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要感谢技术革命的一次次创新，让我们不仅进入了互联网时代，使得每一个人都和另一个人、这一个国家和另一个国家、这一种生活和另一种生活相距如此之近，还能越过屏蔽突破封锁去接近被当局刻意隐瞒的种种真相，从而也令每一桩官方侵害人权的恶行得以曝光在公众的视野之中。
让我们想象一下，假如没有“翻墙”的技术，我们怎么可能知道此时此刻就在离我们不远处正有一片家园在坍塌、一群和我们一样仅仅希望获得尊严和自由的人们正在遭受欺凌，也无法了解一个正直的人是如何成为“良心犯”、一种信念和追求是如何不屈的在抗争。同样，如果没有“推特”的传播，我们又如何来直击恶行的肆虐和介入对恶行的阻止，我们也难以在专制的黑狱前给我们的朋友送去声援和安慰。刘晓波、谭作人被判时网路上飘扬的黄丝带，“六四”夜晚通过推特直播展现出来的香港维园一望无际的烛光，曾经给我们带来了多少温暖和鼓舞，其中所蕴含的则不只是希望，更有力量。
新的技术手段和新的技术平台，让每一个人的坚守不再是孤岛上的坚守，也让每一个人的期待不再是荒野里的绝望。这些都源于技术的发展而绝非制度的进步，源于人心的觉醒而绝非社会的开放。生活在一个专制的社会里，要免于恐惧就先要免于受谎言的欺瞒，因为人的恐惧在很多时候是来自于对周边处境的无知和茫然，而一旦当我们对自己的生活有了较为清醒和真实的认识后，我们至少可以发觉究竟是什么在威胁我们的生活。
网络就在起着这样的作用：它让我们接近真相，即使官方媒体大肆渲染盛世和谐的繁华，但黑砖窑、毒奶粉的存在和失去家园的访民就让我们看到了这个时代的更为真实的一面，即使中共政要四处炫耀大国崛起的荣光，但迄今未能安息的“六四”亡灵、日渐老去的“天安门母亲”、身陷十一年重刑的刘晓波、被阻断回国路的流亡者以及更多只是秉持良心表达自己观点和愿望就招致当局监控、威胁、软禁甚至判刑的人，就只能让我们看到这个大国的虚弱和无耻；同时，网络所具备的不可替代的即时性、现场感，还能让我们每个人都有机会成为罪恶的见证者。
有多少恶是能在光天化日下进行的呢？又有多少恶不是利用人们的无知才得以大行其道的呢？杨佳袭警案虽已过去了两年，这个外表看上去敦实、憨厚的北京小伙子也已经化于泥土之中，但在袭警之前他究竟遭遇过怎样的经历、是什么样的伤害让他宁死都要讨回一个说法不可的真相，似乎也都随着他的死去而永远缄默于地下了。当然，还有尘封的案卷，此刻正被锁于黑暗之中，这意味着也许会在将来的某一天真相依然还有曝光的可能，但在这个未知何时才会降临的未来到来之前，我们只能对唯有官方一家提供的所谓事实保持质疑，却无法予以反证，因为即使我们确信恶的存在也难以见证到恶的行径，也就是知其恶却不知其如何行恶，这恶便仿佛没有留下过痕迹。
而又何止是一个杨佳案！这些年发生在全国各地的侵权与维权之争，大量的真相难道不都被湮没在了官方的遮蔽与曲解之下了吗？或者更确切地说，在官方的遮蔽与曲解下，民间受难的真相不是被流失就是被篡改，专制的黑幕已经使当代历史极少还有可信之处，甚至连曾经流淌在天安门广场上的血迹也几乎有可能被这种遮蔽所抹去，面对八九年之后出生的人竟茫然不知“六四”是何事时，我们就不能不感到内心的悲哀与身体的乏力。
遮蔽真相和抹煞真相，其危害性不仅仅是粉饰了太平，更在于麻痹了当代人的灵魂。当我们沉溺于物欲的狂欢和内心的虚妄时，实质上就陷入了对真相的集体遗忘和集体解构，而无视恶则等同于纵容了恶，各种恶行往往也正是由于缺乏见证才变得更加肆无忌惮。
但这一切，显然都在网络时代开始变得不同于以往。回顾最近这几年里，大凡被官方试图遮蔽起来的事件真相往往因为有了网络的介入而被揭破，瓮安事件、石首事件、邓玉娇案、福建三网友案、刘贤斌案以及冯正虎孤身一人在国门外的抗争和新近的通安事件等等，正是因此而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零八宪章的传播和签署群体的不断扩大，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借助于网络这个看似虚拟的平台。由此不难看出，网络的作用正在悄然而又坚决地改变着我们当下的生存环境，也同样改变着一个国家的政治生态。
从近年来所有引发公众关注的群体事件中，隐约可辨这样一条规律，即通常都是先从一个个体受到侵害开始，然后通过网络的传播和网民的参与，使原本作恶于一个人或一处地方的恶行被聚焦于公众的视线，并激发了更多的民众群起追问背后的真相，并且也正是在越来越多的人的追问下，真相才从原来的面目模糊渐行渐近逐步显得清晰起来，哪怕目前还没有完全浮出水面，但至少也让我们离它更近了一步。在这种情况下，官方给出的回应无论是回避还是压制，都只会让人益发确信我们置身的时代有着太多的可疑之处，禁锢我们的制度随时都可能摧毁我们的生活。
离真相越近便离谎言越远，只要远离谎言我们就能近距离地直击恶的发生和恶的来源，所以我们的每一次“翻墙”、每一条“推特”，既在发觉和传播真相，也在见证着一次恶行，而每一次对恶的见证又无疑也是一次对恶的抵制。
2010年7月2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