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以来，中国知识分子最大的愿望便是以文化变革来实现富国强兵和民族复兴，五四运动即此思路发展的巅峰。治思想史的学者林毓生、张灏诸先生均认为，五四运动之激化导致此后共产主义的兴起、中共的夺取政权以及文化大革命的发生。此观点自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提出之后一直在学界备受争议。迄今为止，如何看待五四运动正负两面之遗产，在中国知识界仍悬而未决。故此，探究五四运动的当事人之回忆录，可以回到历史之现场、理清历史之脉络、找寻历史之真相。五四运动的学生领袖和中共早期领导人罗章龙的回忆录，二零零五年在美国溪流出版社出版。这本回忆录的笔墨主要集中于罗章龙在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学术和政治活动，几乎不臧否中国建政之后的历史。然而，此回忆录仍然只能在美国的一家中文出版社出版，这既表明中国大陆缺乏基本的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亦说明中共当局一方面大肆宣扬其“建国大业”，另一方面却又对真实的历史避之唯恐不及。
罗章龙是北大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的创始人之一，是中共早期学运和工运的核心人物。但是，当中共的活动重心由学运和工运移至农村的暴力革命之后，他便走上了与湖南老乡毛泽东截然不同的人生道路。因为反对共产国际对中共内部事务的粗暴干涉并试图在党内发展反对派，罗章龙被开除出党，此后遁入学界，不问政治。在中共建政之后，由于早年与毛泽东当年有过个人友谊，他是极少数没有遭受残酷迫害而得以善终的中共早期党员之一。在北大就读期间，除了从事学生运动、研究和传播马克思主义之外，罗章龙投入颇多时间和精力所做的一项工作，便是组织“非宗教同盟”。在这本回忆中，他透露了这一看似独立的组织与中共及共产国际之间的联系。作为中共外围组织的“非宗教同盟”，严格执行中共的政治、社会和宗教政策，并在人力和财力上提供支持，罗章龙写道：“北方区委对这件事很重视，认为在思想上是反对唯心主义，宣传唯我主义，在政治上是反对帝国主义，在教育上是反对文化侵略。当时党中央也很重视此事，认为北方区发动反宗教运动是意识形态的重要斗争，足使帝国主义、中国统治集团惶然不安！”一九四九年中共建政之后，“非宗教同盟”鼓吹的宗旨，终于落实为当局的宗教政策。因此，探究中共建政以来宗教信仰自由的缺失，以及人权状况的恶化，“非宗教同盟”堪称一个不可忽视的源头。
“非宗教同盟”是中共的外围组织
在西方，宗教信仰的自由被看作是一切自由与权利的基础，没有宗教信仰自由，其他所有的自由与权利便是空中楼阁。英国的清教徒之所以要乘坐五月花号远赴新大陆，并怀着“山上之城”的信念缔造美利坚合众国，不是为了寻求财富和拓展殖民地，乃是为了反对英国国教的压迫并捍卫宗教信仰的自由。这就是五月花号的远航与郑和下西洋之间的根本差别。在中国，“敬鬼神而远之”的儒家传统，虽然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了宗教迫害和宗教战争，却也因而使得宗教信仰自由不受重视。近代以来基督新教进入中国，由于这一过程正好与西方列强对中国的侵略同步，使得反帝与反基督教划上了等号。虽然中国出现过太平天国这样的将已经民间宗教化的基督教作为农民起义的新意识形态的尝试，但在更多的时候，基督教被迫充当了中国的排外运动的箭垛，如义和团运动中拳民便屠杀了许多无辜的西方传教士和中国教民。而当马列主义传入中国之后，中国的知识阶层则以为寻找到了一种更加高级的反帝反封建的武器，以此种兼具“政治正确”和“科学精神”的马列主义理论为支撑，开始了对“政治不正确”且“不科学”的基督教的讨伐。
罗章龙在回忆录中承认，“非宗教同盟”是五四运动的果实，而刚成立的中共乃是其幕后推手。在一九二零至一九二一年间，一群北大哲学学会会员及北大马克思学术研究会会员开始探讨科学与宗教的问题，认为倡导科学就必须反对宗教，而在各种宗教当中，基督教是最应当被打倒的。他认为：“近世基督教号称有教徒四亿三千万，其中百分之五十属罗马教，百分之二十属耶苏教，希腊天主正教约占七千万人。在中国信仰基督教教徒，近百年间，随年代时有增加，清朝以还外国牧师泛滥南北，如水银泻地无孔不入，为侵略者作伥。”所以，他坚持基督教问题应优先提出：“基督教自十七世纪以还，自西方随重商主义、资本主义传入中国，结合中国专制主义，乃形成一种不良信仰，为非作恶，变本加厉，造成新的社会灾难，至近世纪而益盛。因此对基督教应追本穷源，从思想领域加以澄清，方能拯溺扶颓，祛除痼习。基于上述理由，所以当时反宗教思想与运动便集中火力于基督教。”这一看法显然不符合西方历史和中国历史的真实情况，宗教改革与近代西方民主制度之因果关系，这群激进青年避而不谈倒还情有可原；而基督教进入中国之后，大力发展近代传媒、医疗、慈善、教育等事业，不遗余力地反对中国人以为天经地义的残害女婴、买卖人口、女子缠足、吸食鸦片等恶习，帮助中国由不文明状态进入文明状态，这些贡献岂能一笔抹煞？
罗章龙在回忆录中描述了“非宗教同盟”的成立过程、宗旨目标及主要活动。“非宗教同盟”（Un-Religion Bunde）由北大师生联合国立八校师生共同发起，其基本成员以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会员为基础，采取广泛方式，联络了北京各校的部分师生，“在北京方面的会员后来发展到二百余人”。该组织的纲领由罗章龙与李墨耕共同起草，宣称首要是反对神道设教，肃清迷信，解放思想，反对玄学，为科学大众化开辟道路。其次是打倒封建思想，发扬民权主义，为民主政治奠定基础。他们在各地组织演讲会，在媒体发表宣言和文章，并出版专题书籍。比如，他们编辑出版了《中国教毒图（分省）》，“此图系将各省耶稣教流毒情形，详细绘出，按教堂的实数一一表明，并有教毒总图两幅比较教毒蔓衍的情况，以及蔡元培先生反对宗教的论文，编定成册出售”。
沉溺于民族主义、民粹主义和科学主义的知识分子对宗教信仰的敌视
“非宗教同盟”的理论基础相当庞杂，有民族主义、民粹主义和科学主义等等。这些思潮一进入中国便迅速发酵，攫取了无数热血青年的心志。后来，又被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所整合，成为中共夺取大陆政权的思想武器，一直到今天这三大意识形态仍然在中国社会占据着主流位置。当时，罗章农编辑出版了《非宗教论》一书，“是一本反应当时思想战线斗争的重要文献，曾一时风行全国”。该书广泛征稿，网罗了当时一大批一流的知识分子批判基督教的言论：“我们第一次汇集非宗教的同志的言论，得了萧子升、罗章龙、罗素、蔡孑民、张耀翔、陈仲甫、周太玄、吴又陵、李幼椿、李石曾、李守常、汪精卫、朱执信、王抚五诸君的文字共数十万言。”虽然当时中国知识界左与右的分歧和对立已经出现，但在反对基督教这一问题上，左右两边的知识分子意见却惊人地一致——在若干社会议题上他们针锋相对，这是他们难得保持一致的时刻。比如，不赞成共产主义的北大校长蔡元培，“在思想上反对各种宗教，主张以美育代宗教，所以力赞此议”。而作为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的北大图书馆馆长李大钊，更是大力支持“非宗教同盟”的活动。而正在南方重组的新国民党，其党魁孙中山虽然是基督徒，但由于施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政策，亦默许“非宗教同盟”的做法，所以许多国民党背景的健笔也为《非宗教论》一书撰文。
“非宗教同盟”活跃于五四之后和北伐之前，由于吸取了苏俄共产党的新的组织和宣传方法，故而以最小的人力和财力获得了最大的果效，让多年来致力于传教和社会福利工作的教会拙于应付、被动挨打。中国教会长期忽略打通神学与社会的学术与文化研究，故而一旦反宗教的浪潮袭来的时候，不知如何应对。其实，这些左派青年的观点极为浅薄、粗陋和专断，根本不值一驳。比如，《我们何故反对宗教》一文指出，“宗教是社会革新的大障碍”，“任何宗教都是建立在神秘的基础上的，是违反理性的。宗教的一个绝大谬误的见解，就是崇拜偶像的存在。……我认为宗教是人类精神上一层极深厚的壁垒，是人类进步的极大障碍，应大声疾呼‘打破宗教！’”作者得出如下之结论：“宗教的成绩只有杀人，战争，遏抑个性，阻碍进化。纵然有一二无庸反对的地方，也不是他们的特有性，并且常有利不胜弊的危险，我们于此应该寻求其他方法——科学的方法——去代替它，决不是因循苟且可以了事的。”作为北大高材生的罗章龙的理论水平，算是中共早期领导人中的佼佼者，但这些言论差不多也就是文革中红卫兵的大字报的水平而已。
总结起来，“非宗教同盟”的主要论点为：一，宗教迷信神权及祭司，与科学对立；二，宗教定于一尊，与民主不相容；三，宗教派生之变象宗教（教条主义）亵渎人类尊严，祸害与宗教无异，四，铲除宗教与变相宗教后，人类始获真正自由与平等；五，政治应与宗教及变相宗教分离，否则便成为专制独裁与暴政。此五点看法，后来即演变为中共的宗教政策。批评和反对某一种宗教，固然是言论自由和思想自由的一部分；但是，敌视所有的宗教，取消公民的宗教信仰自由，便越过了现代文明社会的底线。在此意义上，“非宗教运动”是义和团运动的“第二波”。然而，偏偏就是这些口号式的、非此即彼的说法，让许多年轻人引以为是颠扑不破的真理。
“非宗教同盟”的这些看法，基本上是继承法国大革命和俄国革命的传统，宣扬铲除宗教信仰和文化传统，创造一个“人定胜天”的新世界。殊不知，在这个新世界里，民众却沦为独裁暴政的牺牲品：当宗教信仰自由被摧毁之际，也就是人类无法维持其良心的自由之时。四川诗人流沙河说，凭我的体验与感受，凡是打菩萨毁庙宇了，就预告劫难来了，不仅这半个世纪是这么预警，过去张献忠、洪秀全也是这么打菩萨作灾难序幕呢。一个政权试图以政治力量消灭宗教信仰，就预示着个人自由全面的、彻底的消亡。当晚年的罗章龙心惊胆战地旁观文革的狂潮的时候，有没有对作为始作俑者之一的自己当年的种种做法作深切的反省呢？
被遗忘的捍卫宗教信仰自由的声音
对“非宗教同盟”的言行公开表达不同意见的，不是教会，而是极少数保守主义知识分子。一九二二年三月三十一日，北大教授钱玄同、周作人、沈兼士、沈士远、马叙伦等发表宣言，反对“非宗教同盟”及其发起人，斥责反宗教运动违反约法与宪章。梁启超于四月十六日在哲学社发表公开讲演，题目是“评非宗教同盟”，斥责反宗教运动违反约法与宪章。罗章龙将这些批评者统统归入“国内宗教迷信者”的行列，其实这些人大都不是基督徒或宗教信仰者。他们之所以在“非宗教同盟”得到民意支持、对基督教展开攻势时仗义执言，不是对基督徒的“护教”反应，而是对以宗教信仰自由为根基的个人自由和作为临时宪法的《约法》所代表的法治精神的保卫。
在这场论战中，周作人是反对方的主将，他说：“这回对于宗教的声讨，即为日后取缔信仰以外的思想的第一步”，“思想自由的压迫不必一定要用政府的力，人民用了多数的力来干涉少数的异己者也即是压迫”。虽然他不是基督徒，但他对基督教颇有好感，甚至主张“在中国不提倡宗教则已，如其必须提倡宗教，恐怕孔佛耶三大宗教比较起来，还是耶教适宜些，因为佛教的性质……是向后的，而孔子的思想太缺乏奋斗的精神，所以比较起来，耶教或者可以有矫正现在中国的地方”。他在《圣书与中国文学》一文中明确提出“现代文学上的人道主义思想，差不多也都从基督教精神出来”，在《山中杂信》一文中又进一步主张“要一新中国的人心，基督教实在是很适宜的。极少数的人能够以科学艺术或社会的运动去替代他宗教的要求，但在大多数是不可能的。我想最好便以能容受科学的一神教把中国现在的野蛮残忍的多神——其实是拜物——教打倒，民智的发达才有点希望。”
周作人敏锐地看到了“一神教”的基督教不是迷信而是现代科学的滥觞，也看到了基督教是近代人道主义思想和人权价值的源头活水，堪称五四那一代知识分子当中思想最深刻的一位。可惜，随着五四之后中国社会思潮的日益激进化，周作人和他的思想亦日渐边缘化。先知式的人物在故乡从来都不受欢迎。更为遗憾的是，在教会内部以及一些基督徒知识分子（如冰心、老舍）那里，我们没有看到类似的清澈而明智的回应。而中国社会的普罗大众，更是没有意识到独裁专制的猖獗，始于良心的自由和言论的自由的被剥夺；而良心的自由和言论的自由的消失，又始于宗教信仰的自由的丧失。百年来，中国人所遭受之暴政愈演愈烈，而这些暴政偏偏又是“没有信仰的大多数”主动选择的。
今天，我们仍然生活在“非宗教同盟”营造的一种社会氛围之下，二零零九年的法律援助组织“公盟”被查封事件和北京最大的家庭教会之一的守望教会被赶出聚会场地事件，本来具有同样的重要性，但公共知识分子和社会舆论，对前者的关注千百倍于对后者的关注。对此，我不能不深感忧虑：如果今天的中国人仍然无视宗教信仰自由的重要性，那么良心的自由与普世的人权便无从实现。
二零一零年一月十四日
四川成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