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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争政治》，(美)查尔斯·蒂利、西德尼·塔罗著，李义中译，译林出版社2010年6月版，28.00元。
◎延伸阅读 《集体暴力的政治》，(美)查尔斯·蒂利著，谢岳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12月版，24.00元。
查尔斯·蒂利是当代中国人应该特别留意的学者。尽管这位历史社会学的巨擘已于两年前去世，可是他的集体行动研究将在我们这个时代持续发挥效用。
蒂利一生作品繁多，有人计算过，共有51部著作，600多篇论文。但是他的主旨是一以贯之的，那就是集体行动。当然，宽泛而言，参加合唱团或一起看球赛都算是集体行动，那虽然有趣，但不值得历史社会学深究。因而更准确一些，用蒂利自己的话讲，他的研究主题是那些以“抗争”（conten-tion）为主轴的集体行动。
一直以来，蒂利从两方面去接近集体行动。他关注“人们共同行动所追求共享利益的路径”，也关注社会结构变化所引起的集体行动在手段和目标上的改变。因此，他既考察叛乱、抗税、反对征召等传统的集体行动，也重视诸如城市化进程、经济衰退以及社会转型等引发的示威、游行、罢工等较为现代的集体行动。有意思的是，无论是传统的还是现代的抗争案例，当代中国应有尽有———蒂利的学问大有用处。
在刚出版的《抗争政治》里，蒂利和他的合作者西德尼·塔罗讨论的是集体行动中最重要的那一部分，即“抗争政治”（contentions politics）。这部著作提供了一条明晰的主线，足以将蒂利的其他作品串成珠链。
人们为什么抗争？在《斗争的动力》（查尔斯·蒂利等著，译林出版社）已有交代。社会结构的张力、个人利益的理性追求、集体认同感以及文化心理，诸多原因交织。这一次，蒂利把主要精力放在抗争政治的多种形式、主要特点以及历史变迁上。
什么叫抗争政治呢？蒂利指出，这是一种结合了以下三个主要特征的社会互动。第一，它是抗争的；第二，它是集体行动；第三，在这些互动中，有政府介入。很显然，抗争政治是一个宏大的概念，足以包括革命、宗教和伦理冲突、民主化运动、集体维权、民族主义浪潮、反全球化等等各种社会互动。在这些社会互动中，行动者们为了共同的利益或者一致的目标协同努力，提出一些影响他人利益或导向的要求。而在其中，政府或是提出要求的行动者，或是被行动者要求的对象，抑或是作为第三方介入———这就叫“抗争政治”。
事实上，由于政府掌控着大量的强制手段，拥有军队、警察、法院和监狱，所以抗争性质的集体行动极少出现在政府划定的边界之外。政府制定支配集体抗争的法规，确定集体行动的范围，决定谁可以提出集体要求，提出什么样的要求，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并总是对集体行动会否建立一个与它竞争的权力中心保持高度的警惕，因而它在抗争政治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但是，政府未必是抗争政治的主角。关于这个角色的进一步讨论，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参阅蒂利的《集体暴力的政治》一书。在《抗争政治》中，蒂利更多讨论的，是抗争政治中的“非政府的行动者”，或者说“抗争者”。他们不但与政府抗争，还与宗教的、伦理的、经济的或其他非政府的权力拥有者抗争，当然，彼此之间还会相互竞争，他们才是抗争政治的第一主角。
抗争政治是一个宏大的概念，难免有模糊与误解之处。因此，尽管蒂利在书中用了一定的篇幅来澄清概念，辨识机制，但他没有对事实进行削足适履的加工，而是时时强调抗争政治的历史维度。他告诉读者，概念是理解事实的工具，而不是指导人们行动的准则。他注重事实的归纳，而非理论的演绎。在这点上，蒂利更偏重于历史学家，而非社会学家的立场。
历史意识促使蒂利在对待“社会运动”这一抗争政治的特殊形式时显得尤为谨慎。他承认，他向来避免使用“社会运动”这一术语。因为他认为，社会运动只是种类繁多的抗争政治的一种特殊形式，不能将所有的集体抗争都放进这个罐子里。不过，他也承认，随着历史的变迁，社会运动不但产生了，而且越来越重要，所以他在《抗争政治》中仍专辟一章来讨论。至于更加翔实的社会运动，蒂利另有一书值得学习，那就是《社会运动，1768—2004》。
在书中的第五章，蒂利描述了发生在法国的一次失败的社会行动。那是1972年的里昂，警察卷入卖淫业的腐败活动遭到曝光，后果却由妓女们承担———她们的营业场所被警方查禁了。一小群妓女组织了游行，准备到省长官邸前示威。没想到，这帮天真的女人却被一小队主动示好的警察带进了警察局。结果她们不单遭到警察的斥责，还被报纸电视曝光羞辱。遭遇失败的妓女们组成了一个非正式的团体，在一个宗教团体的支持下开始新一轮抗争。她们给省长写信提出请求，被断然拒绝，其间还有人被捕入狱。于是妓女们只好放弃平和的抗争方式，转而采用较为激烈的手段。她们决定占领一座教堂以示抗议，但行动也失败了。警察不经主教的同意就冲进教堂，将妓女们驱赶出去。在更加严酷的政府压力下，抗争四分五裂。同盟撤销了对她们的支持，曾经对她们表示声援的女权运动者们发生了分裂，除了几个借助新近获得的名声脱离这个古老行当的运动带头人，大多数妓女只得重新恢复流落街头的状态。
像这样的具体例子，蒂利在《抗争政治》中举了不少。他提醒人们，抗争政治这个概念不仅具有历史的厚度，更具有现实的意义。实际上，抗争政治的技艺一直在持续不断的发展中，在挫败与成功的反复教育下，抗争者的集体行动也越来越成熟和有效。就像蒂利所说，里昂妓女们的行动并未全然失败，她们的行动在全国传播，并得以仿效。自此，她们的抗议行动也成为劳动者维权运动的一部分———这是蒂利时刻不忘为我们提供的历史激励。
抗争也是一门技艺。这是我读《抗争政治》的一个体会。在一定程度上，当代中国人的抗争未必达到了里昂妓女的水准，这让我对某些抗争者的命运唏嘘不已。希望更多的人来阅读蒂利，学会如何抗争。