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军阀政治(1916—1928)》，（美）齐锡生著，杨云若、萧延中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4月版，32.00元。 ● 延伸阅读 《军绅政权———近代中国的军阀时期》，陈志让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8月版，24.00元。
到底北洋军阀各派系的组织力量与强弱对比是由什么因素决定的？为何“皖系”、“直系”等派系名称与其成员省籍存在差异，但依然能保有政治效忠与地区观念？大多数人是自愿还是被迫加入军阀部队？武器水平、军事技术、后勤保障的发展如何改变军阀争霸的态势？
作为一本英文版完成于1976年、简体中文版初版于1991年的“旧”书，美国北卡罗来纳大学历史学教授齐锡生所著的《中国的军阀政治（1916—1928）》对上述问题的探讨与解释，如今看来依然思维严密、文笔活泼、毫不过时。最主要的原因，恐怕是因为齐教授期望能以宏观的观点而不是微观的方法，来研究对1916-1928年时期的中国政治全貌，“把研究的视野从个别的军阀政权内部与周围无联系的政治现象转移到研究他们之间的关系”。
因此，本书既不像如陶菊隐《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等作品由于过分注重通俗生动的细节而有可能陷入“杂乱且支离破碎”的野史、轶闻、掌故、趣话，也不至于盲从传统的史学描述范式而将军阀政治想当然地理解为拥兵自重、割据一方、祸国殃民的武夫集团。作者由军阀个体的特殊行为惯习出发，从关系、兵源、训练、武器、经济等诸多侧面加以角色分类和系统分析，以军事、政治、经济、文化、思想甚至社会心理等视角展开全方位的社会透视，力图把握政治生态演变背后的北洋式逻辑。
最能反映本书风貌的当是“军阀派系的构成”一章。作者将军阀之间的相互关系划分为个人关系的结合、自身利益的考虑与意识形态上的联系三类。作者注意到“家庭单位”与“血亲原则”等中国传统社会的重要特征对军阀政治深有影响，但又指出军阀派系行为的实际运作要更为复杂。例如，某时某地的权力分配与人事安排在表面上有可能违背了“任人唯亲”的惯习与传统，但深究之下，这样的行为恰恰是出于利益整合的需要，或者让军阀首领的家属能在被保证“良好的荣誉和经济待遇”的同时，可以不冒政治风险、不负实际责任。而军阀派系中“大元老”们荣誉与权力的分离，更可以说明简单化的“家庭类推法”难以全面概括军阀之间的政治关系。
作者还通过翻查北洋军阀三大派系中曾任师长、督军、镇守使等主要职位的人员档案，梳理出各派系的政治关系模型。从关系的复杂程度上说，直系最为复杂，皖系居次，奉系最为简单。有意思的是，恰恰是内部关系简单、类别单纯、专制程度高的奉系，在战争的实践中拥有最强的军事效率与组织力量。但拥有强化连接的多元关系与有利动员的多元地域直系和皖系，以及拥有新的组织原则和意识形态因素的国民党集团，也因其各自的特点而能与奉系对峙相持。
与我们主观感受不尽相同的是，在“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的变动年代，不稳定的直接上下级关系对加强政治结合的作用是极小的，更为重要也更具解释力的应当是包含在职位联系中的师生关系、恩人关系、同乡关系与同学关系等。袁世凯集团的武备学堂和保定军校、蒋介石集团的黄埔军校便是极佳的例子。在政治理念、道德甚至宗教方面的意识形态观念灌输，更是有可能提供某种“超传统”的凝聚力，阎锡山的晋军、冯玉祥的国民军、国民党的北伐部队，也为这一观点提供了明显的例证。
值得注意的是，对权力结构的分析，很容易走入循环论证的逻辑陷阱。因为任何小集团的权力授予与加强，显然都具有路径依赖和自我授权的倾向。军阀政治中表现出来的权力的小圈子化，隐隐包含着潜规则、血酬定律、隐权力等种种对中国传统政治的概括，其实质依然是关系网络按由里及外的亲疏差序分布镶嵌和渗透进正式权力系统和等级结构并谋利。军阀政治本来就是旧的封建政治瓦解、新的民主政治尚未完全建立起来时一种过渡形式，它既承继了中国传统政治的核心机制与基本精神，也无疑是分析与理解中国近代政治的关键———无论是对北洋军阀、国民党“新军阀”还是更为靠后的“新‘新军阀’”。“政治效忠的焦点是首领，而不是政治观念或政治制度”，在对军阀政治的这一分析中，我们何尝不能读出传统中国政治一以贯之的人治特征与权力逻辑？
当然，作为一本已有二十多年岁数的旧作，本书也存在不少有待进一步商榷之处。例如：书中套用以“民族—国家”为基本分析单位的国际政治理论与隐含对称性前提的比较历史学理论的方法，就像许田波教授用近现代欧洲的战争及国家形成来类比春秋战国时代一样，似有不妥。本书对中国军阀政治时期中“绅”与“民”这两个重要因素没有特别地展开，因此《军绅政权》的作者、加籍华裔历史学家陈志让教授也批评本书的分期方法“不能说明中国近代军—绅政权的形成，也不能解释它的衰落”。但在分析框架、研究格局、史料处理等方面，国内似乎至今仍未能出现堪与这一被收入“海外中国研究文库”的旧年作品相提并论的新著。因此，张鸣教授的新作《北洋裂变：军阀与五四》为何能得到相当关注与期望，也就不难解释了。
本书译者萧延中认为，作者既主张“军阀……具有政治运动员风格”故而不敢过于背信弃义，又认为军阀一般“具有理性和讲求实际的政策……最缺乏思想倾向性”，两种判断显然是自相矛盾的。但历史并非简洁明晰的模型样板，并非通顺无悖的逻辑结构。军阀政治中的关系定位、集体行动、联盟组织、个体行为，既可能是出于有所传承的身份认同、被共享的影响政治法统性的价值观，同时也有可能是识时务的功利之举；当中的种种不自知、不自发、非自觉、非自洽，恰恰是矛盾的时代、扭曲的环境、变形的历史取态的最佳映射。悲哀的是，这些反复无常、数姓家奴、朝梁暮晋、寡廉鲜耻，却无声无息地融入了近现代中国政治和中国革命的社会基因与整体逻辑。军阀政治离我们虽然久远，却未必遥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