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主转型路径探讨”征文
中国人追求民主之路虽已走过近百年的探索之路，但只有在毛泽东死后的这三十年才真正走到了以宪政民主为明确目标的追索之径上。
“五四”时期中国人所理解的民主看起来和现在的宪政理念大同小异，但中国人、尤其是知识阶层对民主仍然处于一种比较朦胧的概念上。当时的蒋介石政权虽然实行的也是一党独裁体制，但还没有达到毛氏独裁的严酷程度。知识分子还多少还拥有发出自己独立歧见的有限空间，甚至还可以通过民间独立的媒介或知识分子自办的纸媒发出不同于执政当局的批评声音，但到了毛泽东掌握大陆政权之后，仅过短短七年多时间，毛就以五七年的“反右运动”，开始迫不及待地露出了一党专制、唯我独大真相的狐狸尾巴。虽然这与毛泽东的“山大王”农民性格息息相关，但这里面也有从上至下知识群体等民主党派不自觉地被动怂恿有关。
此后中国再无对执政当局有撼动影响力的、自发的民运事件。直到八九六四这一象征中国人的民主意识全民觉醒的标志性事件发生，全世界才对中国人的人格和尊严意识刮目相看。而以往的近百年内外交困的不堪岁月，西方对中国人还从未在价值观的认同上正眼注视过东方这个古老而落伍的民族。
一、49年前后的社会抗争和民主萌芽
抗战前后，中国的民主思潮还不足以形成“运动”，虽有一些留学西方或深受西方政治文明影响的学者如胡适等人陆续回来顺便倡导西方先进的政治文明理念，但由于当时国内的民众在经济和文化环境上的双重缺失，而难以和这些进步知识分子的呼吁发生共鸣。因此，胡适这些在骨子里认同并倡导西方政治文明的先觉者，在后人回顾的视野中就显得格外空谷足音。毛泽东的共产党在那个时期之所以能吸引许多进步知识分子的注目，也是由于他不失时机地大力鼓吹甚至承诺执政后将组成各民主党派的联合政府，才成功地忽悠了包括知识分子在内的众多中间人士的心理。
此后，随着毛氏皇权的成功坐稳，民主人士就随着民主党派的日益边缘化而被改造成为一种可有可无的、政治花瓶和政党点缀。这对于中国人的教训而言，首先是民主党派在一定程度上放任了毛的独裁作风，以及民主党派自身没有形成使全社会有认同感的政治影响力所致。其次是在新闻、教育等领域里也很少看到民主党派的参与和作为。
49年直到毛死后，这一段中国知识分子已经被暴政彻底压制，虽有零星的火花如张志新、林昭及李九莲等不畏强权、坚持真理的女杰闪现，但已不成气候，更构不成对毛氏独裁政体的任何威胁。倒是林彪在文革的最后阶段，对毛在经济上摧毁国民经济的做法实在看不过眼，才有了第一个敢于在毛的眼皮地下策划军事政变的强人出现。虽然最终失败，但也着实让毛真正感到了威胁皇位乃至生命的巨大威胁，并心惊肉跳了半年才带着深深的恐惧和不安凄惶离世。
毛对待任何试图实现民主宪政的知识分子和开明人士的手段，要比蒋介石封闭也残忍得多。所以蒋到台湾后看到那么多曾经不听话的大陆知识分子，在经过几次政治运动的洗脑后，仿佛全都变得十分乖巧而感到百思不得其解。当然，这是因为毛和蒋在对待知识分子时所持的宽松度完全不同的结果：国民党给知识分子的自由是“多”和“少”的问题，而共产党则只是“有”和“无”的区别。
再者，毛时代由于没有互联网、电视等现代新媒介的进入，所以在客观上给毛的新闻封锁也大开了方便之门。许多社会抗争，特别是知识分子身上所涌现的精神财富，许多还是在后来的不断回顾和反思中才得以重见天日。
二、邓时代的跛脚改革及此后的民主抗争
邓之前的毛氏统治，完全剥夺了个人发展的任何空间，而始自78年起步的邓氏改革开放，的确中国社会发生了举世瞩目的变化。但这几乎都是在经济这个单一领域进行的跛脚改革。在民主政治建设方面，则始终踌躇不前，甚至进一步，退两步。这种局面的形成，源自邓小平身上藏有他一向信奉的实用主义哲学和对改革权宜苟且的态度。所以有学者认为邓在以改革的面目出现时，就扮演了改革派和保守派的双重角色：一方面大力推行经济改革，另一方面顽固拒绝政治改革。
因此，这种跛脚式改革的后果很快直接导致了贫富的急剧分化，国民财富向新的少数权贵既得利益阶层快速集中。北京西单民主墙运动和六四事件也正是因为这一点，才先后激起了广大民众极大的愤懑。但这两次的结局都是以重判民运人士和流放学生领袖为告终。
在所有称得上壮烈的民主运动中，八九“六四”事件注定将是未来中国民主运动历史上值得重书一笔的标志性事件，其民众参与面之广，提出的政改变革目标以及后期开始直指政体的软肋——“一党执政”的合法性等，都使八九民运深具典范意义。但中期却由于以学生为主体的参与者过于追求其所谓纯洁性，而丧失了与广大人们群众形成合力的良好机会，再加上高层良知势力如赵紫阳缺乏大政治家的政治智慧而在邓小平的孤注一掷下，最终使先天不足的天安门民主运动以中国近代史上罕见的大规模流血镇压而告终。
这次事件的教训已为后来许多研究者所检讨，但归根结底是中国人在专制力量的长期高压下形成的奴性思维，留下了服膺强权、恐惧暴政的臣民心态。这种心态的文化传承，一是因袭儒教的人文传统影响，二是因独裁暴君的政治恐怖使然。
三、未来中国的民主转型之路
中国的民主化是早晚的事，这其实已为当下众多体制内外人士秘而不宣的共识。执政集团并非铁板一块，随着认同宪政民主的体制内人士越来越多，坚拒普世价值的顽固势力必将逐渐边缘化。虽然当下的胡温自身缺少魄力更没有激情成为改变历史进程的伟人，但可以预见的下一代之中必有体制内清醒人士与民间各反对阵营悄然互动，寻求妥协并促成共同推动中国民主化转型的良机，最终实现多党制衡的宪政格局。
未来中国的转型之途，很可能有如台湾蒋经国所主导的模式一样，共产党依然存在，而中国大地上蜂拥而起的各政治实体竞相登台。我不会脱离现实情况而过于乐观地这样预期：有着七千多万之众的共产党员会连同他的执政集团一起在一夜之间彻底消灭，代之而起的全部是清一色的反共人士。
我们在未来看到的政党格局很可能是，迎来民主化转型的那一天，随着解除党禁的一声令下，那七千多万党员中，有许多人摇身一变又分化为一个个新鲜入局的党派团体。这是完全可以预见的政治风景线。仅看现在这七千多万党员中有多少“入党动机不纯”的新老党员就心知肚明了。就像前一段官方公开承认的那样，入党“动机不纯”已成不足为怪的普遍现象。由此可证，时下的入党不过是个人谋求实际利益的敲门砖罢了。至于抱定“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的纯洁党徒到底有多少，恐怕连胡温自己对此都没有多少信心。
中国的民主转型，还将仰赖于生于斯长于斯的内地民众，海外宗派林立的民主党派因自成散沙而难以赢得内地体制内外民主人士的认同，未来海外民运的力量充其量只能未来在中国的转型之路上起到遥相呼应的作用。而肯定不可能出现如南韩的金大中、阿基诺那样受到国内民众恭迎热捧的罕有场面。
那些怀着美好的憧憬，希冀于彻底将所有共产党势力翻转个底朝天，从而一举实现纯粹的民主宪政的展望，实际上是不愿意正视如今日益精明的共产党并没有完全失去民心，他们在很大程度上依然有着虽然不稳但依然部分存在的民意基础，更何况它现在所施行的政策也非处处碰壁，而是在一步步被动地随着民意的呼声而不断地修正和变换，否则，就不用海内外民主派来“煽动”，这个腐败的政体早已被新生代的陈胜、吴广起而推翻了。不然如何解释：今天的中共政权为什么仍然死而不僵，存活至今？
德国总理默克尔7月16日访华时，针对有的德国人认为“中国就像以前的东德”这一论断时，她并不苟同地指出，我以前在东德生活过，可以肯定地说，现在的中国绝不是当时东德的样子。中国现在走的这条道路……值得世界关注的道路。她所说的不同于东德，意思不外乎有这样几层解读，一是中共的统治集团虽然实行的依然是一党独裁体制，但它在对付异见声音的同时，也会对民众的反应察言观色，一旦民意的反弹大过原先的预测，其统治利益集团就会迅速修改到民众可以容忍的边际里来。这就是不同于东德的地方。二是中共在处理反对势力如民间维权、异见人士等不利于稳定因素的事件时，始终以把影响约束在最小传播的范围内为原则，所以，即使哪里需要灭火，他们也会非常策略地通过手中控制的一切资源如新闻媒体、国家机器，把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所以现在看起来民间维权事件似乎越来越频密，但已很少再发生如贵州瓮安事件那么大规模的群体性事件。
如果现执政当局善意解读并接受刘晓波、张祖桦等异见人士在08年岁末推出的《零八宪章》之主张，那么，新时代的社会游戏规则将由此而引导中共解开现行政经方面的许多死结。《零八宪章》不仅是中国社会防止动乱的一剂良方，而且也是一旦发生动荡、走出混乱、重建秩序的指南。在实现民主转型的目标上，中国并没有其自外于世界普世价值的“特殊性”可言。只有两种路径可供选择，一种是和平转型，另一种就是暴力轮回。然而执政当局却置国家、民族的根本利益于不顾，全面封杀《零八宪章》。甚至重判了《零八宪章》起草人之一的刘晓波先生。因此通过此一事件，我们根本没有理由寄望在胡温这一代人身上，对政治体制改革抱有任何实质性的松动的预期。
而且我们还必须清醒地看到，现在能够发出清醒声音的知识分子仍旧是极少数，因而精英知识分子的作用在转型过程中其实是有限的，那些孤芳自赏的精英就更加有限了。占绝对多数的广大民众，特别是农村和落后地区的民众，因为没有话语权，甚至上网条件，所以根本听不到他们的不同声音和意见。因此，知识分子在民主转型到来之前，只有把自我的身段放低，融入底层，普及常识，其言说的方式才能赢得普罗大众的信任。然而令人失望的是，许多所谓自称或被封以“公共知识分子”的精英，要做到这一点还很难。因此，在今天这种历史大变局的前提下，由于民间对普世价值及其宪政民主的常识性缺失甚至不完全认同，以及当局越来越善于算计政治利益成本和镇压成本的新形势下，中国的转型之路依然显得漫长而不可预知。
尽管如此，只要包括体制内良知人士在内的知识分子和底层民众着眼于脚踏实地的民主战略资源的耐心积累和突破政党化禁区的各种点滴尝试，中国民主转型的希望就会越来越近，其前景也将越来越清晰。也许在未来的20年之内，中国的转型必有转机。未来转型的契机，很可能是通过一次类似于大规模的公共事件爆发，而逼使官退民进的互动模式随机出现，并由此达至某种朝野变革的力量平衡，从而开始出现民主化的转型。作为独立知识分子的我们，要用智慧和勇气化解危机和压力，要用不停顿的攻与守来达成促使中国民主化转型的战略转换，将手中的笔化作催生民主转型的武器，使民间的维权力量增长、使民主自由的呼唤增强，让每个中国人，不分阶层、不分文化、不分富贵，在不久的将来都能享受到民主与自由之光的畅快沐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