问题公开发言，直到《汲取血的教训，推进民主与法治进程》发布，我被第二次投进监狱，我和刘贤斌等朋友在一起有很好的合作，这也加深了我们作为“八九一代”学子的情感联系。
记者：你怎样评价刘贤斌的性格？
王丹：贤斌是个很踏实的人，并不浮华多言，他有很好的团队意识，为人谦和，正直勇敢，不避风险，无论政治品格还是个人品质，都是很难得的。
记者：1996年10月，你被判有期徒刑11年，1998年被迫流亡海外，不久之后，刘贤斌被第二次投入监狱，这可以说是“八九一代”学生领袖两种比较典型的命运，你对刘贤斌个人所走的道路有何看法？
王丹：八九民运使刘贤斌形成了自己的政治信念，那就是自由、民主，从此之后，他一天也没有放弃自己的信念和理想，同时，政治监控和迫害也一天都没有离开过他，刘贤斌是“八九一代”中最勇敢的朋友之一，为此，他承受了很多：1999年再次被逮捕的时候，他的女儿只有两岁；他的母亲病逝时，他仍在服刑，最后也没能看上母亲一样；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尽管他被判13年有期徒刑（实际服刑九年四个月），但他的妻子陈明先一直顽强地支撑着家庭，独自带大孩子，对刘贤斌不离不弃，可以说，为了这一信念而付出的不仅仅是刘贤斌本人。走上这条追求民主的异议道路后，刘贤斌失去了正常的生活，这一点也是很多八九一代朋友的共同的伤痛，我为刘贤斌不能有正常的生活而难过，但我对他的这种顽强坚持充满了钦佩与敬重，他是令“八九一代”引以为豪的兄弟。
记者：刘贤斌在2008年出狱后很快便投入维权活动，这次被刑拘，可能也与他在剥夺政治权利期间多次参加维权活动有关，你认为中国政府对他的刑拘在法律上站得住脚吗？
王丹：贤斌这次被抓的理由是“涉嫌颠覆国家政权罪”，这表明当局可能将以他发表的文章为由进行审判，我认为警方抓捕他的考量是综合性的，尽管警方多次就他公开发表文章对他提出警告，但这应该不是唯一原因。但我要说的是，无论发表文章还是参与维权活动，都是宪法予以保障的公民权利，而中国法律对于“剥夺政治权利”这一概念并无明确解释，无论如何，言论自由和维护人权并不属于政治，而是所有人都应享受的权利，因此，当局对贤斌的抓捕是完全站不住脚的。这是典型的政治迫害。
记者：你对刘贤斌被刑拘后可能面对的审判有何评估？
王丹：传讯的当天被刑拘，而且警方对贤斌进行抄家，并威胁恐吓他13岁的女儿，从这些信息来看，贤斌面对的前景不乐观，不过，我希望中国政府意识到，抓捕刘贤斌并不能阻止中国民间方兴未艾的民间维权运动，而且，这种粗暴蛮横的政治迫害可能进一步刺激民间对政府的不满，正如我们在《关于刘贤斌被捕的声明》中所说：“最近一段时间以来，当局在镇压维权运动，以及控制舆论方面，加大了力度。刘贤斌的被捕就是新的发展。这样的发展不仅不利于社会的稳定，反而会制造更多的冲突。”中国目前的社会矛盾冲突事件越来越频繁地发生，其根源是市场经济、公民社会的发育和陈旧政治体制之间的错位关系造成的，抓捕刘贤斌丝毫无助于解决这些问题，恰恰相反，中国社会的和转型需要刘贤斌这样的民间人士的参与，我希望中国政府尽快释放刘贤斌，否则肯定会作为一个重要指标，导致官民矛盾的进一步深化。
记者：在刘贤斌被抓之后，很多人权、民运人士站出来对中国政府的做法表示抗议，你认为这一抗议会有效地促使中国政府放人吗？
王丹：根据中国政府一贯不接受外界批评和建议的特点，我不敢抱有过于乐观的期望，但我仍希望事情会有转机。无论如何，我会持续为刘贤斌呼吁，相信也会有更多的人关注、声援刘贤斌。刘贤斌为促使中国走向民主化，二十年来付出了巨大牺牲，是中国良心犯的代表之一，尤其是他刚刚出狱不到两年，当局将这样一个多年遭受迫害的“六四”学生、坚定的民主人士再次投入监狱，并且不顾道德底线地迫害他的妻子和儿女，无论如何是不可容忍的。如果我们不尽力救援贤斌，那么，中国政府下一步对人权活动者的打压可能会更趋严酷。作为“八九一代”的兄弟，我觉得自己义不容辞，我相信这也是很多人的看法。对于刘贤斌的这次被抓，我们不能沉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