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立国之初受到英国的普通法传统，以及资产阶级革命思潮的影响，强调契约自由、私人财产神圣，严格禁止罢工。在19世纪早期，为提高工资和改善工作条件而采取的罢工，都被当做普通法里的“共谋”犯罪来打击。1792年成立的费城制鞋工人协会，是美国第一个劳工组织，但在1806年因为罢工被法院判定为犯罪。当年的法官称：工人联合要求涨工资，一是自利行为，二是对没有参加他们组织的人的伤害，法律谴责这两种行为。
这种态度在1842年有所转变。在马萨诸塞州诉亨特案判决中，州最高法院法官肖强调：罢工要么有非法的意图，要么是用了非法的手段，否则就不是刑事犯罪。
从此，罢工本身不再是刑事犯罪，但雇主们发现通过向民事法官申请“禁令”制止罢工更便捷。禁令是英美法特有的制度，法官可对“明显的侵权行为”发禁令，因为禁令是不经过陪审团的，也不需要经过诉讼，所以很容易被滥用。1890年反垄断的《谢尔曼法》，居然被雇主用来禁止工人罢工。该法本意是限制大型托拉斯跨州搞价格合谋，操纵市场，其中明确宣布“每一个限制州际贸易或者商业的合同、企业联合……或共谋”为非法。法院居然会把罢工看定为垄断“共谋”，这是基于如下的价值判断：提高企业的竞争力和维持社会活力，比雇员提高工资水平更有利于整个社会。即所谓“效率优先”，这背后是社会达尔文主义、斯宾塞的自由主义，这就是那个镀金时代的神学，它还可以叫“帝国主义”。
当时劳联抨击：法官成了不负责任的暴君，为公司的利益而大行专制统治。司法权坚守过时的“契约自由”，昧于时代，倒行逆施，甚至行政机构也很光火，老罗斯福总统在1907年国情咨文中称：法院滥用禁令干涉罢工，对我们的社会安全来说将是最不幸的事情。
这一时期美国社会矛盾尖锐，劳资暴力冲突不断。因此，片面的契约自由观，已经开始逐渐被社会所抛弃，劳资合作逐渐成为社会共识。当时威尔逊总统提出“劳资合作”的观点。著名经济学家康芒斯和李尔森，创建了制度经济学，强调集体谈判是一种宪政制度，试图让“制度”推动社会进化。著名法学家庞德提出“现实主义法学”：法律的目的不仅是保护个人权利，更重要的是保护社会利益。所谓契约自由，是在双方平等情况下形成的；如果劳资双方本身不平等，那么就需要政府的干涉。“伟大的异议者”霍姆斯法官也指出：法律不是一系列观念的机械罗列，法律要传承历史，更要反映时代的变化，反映当下人的生命体验，他讲出了那句“法律的生命不是逻辑，而在于经验”的名言。
到了1914年，水到渠成，美国国会通过了《克莱顿法》，其中明文禁止法官在劳资纠纷中发禁令，“除非为防止财产或者财产权遭受不可弥补的损害”。这就等于说一切不直接破坏财产的罢工都是合法的，这被称为“劳工的自由宪章”。1932年国会颁布了《诺里斯-拉瓜迪亚法案》宣布禁令和黄狗条约（禁止工人自由参加工会）无效；相反规定，一切妨碍集体谈判实施的行为才是违法；并且明确宣布保护劳工自由组织工会，并与资方进行集体谈判是美国公共政策的目标。最终1935年《瓦格纳法》（《国家劳资关系法》）出台，政府在劳资谈判中保持中立，但工人可以自由组织工会、集体谈判、设置纠察，雇主则可通过解雇等手段，双方展开博弈。
自此包括罢工权在内的“集体谈判”权成为法定权利，而传统的契约自由理论——劳资关系是“平等”的，不需要国家干涉，彻底寿终正寝。
再举一个例子如果消费者因为汽车质量受到伤害，就可向汽车厂商索赔。这在我们现在看来是天经地义。然而，仔细分析一下，商品质量责任与传统的法理严重冲突：合同具有相关性，只约束合同当事人，不能约束合同之外的人；买车子是你跟经销商的事，与厂家无关，出了问题，你只能找经销商，不能找厂家。这样的传统理论，在大工业化时代里，就显得不适合了。1916年麦克弗森诉别克汽车公司案中，别克汽车质量有问题致原告伤害。著名的卡多佐法官做出判决：制造商给予注意的责任不受合同关系的限制，受害人无须与制造商有合同关系即可获得赔偿。从此明确了厂商的产品质量责任，无疑卡多佐法官的这个判决是对传统的突破。
可见，理论的目的是让人活得更好，人的生活不是为了让理论更加严谨。理论是灰色的，生命之树常青。当既有理论——无论在历史上曾经多么先进、多么值得敬畏——无法适应时代的发展，要么就被变革，要么被抛弃。理论的正确性，不在于理论自身，而在于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