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国标 编译
3、通过工作小组（自选和随机两种）和非正式讨论（咖啡间歇和工 作餐会）进行比较。先把5个专家小组成员分派到5个不同的工作室，然后让课程参加者根据该专家所代表的思想流派，自主选择到他们最喜欢、感到最舒服的专家那里去结成工作小组（他们被告知，“随自己的心意”选择他们想要加入的工作组）。这便是自选工作小组。每小组为每次会议选出组长和秘书各一名，一位学术顾问始终在现场指导。每个小组要用沟通的反应模式讨论国家的一个核心问题和不同的观点，然后提出一个或数个（他们愿提多少就可提多少）解决方案。组长指挥大家互动，至于秘书是否做备忘记录，如果做，是否要把所做备忘录分发给其他参加者小组，每个小组可自行决定。自选小组的目的是为参加者提供一个他们自己所属思想流派的“避难所”。脾胃大体相投的人聚在一起，是一个在比较安适的心理氛围中巩固他们自己的看法和解决方案的好时机。为了促进信任，自选小组是唯一不予录像的学术活动。甚至在即将产生一个解决方案的关键时刻，仍然鼓励大家使用沟通的反应模式，以便他们把支撑其观点的理据和原因彻底暴露出来。
自选小组的工作按既定程序完成之后，参加者被随机指派到5个工作组。换言之，他们被粗暴地从他们自选的舒服的工作组里带走，放在一个不同于他们自己的观点、充满心里挑战的工作组（工作环境）里。这便是随机小组。每个小组包括一个专家小组成员和一个学术顾问。参加者被邀请与该小组里的其他参加者分享他们在自选小组中提出的解决方案。这是一个斗争的过程，他们开始对不同的观点作比较，并在这些观点与所提出的方案之间建立关系。
两周的课程结束时，每个随机小组要提交一个或多个自己的解决方案（哪怕像当初会议厅中全体国家稳定策略研究课程参加者提出的方案一样多）。达成共识并不是一个被明确要求的目标，因而理论上讲，每个小组可以提出与其人数同样多的解决方案。然而，每个小组分得的演讲时间是绝对等量的。这样做，对于提出较少解决方案的小组是有利的，因为他们可以有较充裕的时间充分解说自己的道理和理由。换言之，为了有更多的演讲时间，为了把演讲做得更好，使各种质疑和意见得到充分反馈，始终保持时间压力（限制时间）是最可取的。
咖啡间歇继续讨论。这种非正式的讨论是受到鼓励的。很多时候，原先自选小组的参加者，此时会试图互相从对方那里非正式地了解在随机小组里发生的事情。
每个周三的晚9点至11点有一次工作餐会。第二阶段的主题发言人、专家组成员和来自权力5部门的15位课程参加者代表（每部门3人）受邀参加这个15-20人的工作餐会。课程参加者可以继续深化他们小组的讨论。下次小组会时，参加者要向其他人简要介绍餐会的讨论。参加餐会是轮流的，在第二阶段期间，每个课程参加者都有机会出席至少一次这样的餐会。
4、早早埋下伏笔的过渡机制。所谓过渡机制，即关于策略规划循环（策略分析、策略规划和策略实施）的专业知识讲座。自第二阶段的第二周开始，国家稳定策略研究课程即通过插入一周一次的策略规划循环系列讲座，渐渐开始为课程参加者进入第三阶段做准备。这些讲座由两个策略签约人主讲，意在将参加者慢慢导入策略分析和策略规划理论。一周一讲，便于吸收，直到第二阶段结束。这是一种基于个案研究的操练，课程参加者在第三阶段要运用这些策略循环理论。他们对在第二阶段学到的关于策略循环理论的基础的然而是不断增长的理解，是要被交叉运用于对5部门最优先问题的深度研究中去的，进而引发一个至关重要的结论：最优方案必须是整体的和全部的。这个结论为第三阶段奠定了观念基础。
十四、策略研究阶段的预期结果和达成手段
课程的第三阶段是策略研究阶段，旨在认识国家利益，共12周，预期产生如下结果：
1、信息方面，掌握个案研究的操作性的知识。
2、观点方面，认识到：我是可以与那些与我有着不同观点和利益的 人一起工作的，只要我能考虑他们的需要和危地马拉的需要；如果我具备了运用策略方案的能力，我也是能从这种政治制度中获益的；大多数解决方案都是追求他们自己的利益，而不是故意妨害我实现我的利益。
3、观念方面，懂得：控制或预料一切意外后果是不可能的；不同的 看法并不一定意味着不同的目标；为了得到那张“圆桌”，与其他部门携手工作是非常重要的；我不再拥有真理，我拥有的只是我自己版本的真理；短期的赢可能导致长期的输；清楚的游戏规则是我的最佳目标得以实现的至关重要的因素；凡有利益冲突的地方必有一个潜在的互利的解决办法。
4、心理状态方面，建立起功能性的信任。课程参加者带着被训育的 信任（基于对他人行为和观点背后的理由的理解）进入这个阶段，带着功能性的信任离开。所谓功能性的信任，是一个信念：相信我们能够利用其他参加者提供的信息，在使其他人的成本最小化的情况下，建构起使自己的最实际利益最优化成为可能的最好方案。
5、思维框架方面，零和框架被抛弃，国家利益框架取而代之。
达成上述结果的手段如下：
1、通过个案研究进行方法论的训练。共有三种个案研究训练。第一 种是中性的个案研究训练。来自同一国家的五个外国国民（一个主题发言人和四个小组成员）应邀提交一项有关他们自己国家层面问题的个案研究。该项研究旨在向课程参加者提供一个运用策略循环理论处理国家层面问题的实证性的事例。主题发言人提出一个问题，然后让参加者为该问题做策略分析和策略规划，最后提出针对此问题要实施的策略。专家组成员（代表社会不同部门的）就该方案在他们部门和他们国家产生的后果提出自己的看法。小组成员要按照沟通的反应模式发表自己的观点。
第二种是与危地马拉有关的个案问题研究训练。两个策略签约人提出一项针对危地马拉某问题的个案研究，这个问题要与5个最优部门问题的某个问题有关，但又不能太相似，不能让课程参加者一眼便识破它是伪装的一个最优部门问题。每个个案研究之后都有一个问答交流会。这样的过程要重复五次，每个最优先的部门问题都要有一个类似的“相关个案研究”。
最后是5个最优部门问题的个案研究训练。在问答会期间，策略签约人重点强调：如果策略分析阶段的前提和假设发生变化，结果将会有怎样相应的变化。到5个个案研究结束时，大多数参加者都晓得了策略循环这种研究方法的价值，并知道如何运用它。
2、通过田野旅行（实地考察）促进合作。在整体解决工作组训练的 后半期，安排两次周末田野旅行，借此充实训练期的讨论，加强彼此粘合（合作）。旅行目的地的选择，主要考虑要有利于访问尽可能多的国家五大核心问题所涉及的当地人。两次田野旅行期间，课程参加者会见地方政府，直接听取他们在自己辖区里如何因应处理与国家五大核心问题相关的问题。旅行中时常安排课程参加者会见曾经参与课程的专家组成员，这些成员又可帮助他们实现与地方官员的交流。
3、整体解决工作小组的方案演示。演示在会议大厅举行。每个小组 逐一走上讲台。小组发言人向按小组而坐的其他课程参加者演示他们的整体解决方案（一个或多个）。五个专家组成员也为他们提出的这些方案做记录。
演示之后是问答时间。其他参加者提出的问题已被记录下来并提交给演示组。演示组对每个问题有两分钟的回应。然后每个专家组成员向演示组提三个问题，要求回答。小组成员提问题的时间是3分钟，工作组回应的时间是2分钟。（设计这些问题的目的是为接下来要发生的专家批评打基础。）然后，演示组回到U形桌，按小组坐在一起，下一个工作组整组来到讲台，演示其整体解决方案。五个工作小组都要做这样的演示。
最后，专家组成员们走上讲台，每个专家以各自思想流派的观点作为批评的参考依据，对工作组提出的整体解决方案提出批评。要求专家把重点放在所提方案的未预料的结果上。这有助于参加者明白如下道理：负面的结果并不总是与害人的意图有牵连。这一洞见可以帮助减少猜疑。
4、投票表决最受欢迎的整体方案。课程的最后一天，确定最受欢迎 的整体解决方案。课程参加者按字母顺序就坐在会议厅，逐一投票表决所提出的最佳整体解决方案（未必是他们自己小组提出的方案）。每个参加者有一分钟的时间解释自己为何把票投给它。获票最多的整体解决方案被送到编辑委员会。
编委会由各组组长和秘书自动生成，被授权负责编辑票数最高的方 案，使之成为“国家稳定策略研究整体解决方案”的最终正式文本。编委会选出一个组长和秘书（不得来自“赢”组）。此时，课程的其他参加者自由了，可以胡乱走动放松一下，但是编委会正在那里工作的那间工作室的门是开着的，其他参加者可以自由进来，看看编辑过程是怎样的，并且欢迎他们在这最后关头做一点儿措辞游说。
编委会全体成员对措辞无异议时，该文本即被送到齐集在会议大厅的参加者面前，正式宣告国家稳定策略研究班整体解决方案出炉。随后送印。数日之后，课程参加者到这里彩排毕业典礼时，可以拿到它的拷贝。毕业典礼放在周五举行，是课程最后一次课之后的第八天。
课程结业典礼像就职典礼，是非常正式、庄重的一件事。危地马拉制度发展基金会创始成员、毕业生的亲属（每位毕业生可来两名家庭成员）和非常特殊的客人充满了会议大厅。新闻媒体第一次被允许进入国家稳定策略研究中心。继基金会主任委员会之后，课程参加者进入大厅，按字母顺序坐下，有四位例外，坐在双U形桌内圈的头两把椅子里。这四人向观众致辞，就参加此课程对他们自身和他们所代表的部门意味着什么提出证言。一份国家稳定策略研究课程整体解决方案的正式拷贝被送至危地马拉总统。稍后，参加者逐一被点名到专家组成员的讲台处接受主任委员会的祝贺，并被颁发证书和获赠国家稳定策略研究别针。然后，会议厅所有在场的人和每一位被引至接待厅的人同唱国歌。此时，在接待厅，创始成员们和客人们正等待着向所有参加课程的人表示祝贺。
国家稳定策略研究课程结出一枚意外之果。后来，国家稳定策略研究课程的毕业生结成了国家稳定策略研究毕业生学会。在1993年塞拉诺（Jorge Serrano）总统企图发动政变时，对于恢复危地马拉宪法秩序，该学会被公认为扮演了一个意义重大的角色。
（全文完）
跋语：转型就是转变观念
这篇危地马拉转型说明文只写到危地马拉国家稳定策略研究课程班结业。结业之后危地马拉的转型具体是怎么具体实施的，我上网搜索，中文系统里几乎没有发现任何信息。这篇25000汉字的文章，无疑是迄今为止介绍危地马拉和平转型的一份最丰富的资讯。
处理完毕这篇文稿，内心感慨良多，但千言万语归为一句话则是：所谓转型就是转变观念，或首先是转变观念。
1987年葛若马赫将军就任国防部长以前，危地马拉政府的国家安全信条是：1、对付国家安全的威胁（共产主义）可以采用非法手段；2、只有在军事上彻底战胜共产主义叛乱者这一条路。葛将军接任国防部长之后，国家安全观念变了，变成：1、要想国家持久和平稳定只能采用合法手段（不能不择手段）。2、在“国家利益”之下是可以与敌人和谈的。这是危地马拉转型的开始，它的实质是转变观念，而不是其他，比如，不是人事和制度的改变。
现在中国的国家安全信条就是1987年前的危地马拉国家安全信条：所谓维稳，所谓稳定压倒一切，就是不择手段，就是可以采取非法手段，就是自己不遵守自己的法律，就是用国保、国安、截访人员压碎他们。中国的国家安全信条何时才能达到1987年危地马拉国防部长葛若马赫将军的水平呢？
危地马拉转型的另一个核心问题是对持续30多年的内战的看法。过去，内战被大多数国民看成只不过是“属于”军队和游击队的一场战斗。葛将军要让全民都觉得这场战争是自己的。这仍然是观念的转变。
他们找到的通向达成广泛国家利益共识的三个障碍，即信任匮乏、沟通匮乏和零和心里，全是观念层面的，没有一个障碍是具体人或具体利益集团。这一点特别耐人寻味。如果在当下中国，我们找出的障碍很可能是某个具体人或具体集团，比如江泽民、胡锦涛、太子党、既得利益集团、毛派、极左或极右势力等等。
为什么他们找到的障碍是观念，而我们找到的可能是具体人或集团？这背后的根源是文化差异。危地马拉也属于基督教世界，凡基督教世界，人都是罪人，观念与人是分开的，人是被罪（撒旦魔鬼）挟持的，对罪应该恨恶，但对人要爱，要怜悯，要宽恕，赶走了撒旦，人还是好人。中国文化相反，罪与人不分，恨罪就恨人，恨那人的罪就侮辱那人的人格，摧残那人的身体。
他们采取的手段和借助的动力，比如让有信誉的专家提供纯信息，让不同的专家提供多样的观点，借以改变观念、重建心理信任，诸如此类，也都属于观念层面。
马克思主义对人类社会的一个基本解释是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确，石器时代的经济基础上不可能长出互联网时代的上层建筑，放眼人类长河，这个说法大体是不错的。但是具体到某一特定的历史时期，我们发现，实际上同一生产力砧木上，既可嫁接独裁，也可嫁接民主；既可嫁接观念甲，也可嫁接观念乙，甚至观念丙。1978年以前，中国的农村大地上只能长大集体的庄稼；1978年以后，这块土地上也可以长包产到户的庄稼。土地没变，土地的肥力没变，耕种收割的人和农具（生产力）没变，但生产关系变了，人的观念变了。
在富士康半年内13连跳的中国，在一月之内5起屠杀孩子案的当下，中国的太子党、既得利益集团、胡锦涛和江泽民们的脑袋砧木上还能嫁接别的什么观念呢？
2010-5-29 北大燕北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