退休后，我一两年就要出一本退思录，在去年出版的《那里有一方心灵的净土》后记里，有这样一段描述生活在当下中国自己的内心感受，而我的习惯是从鲁迅说起———
我经常吟味鲁迅《野草》里的一段话———
我的心分外地寂寞。
然而我的心很平安：没有爱憎，没有哀乐，也没有颜色和声音。
我大概老了。我的头发已经苍白，不是很明白的事么？我的手颤抖着，不是很明白的事么？那么，我的灵魂的手，一定也颤抖着，头发也一定苍白了。
这正是我深感恐惧的：在一片“太平”声中，我的心的“平安”和精神的“苍老”与“苍白”。
于是我呼唤“搅动灵魂”———这是鲁迅在上一世纪初提出的文学观念：“诗人者，撄人心者也。”
这不仅是生命的呼唤，也是文学和学术的呼唤。
我不否定让人赏心悦目的文学，但我呼唤能够“撄人心”即搅动人的灵魂的文学。
我不否定增人智慧的学术，但我更呼唤能够搅动人的灵魂的学术。
现在，我终于等到了这样的文学。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讨论的小林多喜二的《蟹工船》。它确实搅动了我的灵魂，这些天一直为它而震撼，而深思。它触及到了太多的我们长期不愿、不敢触动的东西：关于现实，关于历史，关于鲁迅，关于文学与学术。我到现在也还理不出头绪，只能谈一些零星的感想和片断的联想，大概有四个方面。
一
小说的第一句话———“嗨，要下地狱喽！”就雷击般打中了我。我立刻想起，不久前收到的一位当年的右派的文章和诗稿。他引用了狄更斯《双城记》开篇词的一段话来描述我们所处的时代：“那是智慧的时代，那是愚蠢的时代”，“我们将拥有一切，我们将一无所有，我们直接上天堂，我们直接下地狱”。接着又说了这样一段沉重的话：“一些人过上了‘最好的岁月’，我们却过着‘最坏的岁月’；一些人‘拥有了一切’，我们却‘一无所有’；一些人直接上了‘天堂’，而我却直接下了‘地狱’……”我在为这位右派朋友的诗写的序言里，又接着说了这样一段话———
它提醒我们注意，在这个“大时代”里，存在着“两个中国”：一个是显面的“八年代的思想解放”与“九年代以后经济发展”的中国；另一个是潜面的，充满死亡气息，在窒息中挣扎、抗争的“停尸房”的中国。应该说，这“两个中国”都有一定的真实性，并且是相互纠缠的。问题是，迄今为止的关于二十世纪最后三十年的历史叙述中，前者是被着意夸大，占据绝对的垄断地位的；后者则是被强制扼杀与精心遮蔽的：这是官方和主流知识界的一次合谋。
如果把历史往前追溯，我们可以发现，在建国以后，特别是1957年反右运动以后所建立起来的新的等级体制下，同是中国公民，是有着“上天堂”和“下地狱”的截然不同的命运的。对那个时代，就有了“最好的岁月”与“最坏的岁月”的截然不同的感受，并且决定了今天对那个时代截然不同的历史评价。观察和思考建国六十年的历史，如果忽略了这样的“两个中国”的存在，两种中国人的不同命运，和他们的命运相连接的不同历史情景，历史记忆，历史评价，是永远无法把握这段历史的复杂性、丰富性，及其内在的残酷性，严峻性的。问题在于，迄今为止，我们的主流、正统历史和文学里，充斥的是“最好的岁月”的“上天堂”的光明叙述，而“最坏的岁月”的“下地狱”的历史的这一面，却完全被有意遮蔽了。也就是说，“下地狱”者依然生活于地狱之中，连发出地狱的惨叫也不允许。在这样的“太平声”里，掩盖了多少历史与现实的血和泪！而我们的主流、正统历史书写和文学创作，在这样的“好地狱”里，正是一个掩盖物，用鲁迅的说法，是“这黑暗的装饰，是人肉酱缸上的金盖，是鬼脸上的雪花膏”。
结论是：我们要在意识形态控制下的“正史”、“主旋律文学”之外，另写民间的“野史”，“非主流文学”。也就是说，我们无须等待他人的恩赐和眷顾，而是自己开口，自己来写我们所经历、体验的被遮蔽的历史，发出我们被压抑的声音。
在我看来，小林多喜二的《蟹工船》所发出的，就是他那个时代的被压抑的声音。它所提供的历史图景，是“天堂（表面繁荣）下的地狱”，是和当时日本主流文坛相对抗的，他也因此而付出了生命的代价。而他的作品今天又引起了日本民众强烈反响，就是因为这样的被压抑状态，在今天日本社会（我相信也包括今天中国社会）依然存在，发出被压抑者的声音，在今天依然是一个历史与现实的召唤。而凡是历史与现实需要的声音，就永远压制不住，生活在地狱里的人们，总要发出自己的呼叫。这应该是《蟹工船》的写作和再度引起关注，给我们的一个启示。
在讨论“两个中国”时，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反省：在这样的等级社会体制与结构里，我们处在什么位置？我们会面临什么问题？这或许正是我们这样的知识分子的尴尬之处：我们往往生活在“天堂”与“地狱”之间，问题是我们常常因此而失去了感受别人（特别是身处地狱里的人）的痛苦的能力和欲望。这其实正是鲁迅最感痛心的：等级制度使人们之间存在着许多差别，使人们各自分离，不能再感到别人的痛苦，并且因为自己各有奴役别人，吃掉别人的希望，便也忘却自己同样有被别人奴役的将来。在鲁迅看来，这样的隔膜，是使吃人肉的筵席得以长期存在的原因。
而这样的不能感受他人的痛苦的隔膜，不仅存在于本民族内部，而且也存在于不同国家与民族之间。这就是鲁迅在《〈呐喊〉捷克译本序言》里所说，“我们彼此似乎不很相互记得”，只能“用文艺来沟通”。在我看来，这正是小林多喜二的《蟹工船》的作用和意义所在：它把不同国家，至少是中、日两民族、国家里，同样生活在“地狱”里的被压迫者的心灵沟通起来。
这又使我想起了鲁迅的一个著名判断。他说自己从俄国文学里“明白了一件大事，是世界上有两种人：压迫者和被压迫者”。鲁迅说，这一大发现“正不亚于古人的发见了火的可以照暗夜，煮东西的”。而令我特别感慨的是，鲁迅如此看重的这样的发现，这些年逐渐被淡忘与抛弃了。我们要么大谈“全球化”的无差别性，而掩盖国际关系中依然存在的压迫与被压迫关系；要么大谈“民族国家”的无差别性，而不谈依然存在的阶级的区分，压迫者与被压迫者的区分。
将《蟹工船》的再出版，置于这样的思想和社会背景下，就显示出了它的特殊意义———它以血淋淋的真实提醒我们：无论是世界和国家，还存在着压迫者与被压迫者，以及他们之间的生死搏斗。因此，《蟹工船》这样的“被压迫者的文学”在今天依然有存在的理由和必要，甚至还具有某种迫切性。如鲁迅所说，从那里面，可以看到“被压迫者的善良的灵魂，的辛酸，的挣扎”，它将沟通分散在地球和国内各个角落的被压迫者的心灵，“一同燃起希望”，“一同感到悲哀”，相互支持，共同战斗。当然，也如鲁迅所说，这样的文学的提倡，必然要遭到“文人学士的讨伐”，他们“主张文学的‘崇高’，说描写下等人是鄙俗的勾当等等”，但鲁迅说得好，读者大众是“不用自私的‘势利眼’来看”这样的文学的，被压迫者之间的“文字之交”是阻挡不住的！
二
关于《蟹工船》所揭示的历史及其意义，本书的译者序和所附岛村辉先生的解析里，都有很精辟的分析：小说“通过对海上渔业加工船上特殊劳动形态的审视，捕捉到了资本主义制度的一个典型压榨模式”，揭示了“现代日本资本主义社会的整体结构”，揭示了“殖民地及未开发地区被剥削、榨取的真实状况”，“资本主义入侵殖民地的历史”———这些都引起了我的强烈共鸣，我因此而联想起了当下的中国。
《蟹工船》所揭示的资本主义压迫具有特殊的严酷性与野蛮性。它有两个特点。首先它的压榨对象主要是所谓“移民农民”———很类似我们今天的“农民工”；以及“被淘汰的，随时可以替代的剩余工人”———大概类似我们今天的“下岗工人”；还有“童工”———今天在中国，也比比皆是。
而它的主要压榨地区是“未被开发的地区”，因此，读到下面这些分析，我就有了触目惊心之感：“内地的工人越来越不听话，做事越来越不容易，市场已被开发殆尽，无法再突破，于是资本家就把利爪伸向‘北海道、库页岛’。在那里，他们可以像在朝鲜、台湾的殖民地一样，为所欲为地虐待工人，进行原始剥削，而且还很巧妙地和国家资源开发联系在一起，被彻头彻尾地合理化。在内地，不甘于默默等死的工人们总是会团结起来，与资本家抗争；但在‘殖民地’却完全被从那种局面隔绝开了，没有组织起来的工人与反抗了。这是一种‘殖民地的资本主义的原始开发’。”
这是不能不使人联想起这些年中国的开发的，许多人都津津乐道于中国经济的起飞、发展，却不去追问：这是怎样的起飞、发展？它的背后掩盖着什么？
我比较认同秦晖先生的分析：某些地方的发展，是“靠铁腕压住内部矛盾而维持稳定”，从而形成“专制市场经济”下的“低人权竞争优势”，这是一种“一无工会，二无农会，三无社会组织，四无舆论监督，高度集权”下的发展。
它也有两大特点，和前述《蟹工船》提供的图景是非常接近的。一是对劳动者的残酷压榨，如秦晖所分析，它的所谓“降低人力资本”，就是剥夺工人，大批下岗；所谓“降低土地资本”，就是剥夺农民，大规模圈地。
另一方面，利用中国是全世界的“未被开发的地区”的所谓落后的优势，鼓励国际资本在中国进行殖民地式的开发，和《蟹工船》里描写的情况一样，中国同样是以“没有有组织的工人与反抗”来吸引世界资本“为所欲为地虐待（中国）工人，进行原始积累”的。这样的外资向中国的大规模转移，也同样侵害了发达国家的工人和移民的利益。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的开发，发展，也可以叫做“殖民地的资本主义的原始开发”，是以牺牲国内与国际劳工阶级的利益为代价的。
我们这里讲的“殖民地式的开发”，是有双重意义的：一方面，从世界范围看，中国是一个“未开发地区”，于是，就有了世界资本对中国的殖民地开发；另一方面，在中国国内，西部地区又是一个“未开发地区”，于是，就有了国际资本和国内资本对西部地区进行“内殖民地”的开发。而内、外殖民地开发的最大特点，就是对劳动者人权的漠视和剥夺。这些年中国的矿难不断，西部地区尤为严重，都不是偶然的。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这些年确实出现了不同程度的“蟹工船”和“蟹工”。震撼全国的“童工”事件就是一个代表。但是，中国却没有出现《蟹工船》这样的作品。我们难道不应该感到羞愧，不应当引起警醒吗？
当然，今天中国的情况，比之小林多喜二的时代更为复杂，也不能简单地用日本式的资本主义制度的榨取模式来概括中国的发展。但小林多喜二在《蟹工船》里的描写和揭示，不但有助于我们对中国的“低人权，大破坏”的发展模式的认识，更是对我们的一个挑战：我们也应该像小林多喜二那样，站在被压迫的劳工阶级的立场，通过认真的调查研究，对中国的开发、发展模式作出我们的批判，写出中国的《蟹工船》！
我还想提醒一点，在当下全球和中国的经济危机的情况下，中国式的“低人权”发展模式似乎找到了新的存在“理由”。因此，我们对当下中国劳动者的人权状况，还应高度关注。
（补记：以上这段话，讲于2009年5月；到2010年初，我们就在2月17日《北京青年报》上看到了这样的新华社上海专电报道：据由零点研究咨询集团完成的《2009年中国居民生活质量指数调查报告》提供的调查结果，“城镇居民的就业心态在2009年有了较大的变化，他们更看重工作的福利待遇水平，从职业的长远发展考虑”，而“对于工作强度、工作环境等因素，人们的关注程度则有所下降”。而在此之前发布的《城市生活调查报告》则显示：“经济危机后员工们‘自觉’减少了一些职场‘打混’行为，增多了主动加班、放弃休假等‘楷模行为’。”———在冠冕堂皇的“调查”背后，揭露的是血淋淋的事实：在2009年，中国城镇居民，劳动者的工作强度进一步加大，工作环境更加恶劣，在“主动加班、放弃休假”的美名下，超经济的剥削也更加肆无忌惮！而我们的学者却还在用学术语言加以掩饰，使其合法化：这都是我们必须面对的现实。在今天的中国，要做“小林多喜二”是更加困难，也更难能可贵了。———2010年2月28日）
三
我一边读《蟹工船》，一边总不免要联想起鲁迅杂文里的许多论述。也就是说，写于1929年，30年代初介绍到中国来的小林多喜二的小说和鲁迅写于20、30年代的杂文，是有一种互文性，是可以互作解说的。
下面，我试从两个方面，来作这样的互文解读。
首先，如研究者注意到的那样，《蟹工船》的写作有许多“过剩的比喻”，即隐喻性的描写。随便抄录一下，就有“臭虫”、“猪圈”、“洞穴”、“蛆虫”、“粪坑”、“垂死的鲸鱼”、“虱子”、“章鱼”、“公牛”、“小鸡”———这都是强调“非人化”、“非人性”的盘剥的特点。还有“榨油机”、“蚕吃桑叶”、“人肉香肠”这样的比喻，这就使我联想起鲁迅对中国社会、文明的经典隐喻：“大小无数人肉筵宴，即从有文明以来一直排到现在，人们就在这会场中吃人，被吃，以凶人的愚妄的欢呼，将悲惨的弱者的呼号遮掩，更不消说女人和小儿。”鲁迅并且说：“这人肉的筵宴现在还在排着，有许多人还想一直排下去。扫荡这些食人者，掀掉这筵席，毁坏这厨房，则是现在的青年的使命！”（《灯下漫笔》）
如果说，鲁迅在1925年作出这样的概括，主要隐喻中国传统的封建专制体制；那么，鲁迅在考察30年代中国社会时，就发现，这样的吃人肉的筵宴，正在“自由竞争”的资本逻辑下，继续排下去。这同样也是小林多喜二在考察同一时期的日本社会时的发现，他在小说里，专门写到了在老板精心安排下的所谓渔工、水手和杂工之间的“劳动竞赛”。其实质就是鲁迅在1933年所写的《爬和撞》里所写的劳动者之间的“挤”、“爬”、“撞”，在相互残杀中将吃人肉的筵宴排下去。
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说，鲁迅和小林多喜二共同发现了：西方资本主义的“吃人肉的筵宴”和东方专制主义的“吃人肉的筵宴”在日本和中国这样的东方国家的互谋共生：鲁迅说这是“二患交伐”，而在小林多喜二的笔下，《蟹工船》的剥削方式显然是将东、西方压榨模式融合为一体的，这样，就使得压榨的非人性达到了登峰造极、骇人听闻的地步。
其次，《蟹工船》与同时期的鲁迅杂文的深刻处，不但在于揭示了这种带有封建性的资本压迫的残酷性，还着力揭示了其欺骗性和虚伪性。这也是我们更应该注意的。
《蟹工船》在一开头就写到了监工的一番振振有词的演讲：“不能把蟹工船事业仅仅看做是某一公司的利益。这是一场事关我们日本帝国人民伟大，还是老毛子（指苏联、俄国人）伟大的一对一的战斗”，“而且我们还肩负着解决日本国内日益严重的人口问题，粮食问题的使命”，“是为着日本帝国的伟大使命，我们才拼着命在北海乘风破浪的”。对此，小林多喜二有一个深刻的分析：“原始剥削”巧妙地和“国家资源开发联系在一起”，就被“彻头彻尾地合理化了”。这是抓住了要害的：资本的压迫，以至一切的压迫，都要给自己披上“合理化”的外衣。
鲁迅在30年代的中国，也发现了这样的“压迫有理”论。他写过一篇杂文，题目就叫《从盛怀宣说到有理的压迫》，引述了国民党操纵的上海总工会在1933年5月1日劳动节发布的一份《告全市工友书》的一段话：在国难当头，经济危机时刻，“必须刻苦耐劳，加紧生产”，“尤应共体时艰，力谋劳资间之真诚合作，消弭劳资间一切纠纷”，鲁迅一针见血地指出：这就是鼓吹“有理的压迫”。
问题是，这样的“有理压迫论”是有一定效用的。小说就写道：“大部分人被监工这么一说，都觉得还是日本人了不起，而自己每天所受的虐待和痛苦，就带上了‘英雄’的色彩，大家都以此聊以自慰。”这就是鲁迅一再说的细腰蜂似的精神麻醉剂的作用。这是压迫者对付被压迫者的“硬”的一手之外的“软”的一手，即在强力压迫之外，还有精神的控制。小林多喜二笔下的“监工”就同时发挥了生理压榨与心理麻醉的双重作用。而鲁迅更注意专业的精神麻醉师，他说这是“特殊知识阶级”的特殊功能与作用。
如鲁迅所说，这些特殊知识阶级总是宣称，他们的“压迫有理论”是“学理研究的结果”，也就是说，他们要给自己为压迫者的辩护赋予某种学理的色彩，这也是他们能够蒙蔽一些天真的人们，并且为压迫者需要与赏识的原因。因此，鲁迅，以及一定程度上的小林多喜二，这样的为被压迫者说话的知识分子，就给自己规定了一个任务：要揭示这些“学理”的本质，并追问特殊知识阶级的责任。这构成了《蟹工船》和鲁迅后期杂文的重要内容。
我特别有感触的，是以下三个方面的揭示。
首先，我们不难注意到，无论是《蟹工船》里监工的演说，还是鲁迅杂文里引述的御用工会的告示，都有一个共同的触目的特点，即打着“为国家利益而牺牲”的“爱国主义”（更准确地说，是“国家主义”）的旗号。鲁迅因此提醒我们：“满口爱国，满身国粹，也与实际上的做奴隶并无妨碍。”用“爱国”为奴役制度辩护，在中国、日本这样的东方国家特别有效，因此，也特别值得警惕。
其二，《蟹工船》里写到一个场景：监工特意给劳工放映了一部描写美国西部开发史的电影，结尾是“经理女儿和不知何时成了绅士的下人紧紧拥抱”，最后的教训是：“勤奋乃成功之母，诚哉斯言！”而渔工的现场反应是：“撒谎！要那样，老子不早就当总经理啦。”无独有偶，同在30年代的中国，也有这样的高论：“一个无产者，假如他是有出息的，只消辛辛苦苦诚诚实实地工作一生，多少必定可以得到相当的资产”，“所以攻击资产，就是反抗文明”。大讲这番“学理”的，不是别人，正是今天被一些人捧上了天的梁实秋教授。一直为劳动者争取反抗权利的鲁迅当然要予以驳斥，他一针见血地指出，梁教授的高论，“这不过是资产家的斗争的‘武器’”（《“硬译”和“文学的阶级性”》）。———我们至少可以说，鲁迅与梁实秋的论战，决不是今天许多研究者所说的那样，是意气之争，更不是所谓鲁迅的“偏激”，而是一个严肃的原则性的思想论争。小林多喜二在《蟹工船》里也谈到“有钱人的走狗”，说好听一点，就是“有钱人的辩护士”。这样的人，在历史（30年代）与现实（今天中国）都是客观的存在，绝不是骂一声“偏激”就可以否认的。
其三，《蟹工船》还写到这样一个细节：官员、军官、老板一边在豪华餐厅里大吃大喝，一边又在劳工简陋的饭桌旁，贴上一张告示：“一、挑剔饭菜，难成大器；二、粒粒血汗，不得浪费；三、艰难困苦，务必坚忍”。———这又是一个欺骗性的说教：压迫者自己过着奢侈腐败的生活，却要被压迫者“务必坚忍”，这就是中国传统的“安贫乐道”的谎言。鲁迅也写过一篇杂文，题目就叫《安贫乐道法》。有人要劳动者在艰苦劳动中寻求“诗趣”，鲁迅说：“工人精疲力倦，自己的身体都顾不转了，哪来诗趣？”还有人大谈“精神生活将充分发展，又何患物质生活之不足耶”（这和这些年红极一时的“大讲堂”电视女星高谈“幸福与物质生活无关”，倒是异曲同工）。鲁迅一语道破：“劝人安贫乐道，是古今治国平天下的大经络。”
这真是古今皆然，于今尤烈。我读以上30年代特殊知识阶级为奴役制度的辩护词，真是读得惊心动魄，因为这些“爱国牺牲论”、“资本文明论”与“安贫乐道法”，在当下中国正甚嚣尘上，而且有逐渐蔓延的趋势。更有知识分子主动创造各种新奇理论，鼓吹“压迫有理”，为压迫者的统治的合法性、合理性提供“学理”支持。上世纪30年代的历史在21世纪第一个十年重演，恐怕不是偶然的。于是，我也就懂得，小林多喜二的《蟹工船》在今天日本重新受到欢迎和重视的原由，却又不得不为中国对鲁迅杂文的冷漠而感到悲哀。
四
最后，对全面以上的讨论，作一个小结。我们可以看到，在30年代，鲁迅与小林多喜二在基本立场上的一致性，他们都是站在被压迫者，特别是被奴役的劳苦大众、无产阶级这一边，为他们呐喊、抗争，为创造“无产阶级文学”而努力的作家，如鲁迅所说：“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和革命的劳苦大众是受一样的压迫，一样的残杀，作一样的战斗，有一样的运命，是革命的劳苦大众的文学。”因此，鲁迅在《闻小林同志之死》的文章里，称小林多喜二为“同志”、“兄弟”，绝不是偶然的。
鲁迅在晚年曾提出过一个“真的知识阶级”的概念；我认为，这也是30年代鲁迅的一个自我命名。这当然也适用于小林多喜二。我自己则想把他们称为“左翼的批判知识分子”。我希望通过对小林多喜二的《蟹工船》和鲁迅后期杂文的对照阅读，加深对“鲁迅左翼批判传统”的认识。因为鲁迅的这一传统，在这些年的鲁迅研究中，多少有些被淡化，以致遮蔽。社会上更有一个全盘否定后期鲁迅的潮流，而且有越演越盛的趋势。
当然，鲁迅左翼批判传统，是非常复杂与丰富的，不是今天所能详尽讨论的。我想强调两点。一是我非常赞同王得后先生的意见：要对“鲁迅左翼传统”和“党所领导的左翼传统”作复杂的分析，既看到两者间深刻的联系，更要直面它们之间同样深刻的分歧和矛盾。二是小林多喜二与鲁迅的关系启示我们，左翼批判性传统从来就是一个国际性的现象。鲁迅与小林多喜二左翼立场的形成，显然有一个30年代的世界经济危机所导致的知识分子的“左”倾化的大背景。在再一次面临新的世界经济危机的今天，我们来讨论30年代的左翼传统，是格外有意义的。当然，我们今天所面对的问题与挑战，远比鲁迅、小林多喜二当年更为严峻，今天的世界也远要复杂得多。我们需要从鲁迅、小林多喜二出发，去进行新的思考，新的探索，新的创造。
这也是《蟹工船》最后所说的———
除了咱自己，没人会帮咱了！
咱再干一次！
就这样，他们站起来了———又一次地。
2010年2月17—18日整理
（《蟹工船》，小林多喜二作，应杰、秦刚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年7月出版；《蟹工船》，小林多喜二作，叶渭渠译，译林出版社，2009年1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