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二月，香港晨钟书局出版了郭罗基先生的新作《新启蒙──历史的见证与省思》。郭罗基先生的文章，视角独特，文笔犀利，分析问题，细緻入微。批判是他唯一的武器，也是他鲜明的风格。这部着作，充分体现了他这个特点.用批判的格调写作启蒙的文章，是再恰当不过了。这是我近年来所看到的关於新启蒙这个主题的最尖锐、最有分量的着作之一。它明确指出，新启蒙有“两重含义三个层次”，为中国的新启蒙提供了一个简明扼要的纲领.这在学界还是第一次。我相信这对於新启蒙的进行，会有极大帮助。
思想启蒙是历史变革的先导
记得二○○九年“六四”二十周年前夕，我接受法国《费加罗报》书面採访，说过这样一段话：“现在关心国是的人们，都感到困惑。这倒不是因为不知道奋斗的目标。目标很清楚，那里灯火阑珊。问题是找不到通向目标的途径，脚下道路泥泞，荆棘丛生。以暴易暴，早已被证明是一条倒退而不是前进的道路。中共就是以此起家的。可是，别的语言，他们又不愿意听，也听不懂。十三亿人口的发展中大国，究竟如何转型，可以说是二十一世纪人类面临的最大挑战。”
郭罗基先生的这部着作，正是回答这个挑战的。他认为，关键就在“新启蒙”三个大字。中国要想从传统向现代转型，必须经历一场新启蒙，否则没有希望。征诸世界历史，这真正是抓住了社会转型的要害。欧洲各国，从中世纪向近代转型，经济的发展固然是最初的动因，转型的开始和完成，却一无例外地是在启蒙运动中实现的。启蒙运动扫除社会转型的意识形态障碍，冲击腐朽没落的社会制度，用理性的光芒开启人们的头脑，从而使人摆脱蒙昧主义和封建专制主义的统治。头脑的解放是先於社会转型的。用郭罗基先生的话说，“思想启蒙是历史变革的先导”。没有思想启蒙，人们不可能从中世纪的黑暗中走出来。
所谓启蒙运动，说到底，是以理性主义取代蒙昧主义.德国哲学家康德在《什么是启蒙运动？》一文中，对启蒙运动的这个本质作了非常精闢的概括：“启蒙运动就是人类脱离自己所加之於自己的不成熟状态，不成熟状态就是不经别人的引导，就对运用自己的理智无能为力。”他给启蒙运动提出的口号是：“要有勇气运用你自己的理智！”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旦把理性推上最高审判官的位置，一切事物包括神圣的和世俗的，都要在他面前接受审判而决定存亡去留，那时候，启蒙运动就算大功告成，往后再不需要也不会有启蒙运动了。所以，那些移民国家，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都没有发生过启蒙运动，因为那里的居民已经在欧洲经过启蒙运动的洗礼，他们是带着理性的头脑踏上这些土地的，蒙昧主义和专制主义，和他们格格不入。启蒙运动是蒙昧主义和专制主义的回声。凡是存在蒙昧主义和专制主义的地方，就需要并且迟早会发生启蒙运动。反过来说，凡是需要启蒙运动的地方，一定存在蒙昧主义和专制主义.
中国是一个亟待进行启蒙的国家。从二十世纪初“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启蒙的呼声从未停止过.然而，将近一个世纪过去，蒙昧主义和专制主义虽然几经换装，却依然故我。今天，关心中国命运的人们，包括中国人和外国人，不得不继续为启蒙奔走呼号。他们着书立说，探讨启蒙的历史，总结启蒙的经验，提出启蒙的任务。尽管路途艰辛而漫长，但决不退却.正如美国着名汉学家舒衡哲女士在《中国启蒙运动知识分子与五四遗产》一书“序言”中所说：“只要专制、官僚和教条主义的思想仍然盘踞在政治领导人和民众的脑袋中，启蒙运动必将在中国继续发展下去，无论路途是多么的曲折，代价是多么的高昂。”郭罗基先生说，“中国的现代化必须以新启蒙为前提”。又说，“中国的新启蒙需要追赶西方五百年的路程”，虽然不需要五百年，但“决不是短期的行为”。社会的变化，有时候快得令人眼花缭乱，转眼之间，便进入一个新境界。有时候又慢得令人心烦，新境界、新局面，千呼万唤不出来。因此，既要有紧迫感，也要有一路斗下去的思想准备：蒙昧不绝，启蒙不止。
重新启蒙和新的启蒙
在这部着作中，郭罗基先生不仅以一个历史家的身份，冷峻地考察中外启蒙运动的历史，研究它们的是非得失，而且直接以一个启蒙知识分子的姿态，规划中国新启蒙的目标和任务，满怀激情地投入斗争，其情其意，令人敬佩。
什么是“新启蒙”？他说：“中国二十一的新启蒙具有双重含义，即重新启蒙和新的启蒙。任务的提出，理由有二：第一，因为以往的启蒙不彻底，故需要进行重新启蒙；第二，因为老的蒙昧未去，新的蒙昧又来，故需要进行新的启蒙。”例如，以真理标准讨论为主题的思想解放运动，破除了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和“两个凡是”的蒙昧，邓小平却代之以对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反对自由化的蒙昧。消解了造神又着魔。新的启蒙固然是由於以往的启蒙不彻底而产生，但重複以往的启蒙已不能解决问题，必须针对新的蒙昧进行新的启蒙。
他从中国启蒙运动的历史考察中，论述了新启蒙的必然性和必要性。这里，我做一点补充，以为呼应。我认为，包括“五四新文化运动”、“延安整风运动”和七十年代末的“思想解放运动”在内的所谓“三次思想解放运动”，根本的缺点，是没有真正进入启蒙的主题.
“五四新文化运动”开始的时候，提倡白话文，主张文学革命、个性解放，高举民主和科学的旗帜，向“孔家店”和封建专制主义发起攻击，庶几接近启蒙运动的本意。但是，一九一七年以后，一些受俄国十月革命影响的激进知识分子，很快把运动拉向左转，用所谓“无产阶级民主”或“社会主义民主”代替“民主”，用马克思主义包办“科学”，从而阉割了民主和科学的真精神，扼杀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生机.郭罗基先生说，五四运动是不彻底的。的确是这样。五四运动的不彻底性，不仅表现在缺乏欧洲启蒙运动的深度，更表现在中途转向：把民主变成包含“专政”的“无产阶级民主”或“社会主义民主”，就意味着由民主主义转回到专制主义；把“科学”变成定於一尊严的马克思主义，把它奉为“唯一科学的世界观”，就意味着为扼杀思想自由的蒙昧主义洞开大门.这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悲哀，更是近百年来中国的悲哀。
在官方历史中，这种改变运动方向的做法，被说成五四运动的深化和发展，大加颂扬.被中共以托派对待的彭述之，说得更加振振有词，还编出了一套“理论”。一九三九年，他在《对於“新启蒙运动”的检讨》一文中，谈到当年五四运动的转向时写道，这“表示了我们的启蒙运动的一个巨大特点：我们的民主主义思想运动与社会主义思想运动中间的联系性和不断性。换句话说，即表示了中国的民主主义思想运动一达到某种程度时，即要产生社会主义的思想运动：由此便表示了中国未来的民主主义革命运动，一达到某种程度时，必然要直接转入社会主义革命的前途。”完全是一派托洛茨基“不断革命”的胡言乱语.但是，中共从未对此说过半个不字。这当然不奇怪。他们心里想的、手上干的，正是托派嘴里说的，怎么会有异议呢？一九五三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不到四年，新民主主义刚刚有点模样，就宣佈进入社会主义革命；接着，一九五八年，又要向共产主义过渡，这不就是彭述之所说的“联系性和不断性”吗？中国的事情坏就坏在这个“联系性和不断性”上。
上世纪七十年代未，胡耀邦发动和组织的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为论题、以批判“两个凡是”为目标的“思想解放运动”，曾经令包括郭罗基先生在内的我们这些亲历者热血沸腾，把它当作一次新的启蒙运动，好像民主和科学的春天到了。实际上，这场思想解放运动，虽然来势汹涌，声势浩大，却一开始就为官方提出的一个叫做“拨乱反正”的口号所限制和误导，因而注定不会有多大启蒙的意义.
“拨乱反正”，就是用从未严格界定过因而可以任意解释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取代已经在实践中暴露无遗因而再不能忽悠人的“毛泽东的思想”。所谓“毛泽东的思想”，是指导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中发佈的那些令天下大乱的“指示”和“决策”；其中有些简直是热昏的胡话，例如“八亿人民不斗行吗？”“拨乱”就是“拨”这个“乱”。“两个凡是”所坚持的就是这些“指示”和“决策”。推倒“两个凡是”即“拨乱”，是完全正确的。诚如郭罗基先生所说，对於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否定文化大革命，平反冤假错案，确立经济建设为中心，等等，起了相当大的作用。
但是，“反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反正”就是返回到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立场上来。用邓小平的话说，就叫坚持“完整准确的毛泽东思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场思想解放运动的不幸，在於夹在“拨乱”和“反正”之间，因而只能从某些特定的错误思想中解放出来，而没有也不可能触及这些错误思想所属的思想体系本身。“乱”和“正”，看起来不同，实际上同属一个思想体系。难道“文化大革命”只是“毛泽东的思想”的罪过，而不是毛泽东思想的罪过？没有毛泽东思想的长期统治，没有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及其相应的制度，怎么会有“文化大革命”；没有“文化大革命”，又哪来“毛泽东的思想”？可见，在启蒙的意义上，这场思想解放运动，是不到位、不合格的。它破除了表层的某些方面的蒙昧，却加强了深层的系统的蒙昧，推翻了“两个凡是”，又套上“四个凡是”。后来，当人们真正有所觉悟，开始对这个深层的蒙昧提出质疑的时候，“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大棒就挥舞过来了。“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既是对这场思想解放运动的反动，又是对这场思想解放运动的检验：喊了半天解放思想，到头来，还是不准思想自由。没有思想自由，怎么能解放思想？
至於“延安整风运动”，那不过是中共党内争夺领导权的一场残酷斗争，是毛泽东彻底剥夺以莫斯科代言人自居的王明的发言权，同时也整一下他的老上级周恩来，以确立自己在党内通天教主地位，这跟思想解放运动或启蒙运动完全不相干。倒不如说，这是一次思想禁锢运动，即在中共党内树立毛泽东绝对权威的运动，把党员的思想都统一到毛泽东思想上来，说形象一点，是一场使“红太阳升起”的运动。“红太阳”一升起，星星月亮都暗淡无光。事实上，正如整风运动的亲历者们、特别是那些知识分子党员所说的，经过整风，他们把原来仅有的一点锐气和独立性都消磨掉了，变得更谨小慎微，唯恐违反上峰旨意。这对於中共强化思想控制，加强组织性纪律性，增强战斗力，是有重大意义的，但要说对解放思想有什么意义，那只能说有负面意义.中共建政后，对全国人民实行严密的思想控制，正是延安整风运动的经验的延伸和发展。
把延安整风运动说成和五四运动一样，是一次思想解放运动，是在七十年代末那场“思想解放运动”的高潮中，为了给运动续道统，而刻意加冕的。第一个这样说的人，是宣传部原副部长、老资格的思想家和文艺理论家周扬先生。他后来因为主张恢复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和异化理论，惨遭胡乔木迫害，郁闷而终.
二○一○年六月七日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